第二章 上学——起义
10 学馆
大约当我六岁的时候，父亲和母亲把我送进奥克拉舍夫斯卡雅太太所办的一个小小的波兰学馆里。
奥克拉舍夫斯卡雅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她从事教育是出于无奈的，因为她的丈夫遗弃了她，并且把两个女儿留给她，置之不问了。她拿她所懂得的东西来教人：我从她那里学会了法文的读音和“生字卡”，后来她要我用波兰话硬记《涅姆采维奇史诗》
。我很喜欢这些史诗，我的智力由于这册波兰纹章书籍中的诗歌知识而增长了。但是当这位善良的女人得陇望蜀地要我用法文教科书来学习地理的时候，我的小脑筋就坚决地反抗了。她就减少这种有益的知识的分量，减到半页，再减到四分之一页，五行，一行……然而都没有用。我对着书本，眼睛里噙着眼泪，这实验的结果，我竟连并列的两个词都记不牢了……
不久之后，我患了间日疟疾；病后我就转入“雷赫林斯基老爷”所办的一个大的学馆里，我的哥哥已经先在那里念书了。
这是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奥克拉舍夫斯卡雅的学馆里念书的都是小孩子，所以我在那边觉得自己是个小孩子。每天早上家里用车子送我上学，课毕之后，我坐着等候马车夫开车子来接我，或者女仆来领我。在雷赫林斯基的学馆里念书的不仅是小孩子，还有年纪很大的青年，他们有时竟会捻弄很像样的髭须了。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就在学馆里念书，其余的人又进中学。因此我骄傲地感觉到，我初次变成了某个团体的一员。
接送了两三次之后，我熟悉了路头，母亲就允许我独自上学。
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的初次独自出门。我左手拿着一束书和练习本，右手拿着一根防狗用的短短的鞭子。那时候我家已经从城中心迁居到郊区，我们的房屋的窗子朝着一片空地，这空地上常常有许多半野生的狗成群地跑着……我独自出门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好比猎人走进荒林时的感觉一样。我紧握着鞭子，机警地向各方面张望，以防危险。我看见一个犹太孩子跑向工艺学校里去；一个脸上很脏的鞋匠学徒赤脚走着，手里却拿着一只大靴子；一个大汉手里拿着鞭子，走在一辆载泥的车子旁边；还有一条野狗低着头跑过我身旁，——我似乎觉得他们都知道：我这个小孩子是母亲初次许可独自出门的，并且衣袋里还带着三个铜币（一个半戈比）的一大笔款子。我准备着抵抗犹太孩子和拿靴子的孩子的侵犯。只是那个大汉，我认为要抢劫我是很容易的，而那条狗可能是疯狗……然而大汉和狗都没有注意我。
我终于走到了学馆的大门口，站定了……我之所以站定，只是为了要延长充满我全身的那种特别快适而骄傲的感觉。我可以像浮士德那样对这一分钟说：“你真美呀：停留一下！”我回顾一下自己的还很短促的生涯，觉得我已经长得很大了，而且可说是已经在这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我能够独自跑过两条街和一个广场，全世界会承认我这种独立的权利了……
也许这瞬间中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因为无论是那时候的内心感觉或外表细节都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我心里仿佛有一个人正在从旁观察我这个站在大门口的孩子，倘用言语来传达这观察的结果，那么大致是这样：
