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乌良尼茨基和“买来的孩子”
每天早晨，在房东家石房子的地窖的边间里，在一定的时候必然发生同样的现象。起初百叶窗的铁闩震动了，有人从里面拔去了晚上锁百叶窗用的栓。铁闩就像活的一样离开了，后来掉下去，发出响亮的声音；那时候就有一只手从气窗里伸出来，把百叶窗完全打开。以后，和地面一样高的玻璃窗也开开了，里面出现一个戴睡帽的人头。
这是一个房客，一个独身的老头儿，叫做乌良尼茨基老爷。他探出他那长着西班牙式胡子和老鹰鼻子的突兀的侧面来，仿佛在装拿破仑三世的腔调，向我们的旁屋的窗子惊慌地看一眼。那时候我们的百叶窗大概都还关着。乌良尼茨基老爷看到了这光景，又缩进自己的房间里，不久，窗台上就出现了他的整个瘦小的身体，戴着睡帽，穿着有花纹的睡衣，睡衣里面露出内衣和赤脚拖鞋来。他又向周围迅速地看一眼，用睡衣的前襟遮盖了一件东西，倏忽地走到屋角后面，走向后院子去，不久就用同样的方式从那里回来。
我们知道他的惊慌的眼色主要和我们的屋子有关，因为他不愿意让我的一个阿姨看见他穿睡衣的样子，这个阿姨就是他有时陪着到礼拜堂去的那个。人们取笑阿姨，恭喜她有了求婚者；也嘲笑乌良尼茨基，用波兰话称他为“三月情郎”，又说他曾经送给阿姨装在纸袋袋里的十个烂梨子和两颗廉价的小糖。乌良尼茨基的样子在早晨的确常常是很不体面的：他的睡衣穿得又旧又破，拖鞋也穿坏了，衬衫很脏，胡须是蓬蓬松松的。
乌良尼茨基老爷钻进自己的房间里去之后，就开始打扮。这是一种长久而复杂的手续，尤其是刮胡子的过程，活像举行宗教仪式。在这时候，我们就利用习惯所造成的权利站在打开的窗子外面看，而且有时候我的妹妹也把小脸从我们后面探出来张望。乌良尼茨基对于这件事绝不反对，只是在开始刮胡子的时候预先警诫我们，叫我们乖乖的，因为在这重要关头，极小的一个差错就有威胁他的生命的危险。
我们严格地履行这协定；当乌良尼茨基老爷抓住自己的鼻尖，用舌头来顶起面颊，小心地用剃刀来刮口髭或者在咽喉附近剃胡须的时候，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口，我们竟努力屏住气息，直到他最后一次把剃刀揩干净，收拾好那套用具为止。以后他就洗脸，使劲地用毛巾来擦脖子和面颊，搽上香粉，涂上发油，捻好髭须的尖端，然后消失在屏风后面了。过了一刻钟，他从那里出来，我们几乎不认识他了：他穿着一条紫丁香色的短小的裤子、一双擦亮的皮鞋、淡色的背心和圆后襟的深蓝色礼服。他的脸也仿佛穿上了衣服：皱纹完全消失了。他以这样焕然一新的姿态出现，常常使我们感到非常强烈的印象，这一点他觉得很高兴。有时他一边扣着自己的整洁的礼服上的最后一个钮扣，一边显然很得意地看看我们，说：
“啊？唔？怎么样？好吗？”
我们和乌良尼茨基老爷的关系这时候搞得最好。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老鳏夫”，又是一个“三月情郎”；我们知道这是可笑的，尤其是后面这个名称，因为这名称使人想起三月里在屋顶上怨慕地号叫的猫。乌良尼茨基老爷对于他所认识的每一个姑娘几乎都要追求，可是到处都被拒绝。他长着山羊胡子，两条瘦小的腿上穿着短小的裤子，这样子本身也显得可笑。然而这一切都是无害于人的；至于每天早上焕然一新的过程，不但引起我们的自然的好奇心，又引起一些含有敬意的惊讶。这在我们看来每次都是一个小奇迹，后来当我初次读到奥齐利斯神
变幻的时候，我的想象中突然复活了关于乌良尼茨基的早晨蜕化的回忆。
可是后来我们和“三月情郎”的关系剧烈地恶化了……
有一天，他觉得有一件事对于他的求婚声誉颇有不便，那就是他没有仆人，因此他必须亲自打扫房间，并且必须每天用睡衣的前襟遮盖着一件神秘的东西去旅行一次。