“请看我！我就是有一天夜里抱在保姆手里看火烧的那个人；我就是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用拐杖敲打想象的贼的那个人；我就是烫痛了手指一回想起这件事就哭的那个人；我就是初次听到树林的喧噪声而呆若木鸡地站在林中的那个人；我就是不久以前由大人牵着手送到奥克拉舍夫斯卡雅那里去的人……而现在我竟能大胆地通过这么许多危险，走到了学馆的大门口，而且在这学馆里我已经有了‘门徒’这个高贵的称号。”于是我望望四周和上面。四周是街道和房屋，上面是大门的旧横梁，横梁上有两只鸽子。一只安静地停着，另一只在横梁上走来走去，特别愉快而清楚地发出咕咕声。四周一切都清楚而愉快：房屋，街道，大门，尤其是高高的青天——天空中有白云慢慢地移行着，仿佛有人在那里轻轻地推它。
这一切都是我的，这一切都特别深刻地侵入我的心中，变成了我的财产。
我欢喜得几乎叫了出来，用力把书包一甩，就跨着和我的年龄不相称的大步走过了院子……我来到雷赫林斯基的学馆里，自己觉得仿佛是一个特别有名而重要的人物……然而我对于比我先进学馆的同学们，并不因此而失却崇高的敬仰，对老师们自不必说了……
在这学馆里谈不到实行新教育法。雷赫林斯基自己已经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拄着两根拐杖走路。他的头发剃得很短，头是方的；面孔宽广而肥胖；两个肩膀由于经常拄在拐杖上，变得异常宽阔而耸起；因此他的全身显成方形，似乎很笨重。有时候他坐在椅子里，把两只青筋暴露的手臂伸向前面，瞪出两只眼睛，用有力的声音叫喊：“我要打断你们的骨头！……全身的骨头……”这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吓得魂不附体……但是这不是常有的事。这位善良的老人节省这种措施，只有万不得已时才用到它。
这里的语言教学法很特别：我在进学馆的第一天就知道，我必须一天说法国话，一天说德国话。我既不会说法国话，也不会说德国话；我一开始说波兰话，我的脖子上就出现了一根绳子，绳子上挂着一根相当粗的戒尺。这戒尺的形状好像一把狭窄的铲子，上面写着法文“la règle”（戒尺），另一面写着波兰文“dla bicia”（罚打）。吃早饭的时候，全体学生坐了五六桌，雷赫林斯基自己坐在中央一桌上，别的桌上坐着他的妻子、女儿和教师们，这时候雷赫林斯基用法国话问：
“戒尺在谁身上？”
“去吧！去吧！”同学们说着，就推我去。
我胆怯地走近中央一桌，把戒尺呈上去。
雷赫林斯基是我母亲的一个远亲，常常到我家来，跟父亲下棋，对我总是非常亲切。但是这时候他一声不响地拿起戒尺，命令我伸出手来，手掌向上，然后……过了一瞬间，我的手掌上就留下一个打红的痕迹……我小时候是神经质而爱哭的，但是身体上疼痛的时候我不大哭；这一次我也不哭，而且竟不免骄傲地想：瞧，我已经像真正的学生一样给“打手心”了……
“好，”雷赫林斯基说，“你再把戒尺拿去，去给别人。喂，你们这些顽皮家伙，教教这个小孩子：拿了这戒尺去应该怎么办。要不然他就一辈子挂着了。”
的确，我把戒尺挂在身上，却不懂得应该先把它藏起来，然后把它挂到偶尔讲波兰话或俄国话的人的脖子上去……这办法有些近于鼓励暗探行为，但是照这学馆的惯例，它已经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滑稽游戏。学生们高兴地把戒尺挂来挂去，而拿了戒尺走近桌子去的人，也勇敢地接受重重的一下手心。
但是在其他一切事件上，任何暗探行为和互相告发完全是不能忍受的。凡是有一个新生去申诉或告发的时候，雷赫林斯基立刻叫出那个犯错误的人来，严格地审讯他。如果这告发是正确的，就执行惩罚：用那根戒尺来打，或者罚跪。但是在执行惩罚的时候，告发者也必须在场。有时雷赫林斯基问他：
“喂，怎么样？现在你开心了吗？”
大家都觉得，凡是有人告发一个同学，这同学所受的惩罚往往比他的过失更重。大群学生同情地看那个受罚者，而轻蔑地看那个告发者。过后有好些时候大家用山羊叫似的声音来嘲笑那个告发者，并且称呼他为“山羊”……
一般说来，这学馆里有一种特殊的风气，这一切我都很喜欢，除了数学教师巴希科夫斯基老爷以外。
这个人大约三十多岁，个子很高，身材瘦削，可是体格强壮，相貌非常漂亮。然而我那时候还不大会赏识大家公认的他的美。他那双像鸟眼睛一般又大又圆的眼睛，他那个像鹰喙一般隆起而尖锐的鼻子，我觉得都讨厌极了。他的髭须很长，是染过的，两端像线一样细；手上留着指甲，洗刷得很清洁……他的指甲很长，而且头上都是尖的……总之他这个人养尊处优，华丽奢侈，衣冠楚楚；他穿着花背心，手上戴着戒指，身上挂着有坠子的链条，在他周围散布出香油、衣浆和浓烈的烟草的气味。上课的时候，他有时用一种骨器来剔指甲，有时热心地用他的瘦长而被烟气熏黄了的手指尖来整理髭须……据说他正在找求一个富裕的情人，并且已经遭逢了好几次失败；就在这期间，我被注定着跟这“美男子”学习数学的基本知识……
这件事立刻不正常起来。我觉得这个高个子的人对身材矮小的孩子怀着不能遏制的轻视；而我和另一个同学苏林却是全学馆中身材最矮小的。我们两人不知怎的都不能从巴希科夫斯基那里学会什么，既不能学会一个“法则”，尤其不能学会一个“验算”……
巴希科夫斯基老爷的教授法是特殊的：他往往搂着一个孩子的腰，把他拉到身旁，和蔼地把左手放在他的头上。这小孩子立刻觉得有五个像针一般尖锐的指甲碰到他的短发的头皮上，数学的智慧显然是必须通过这五个指甲钻进头脑里去的。
“喂，好孩子，你懂了吗？”
在他那双凸出的大眼睛里（谁能认为这双眼睛是美的呢！）开始发出一种绿油油的闪光。我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头顶的五根“针”上了，我就低声地回答：
“懂了。”
“你讲讲看。”
我就胡乱地讲了一些。五个尖锐的指甲越来越紧地抓进我的头皮里去，我的最后一点理解力也消失了……只剩下那双讨厌的眼睛里的绿油油的闪光和头上的热辣辣的五点。此外一无所有……
“苏林，你讲给他听！”于是苏林也开始演出同样的一套。
他也把我们两人一同叫到黑板旁边去。我们顺从着命运走过去，踮起脚尖在黑板上写了一些，互相解说了几句。苏林的圆面孔上的那双温良的眼睛带着一种毫无根据的希望盯住我看，以为我会懂得什么的；我也带着同样的希望向他看。同学们都愁闷地默不作声。巴希科夫斯基得意洋洋，然而他眼睛里的闪光越来越凶恶了。他突然挺身而起，于是就有一种意外的发作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他往往从一张床铺上抓起一个大枕头，准确地向我们打过来，把我们两人打倒在地。然后他跑遍公共寝室，把所有的枕头都收集拢来堆在我们的倒楣的身子上，黑板旁边就出现了一个枕头山。
“你气闷吗？”和善的苏林问我。
“我不气闷。你呢？”
“没有什么，还可以……”
我们听见巴希科夫斯基的叫声越来越模糊了，我们准备就这样躺着直到下课。然而不久这些枕头又一个一个地各自飞回到床里去，我们的活埋就此平安无事地告终，我们又复活过来迎接新的灾难了。
有一次这个阎罗王走近我来，抓住了我的衣领，用他那只有力的手把我提到空中。
“哪里？……哪里有钉子？”他用喉头挤出来的声音说，他那双凸出的眼睛就向墙壁上扫射。
“我要把这个坏蛋挂起来！”