为此，他雇用了一个男孩子彼特利克——房东家的厨娘的儿子——来侍候他。厨娘“雷玛舍夫斯卡雅太太”绰号叫做柳巴妈妈，是一个很肥胖而尖声怪气的女人。人家都说这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暴君。可是她的儿子是一个温顺的孩子，脸色苍白而有麻点，并且患着亏损的热病。乌良尼茨基像卡舍一样吝啬，他和那厨娘讲定了便宜的价格，于是这个男孩子就到地窖的边间里去工作了。
这件事的结局是一场大出丑：有一天，柳巴妈妈两手撑着腰，把乌良尼茨基骂得满院子都听见，她嚷着，说她决不让自己的“小囡”受欺侮，又说教训当然是可以的，可是不应该这样……“喂，你们大家来瞧瞧：这孩子的背脊都给打伤了。”于是柳巴妈妈使劲地扯开彼特利克的衬衫，使他痛得尖声叫起来；她手里拉着的仿佛不是她的儿子，而是乌良尼茨基。
乌良尼茨基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并不出来理睬那个愤怒的女人的叫骂；第二天早上他又出现在窗台上，衣襟底下藏着那个神秘的东西。他在穿衣服的时候向我们解释，说彼特利克是一个极坏极坏的坏孩子。他的母亲也是一个下流女人……又说她是个傻瓜，他——乌良尼茨基——“会另外找一个更好的孩子”。他怒气冲冲地重复这些话，他的山羊胡子神气活现地颤抖着。
不久他到乡下去了几天，他有一个老父亲住在乡下；当他回来的时候，后面跟着一辆货车，满满地装着各种乡下产物，货车上坐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身上穿着短上衣，面孔黑黝黝的，眼睛圆圆的，恐怖地望着陌生的环境……从这一天起，这孩子就住在乌良尼茨基的房间里，打扫，提水，拿了饭盒到馆子里去买午餐。他的名字叫做玛美尔特，小名叫做玛美利克；不久院子里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孤儿，而且是一个农奴家的孩子，这孩子也许是乌良尼茨基的父亲送给他的，也许是他自己从某一个地主那儿买来的。
我完全记不起可以“买孩子”这个概念当时在我心中曾经唤起一些儿自觉的反感或愤怒。我那时候对于生活现象的理解十分模糊。我看见人有年老的和年轻的，健康的和生病的，富的和穷的；这一切，正像我前面已经说过，在我觉得似乎是“古已有之”的。这些都只是生来如此的事实，是天然的现象。世界上有可以买卖的孩子，也是一种生来如此的事实。然而无论如何，这种情况使得这个新来的孩子变成了引人注目的对象，因为我们看到过各种各样的孩子，却从来没有见过买来的孩子。因此当时我心中终究发生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
要结交这个买来的孩子是很困难的。即使当乌良尼茨基老爷出去办公的时候，他这个孩子也关闭在屋子里，只有在最必要的时候才走出来，例如倒垃圾，提水，拿着饭盒去买午餐。当我们有机会走近他去和他谈话的时候，他就惊慌地对我们看看，胆怯地挂下了他那双乌黑的圆眼睛，并且竭力想早些跑开，在他看来跟我们谈话仿佛是一种危险。
然而我们渐渐地接近起来了。这孩子不再低下眼睛，他停留下来，仿佛想跟我们谈话，或者微笑着从我们旁边经过。终于有一次，他在屋角上遇见了我们，把一只肮脏的桶放在地上了，我们就开始谈话。起初当然是问他“叫什么名字”，“你几岁”，“从哪儿来的”之类。这孩子也问我们叫什么名字，然后……跟我们要了一块面包。