墙上没有钉子。于是他叫喊：
“把窗子打开！”
窗子就打开了。巴希科夫斯基面对窗子站着，开始把我的身体像钟摆一样甩来甩去，一面配合这动作的拍子而念着：
我要把你这个坏蛋
丢进捷捷列夫河里……
这是我生活中鲜明的瞬息之一。巴希科夫斯基拿来威吓我的那条河，在窗子里是望不见的；但是可以想见山的缺口那面有一个斜坡，远处还有峭立的对岸……窗外这些风景摇荡着，闪现在我的悲哀的目光面前；这时候巴希科夫斯基又用一种特别残酷而放肆的口吻来描写以后的情况，他说：母亲等候儿子……儿子不回来。她派马车夫菲里普去找。菲里普就来找少爷。少爷躺在河里，两只脚向着河岸。头浸在水里，两个鼻孔里……有两只龙虾！……我一面在空中摇荡，一面听他说；我同情这个可怜的孩子……我设想那两只龙虾的实际情况，尤其觉得可怕……
这些强烈而非常多样的感觉，变成了我和算术之间的一种牢不可破的障碍物。甚至过了若干时，巴希科夫斯基被解职（或许是他找到了情人）之后，我还是确信我只有在上帝的特别恩惠之下才能懂得除法验算，而这种恩惠我是生来就无分的……
其余的功课我都学得很好，我做一切都不须特别费力；我对这时期的回忆的主要背景是：蓬勃发展的生活的欢喜、热闹而和谐的友谊、虽然严格而并不难以遵守的校规、新鲜空气中的奔跑、高飞的皮球。
这教育制度中的最优点，是对导师们的一种特别亲近而几近于友谊的感情。上课的时候常常很肃静，只有在各个房间里讲课的教师们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学馆。然而这些青年教师也到宽广的空地上去参加我们玩皮球，或者在冬天参加击木块和打雪仗的游戏。这时候我们对老师们完全不必让步或宽容。我们可以照样用力地用皮球去打他们；把水淋淋的雪球打到导师兼法文教师许格涅特先生的脸上，也被认为是完全许可的一件乐事……
许格涅特是一个灵敏活泼的、多血质的年轻法国人，性情愉快而特别急躁。凡是他的指示，我们都绝对听从；我们很喜欢他当值，因为那时候特别愉快热闹。他也很高兴和我们在一起；洗澡的时候，每次都由他陪我们去……
我们去洗澡的时候，必须经过圣女广场的大片空地，这广场通向一所古老的圣女修道院。这修道院里有一个孤女收容所。每次当我们这群人兴高采烈地经过这地方到捷捷列夫河去洗澡或者回来的时候，总是看见许多孤女戴着完全遮住脸部的、长而白的浆硬的风帽，规规矩矩、肃静无声地排成行列在广场上兜圈子……行列前面和后面走着监督的修道尼；有一个老妇人，大概是修道院的院长，坐在凳子上织袜子或者数念珠，她不时地望望正在散步的孤女的行列，宛如老母鸡望它的一群小鸡一样。
走过这广场之后，我们就兴高采烈地跑下长满千金榆的斜坡，于是捷捷列夫河岸上就响彻了我们的叫喊声和泼水声，河里麇集着许多沉浮出没的孩子的身体。
这时候许格涅特先生脱了衣服坐在沙岸的斜坡上，用心注视着我们所有的人，有时鼓励学习游泳的小孩子，有时制止年纪较大的孩子的过分淘气。后来他命令所有的人都走出水来，这时候他自己才跳到水里。跳进水的时候，他从岸上翻几个姿势绝妙的斤斗，喷几口水，然后鼓动四肢，顺着河流向远处游去了。
有一次，当他还坐在岸上的时候，他捉弄我的哥哥和小雷赫林斯基，他们两人是最后走出水来的。岸上没有凳子，要穿靴子的时候，必须一只脚跳着，把另一只脚伸进河里去洗。许格涅特先生这一天闹得特别厉害，他们两人刚刚走出水来，他就向他们撒一把沙。他们只得再爬到水里去洗。他把这恶戏反复了好几次，同时哈哈大笑地嘲弄他们，终于使他们不得不抓住了靴子和衬衣向两旁远远地逃开去。
这一场恶戏结束之后，许格涅特先生自己逍遥自在地跳进水里去，开始像鸭子一般潜水并游泳。后来他十分气喘而疲倦了，就走上岸来；他刚要穿衬衫的时候，那两个孩子也来向他撒沙了。
许格涅特笑起来，又爬进水里去；可是后来他走出水来，刚刚走近衣服，他们就又撒沙子了。
他装出la bonne mine，可是他的脸涨红了。他站定了，简截地说：
“Assez！……”
说过之后他重新穿衬衫，但是两个顽皮孩子中的一个抑制不住，又向他撒了一把沙子。
这个法国人勃然大怒。那件浆硬的衬衫飞落在沙地上；他的脸色发紫，眼睛凶狠起来了。两个顽皮孩子知道闹得太过分，就惊慌地顺着山路逃上去；许格涅特光着身子去追赶，不久这三个人就都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以后所发生的事，在那阴森的修道院里一定被当作一种魔鬼作怪的事件而长久地讨论。她们首先看见山的缺口地方闪现出两个惊慌的学生，这两个学生冲过正在散步的孤女的队伍，就向修道院的菜园中间的大路飞奔而去。这两个飞奔的人所引起的一场混乱刚刚安静下来，山口突然闪出一个情急气喘而完全裸体的许格涅特。前面还望得见两个逃跑的人，这发狂的法国人就也冲过广场去……那些吃惊的修道尼划着十字，念着祈祷，连忙把她们的孤女集成一堆，像赶一群小鸡似的赶进修道院去；许格涅特向远处奔跑去了……
两个孩子在修道院的大菜园里茂密的豌豆和扁豆丛中躲藏起来。许格涅特追到栅栏旁边，方才相信再追过去是徒劳的了。同时他就像亚当犯罪之后一样，发现自己裸着身子，觉得羞耻了。两块园地之间一片广阔的空地的中央，通向园地的路径的旁边，正好有一丛美丽如画的树木，树根上繁茂地长着许多嫩枝。这可怜的法国人就躲进这里面，探出头来等待着，希望他的学生们会想到替他拿衣服来。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位裸体导师的突然失踪，使我们觉得为难。我们想不到他会跑得这么远；我们一边等他，一边向河里丢石子，在河岸上跑来跑去……
修道院的广场上也完全安静了，生活开始进入常轨。几个年老的修道尼出现在宽广的台阶上，她们看见魔鬼作怪的痕迹全都没有了，就决定来完成这散步运动。过了几分钟，戴白风帽的孤女的行列又由庄严的圣勃利吉塔尼僧团员伴着，规规矩矩地在那里兜圈子了。拿着念珠的老妇人也在她的凳子上坐得很安稳了。
这时候太阳已经西斜。那个可怜的法国人在树丛中白白地等候，不耐烦起来；他看见没有人来救他，就突然决心冒一次险：他从他的隐蔽所里跳出来，又不顾死活地冲向河边去……正当我们上山去探察的时候，忽然那个法国人在女人们的神经质的叫喊和全体的骚乱声中像暴风雨一般从我们旁边闪过，他无暇选择路径，就穿过丛林奔跑下去了。
当我们回到学馆里的时候，两个闯祸的人已经先在那里，他们惊慌地探问许格涅特在哪里，又问我们看见他神色怎么样。这法国人在快要喝晚茶的时候回来了；他的眼色很愉快，但是板起面孔。晚上，我们照例大家并坐在长桌子旁边，捂住了耳朵大声地念书。这时候声音嘈杂得不可名状，许格涅特先生严肃而干练地在桌子中间走来走去视察，防止有人淘气。
直到夜里，大家就寝而灯火熄了的时候，许格涅特所睡的“舍监床”里突然发出笑声。他坐在床上捧腹大笑，几乎滚倒在床里……
我在这学馆里求学的最后一个时期中，这个善良的法国人不知怎的不见了。据说他到某地方去应试了。后来我在中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学年刚开始，我突然在一个狭小的走廊上碰见一个人，这人极像许格涅特，不过已经穿着蓝色的教师制服。我和另一个也是从雷赫林斯基学馆转入中学的同学一起走着，我们两人都很欢喜地向这个老朋友迎上去。
“许格涅特先生！……许格涅特先生！……”
这人站定了，一本正经地把我们打量一下。我们两人狼狈而胆怯了。