不久我们就做了朋友。乌良尼茨基常常在一定的时间回家，像一架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因此我们竟可以走到他房间里去，不怕他碰见我们。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这个每天焕然一新的邻居其实是一个很吝啬而暴虐的坏人。他没有好好地给玛美利克吃饭，只是让他舔盘子，啃面包皮，并且已经无端地把他痛打了两顿。他为了不让这孩子闲着，不让他和那些“宝贝”玩耍（我们猜想，乌良尼茨基是用这个好听的名称来指说我们），就给他一种功课，叫他拔羽毛，把他拔下来的羽毛卖给犹太人做枕头用。我们把面包送来给玛美利克，他狼吞虎咽地把它吃了。
他那双悲哀的黑眼睛的胆怯的神色、他那黝黑的脸上的忧愁的表情、他所讲的事、他抓住我们拿给他的食物时的那种贪馋相——这一切引起了我们对买来的孩子的一种强烈而深刻的同情，又引起了对他的所有者的忿恨，这种忿恨有一天早晨发泄出来了。
可怜的玛美利克犯了一次过失，上一夜他就有一种痛苦的预感：老爷一定要打他了。早上乌良尼茨基从屏风背后走出来，并不像平日一样得意扬扬，却带着一种不可捉摸的表情。他不穿礼服，两只手反剪在背后。他站定在屏风旁边，叫玛美利克，命令他拿一样东西给他。但是当这孩子胆怯地走近去的时候，乌良尼茨基立刻像猫一样迅速地抓住了他，把他的头捺下来，夹在自己的两个膝盖中间了，扯下他的短裤，空中就响出鞭子的嗖嗖声。玛美利克拼命地叫喊，挣扎。
我们家里的人性格大都是温和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残酷的惩罚。我觉得，就印象的强烈而论，现在能够使我发生和那时同样的感觉的，除非是突然亲眼看见杀人。我们也在窗外叫喊，跺脚，并且骂乌良尼茨基，要求他停止鞭打玛美利克。但是乌良尼茨基反而越来越凶；他的脸相变得很难看，眼睛突出，胡须凶狠地翘起，鞭子不绝地在空中发出嗖嗖声。
我们很可能哭得神志昏迷，但是在这时候发生了一种我们所想不到的情形。乌良尼茨基家的窗台上有几盆花，他平日很热心地照料它们。最靠近我们的是他所心爱的一盆木犀草。我们的小妹妹忽然灵机一动，抓住了木犀草，把它连盆抛在地上了。花盆打破了，泥和花都掉了出来。乌良尼茨基老爷一时呆若木鸡了，后来他放了玛美利克，我们还没有提防，他的怒气冲冲的脸已经出现在窗台上了。我们搀着小妹妹逃到自己的台阶上，就在那里坐了下来，觉得我们已经进入自己的范围内，没有危险了。乌良尼茨基老爷果然在离开自己窗子不远的地方站定了，把鞭子藏在背后，开始用甜蜜的声音唤我们过去，答应给我们每人一颗糖，表示和解……可是他的狡猾太显明了，所以我们坐着不动，若无其事地看看他这种狡猾的行径……
就在这一天，也许是在这事件发生后最近的几天内，总之是一个节日，我们跟母亲和阿姨在街上走，乌良尼茨基老爷向我们迎面走来。他像平日一样穿得很华丽，他的皮鞋亮得令人眼睛发花，髭须尖头翘起，好像两根铁丝，礼服的钮扣洞里插着一朵花。我看见了他，心里有些害怕，因为我相信他一定要把我们的胡闹告诉母亲。可是我们大吃一惊：他不但不告诉，竟用手托着我们之中一个人的下巴，假意用甜蜜的声音在母亲面前称赞我们是“乖孩子”，又说他和我们非常亲爱。
这种失败的手腕首先使我们非常看轻他，其次使我们确信，乌良尼茨基为了某种原因，在母亲面前隐瞒他和我们之间所发生的冲突。这隐瞒就表示他承认自己的过失。这样一来，我们就觉得自己有充分的保障，于是我们就对乌良尼茨基开始正式的斗争。
儿童有时表现出可惊的观察力，并且能够可惊地利用它。乌良尼茨基老爷有许多怪癖：他异常吝啬，他房间里和桌子上的东西绝对不许人家挪动，他又怕锐利的器具。
有一次，当他抓住了鼻尖，用舌头顶起了面颊而专心一志地刮胡子的时候，哥哥从气窗里伸进手去拔开了窗闩，悄悄地爬进他的房间里，打开了通院子的门。他这样地替自己安排好了出路，就在房间中央跳起一种野蛮的舞蹈来。他蹦蹦跳跳，装腔作势，把脚踢得比头还高，又用粗野的声音叫：“咿呀呀得儿喂……”