“啊？……怎么？有什么事？”他问，又用冷淡的眼光向我们一瞥，这新教师就摆动着手里的一本点名册，头也不回地从走廊上跑远去了。
“不是他？”我的同学问我。可是后来我们知道这位新教师的姓氏确是许格涅特，但是这里已经是中学，是官立学校，所以愉快的许格涅特在这里也变得带官腔了。
又有一次我们在街上碰到了。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以为许格涅特在中学里才严肃而倨傲，现在在街上，他一定又会像一个愉快的老朋友一般照旧和我说笑。我走近他的时候，脱下制帽，怀着期待和希望向他看看。我相信他已经认出我了。可是他的眼光在我脸上一扫，冷淡地向我点点头，就眯着眼睛转过头去了。我的心剧烈地紧缩起来，我仿佛失去了一个亲近的人……
我在雷赫林斯基学馆里念了一年书，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我回想起第一次独自出门的情况来，已经觉得很奇怪。我现在已经十分熟悉那块空地、所有的草丛、附近的街道和胡同、到河边去的路……
有一天晚上，母亲因为忙碌，忘记派人来接我了。我不愿意留在学馆里过夜。独自步行回家觉得可怕，但同时又觉得有一种诱惑力。我决心回去，就把书本捆扎好，走出公共寝室，这时候同学们已经就寝了。
“来接你了吗？”导师问我。
“来接我了。”我回答了一声，就像避免诱惑似的匆忙地跑到台阶上，走到院子里。
那时候是秋天，下过一场雪，然而差不多已经在白天完全融化了；只剩下几堆残雪，在有几处黑暗中隐约发白。乌云在天空中推移，院子里伸手不见五指。
我走出大门，心惊肉跳地走向那片黑暗的空地，仿佛走到海里去一样。我一边走去，一边回顾学馆的明亮的窗子，这些窗子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我觉得在能够清楚地看见这些窗子的期间，我还在安全地带……但是后来我走到了空地的中心，那里横着一条深壕，也不知是标示这城的旧界的沟渠还是溪谷。
我觉得我在这里离开学馆和离开家里一样远近，家里的灯火已经在前面潮湿的黑暗中闪闪发光了。
忽然在我后面稍偏右的地方传来强烈而尖锐的啸声，我听到了就本能地蹲伏在地上。前面左方传来回答的哨声，我立刻猜想到这是两个人正在面对面走到一个地方去相会，这地方也是我所必须经过的。在黑暗中仿佛已经看得出模糊的人影，听得见沉重的脚步声。我迅速地俯伏在地上，爬进深壕里……
这时候又传来第三次哨声，立刻有三个人会集在空地上离开我的隐避处几丈远之处。我的心怦怦地跳起来，我生怕这三个陌生人由于这心跳声而发见了我……他们离开我那么近，我从深壕里望去，竟可以在朦胧的天空的背景上看出他们的模糊的侧影。他们谈了些话，声音轻得使人怀疑……后来他们走向空地的远处去了，我就差不多一口气跑到了家里……我的幼稚的心中又充满了一种欢乐的情绪，我觉得这“大概一定”是真正的贼了，这样看来，我已经体验过——并且十分勇敢地体验过——真正的危险了。
这恐怕是确实的，因为在我们这个荒凉地带几乎没有一夜不发生抢劫和偷窃的事件。我家的百叶窗一到晚上总是紧紧地锁闭。夜间，尤其是父亲因公出门了的时候，我们家里常常发生惊慌。那时候大家起床，女人们手里拿着拨火棍和铁叉站在窗子旁边。等到完全肃静之后，就可清楚地听见有人在外面悄悄地试探：窗闩有没有忘记插上，是否还有百叶窗可以撬开。这时候女人们就在里面敲打窗框并且叫喊。在她们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一种极度的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