我们站在窗子外面，提心吊胆地等候着情况的发展。可是我们大吃一惊：这不幸的情郎竟照旧呆在原地方。他脸上一根筋肉也不动，他照旧小心地抓着鼻尖刮胡子，照旧用舌头顶起面颊。我们看见刮胡子的手续还刚刚开始，而乌良尼茨基又不打算半途中止这工作，我和弟弟就也爬到房间里，去参加这热狂的舞蹈。这是孩子们的一种疯狂行径：椅子都翻倒，衣服从衣挂上飞下来，大大小小的刷子都掉在地上。吃惊的玛美尔特莫名其妙地鼓出了一双圆眼睛，看着这般无法无天的光景……只有乌良尼茨基老爷丝毫不动声色，脖子上围着一块布，手拿着剃刀，眼睛斜看着一面小镜子……直到他像平常一样仔细地刮完了胡子，小心地把剃刀放在盒子里了，方才突如其来地离开座位，赶过去拿鞭子。哥哥一溜烟地从打开的门里跑了出去，我和弟弟两人像受惊的猫一般奔向窗口。当鞭子在我耳边发出声音的时候，我已经爬到窗台上，只觉得鞭子在我背上轻轻地掠过……
从此以后，乌良尼茨基老爷每逢刮胡子的时候，总要仔细地把窗子关好。然而窗框子已经旧了，窗闩不能紧密地插上。我们看见乌良尼茨基动手刮胡子了，就大胆地走近窗子，推动气窗，用细木条插进缝里去，把钩子拨开。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缘故，也许是为了害怕锐利的器具吧，所以乌良尼茨基一拿住剃刀，就不能半途停止，必须一口气做完这艰难的工作。当我们像强盗一般想要闯进他的圣地去的时候，他只是斜过一只眼睛来看看，他那板起的脸上显出一种惊惶的烦恼。我们拔开了窗闩，窗子就哗的一声敞开了，于是这个老情郎的房间里就开始了野蛮人的舞蹈。
有一天早上，乌良尼茨基老爷又用睡衣的前襟来遮着那件神秘的东西而出现在窗台上；后来他走近我们的台阶，似乎有点异样地注视我们的脸，开始向我们保证，说他实在非常喜欢我们，也非常喜欢他的可爱的玛美利克，他竟想替他缝一件新的有铜钮扣的蓝色上衣，又说，如果我们偶然在什么地方碰见他，要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让他欢喜一下。
原来那个买来的孩子不见了。
就在这天晚上，弟弟悄悄地把我唤出房间去，带我到仓房里。仓房里很黑暗，可是弟弟大胆地向前走，然后在屋子的中央站定了，打起口哨来。起初一切都肃静，后来屋角里木柴中间有什么东西蠢动，玛美利克就从那里向我们走出来。原来他在柴堆和墙壁之间替自己布置了一块地方，形似一个洞，已经在这里住了两昼夜了。他说，住在这里“没有什么，还可以”，只是想吃东西，并且起初在夜里觉得害怕。但是他现在已经习惯了。我们告诉他，说乌良尼茨基喜欢他，要替他缝一件上衣，他听了坚决地说：
“我不去。我宁可跳井。”
从这时候起，我们有了一件秘密。每天晚上我们拿东西去给玛美利克吃，并且和他一起到院子里冷僻的角落里去散步……我们规定了各种信号和秘密活动的全部制度。这情况又继续了好几天，终于母亲注意到了我们的含意深长的窃窃私语。她向我们盘问出了全部情况，告诉了父亲。大人们参与了关于这孩子的事件，乌良尼茨基老爷竟被叫到“上头”去，到房东太太柯良诺夫斯卡雅那儿去谈判。我们院子里颇有族长制的风气，大家都认为房东太太叫房客去谈判，或者竟开导他，是很自然的事。我们严守秘密，绝不说出那隐蔽所来，因为我们曾经坚决地起誓，不把这地方告诉“世界上任何人”。因此，“上头”和乌良尼茨基订立了悔过条约之后，谈判就轮到我们身上。玛美利克终于答应让步，而乌良尼茨基的权势也受到了公论的限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柯良诺夫斯卡雅太太曾经威胁乌良尼茨基，要“驱逐他出屋”。
然而过了不久，他突然自动地迁走了。这个买来的孩子就永远消失在茫茫尘世中，他以后的命运我们不得而知了。
只有一次，我们似乎曾经遇见他——如果不是他本人，就是跟他相像的人。
有一个夏天，小胡同里出现了一个新人物。这是一个和玛美利克一样大的男孩子，也有一张黑黝黝的脸和一双乌黑的圆眼睛。但是仔细看看，无论是他的步态，无论是他的一切举动，都一点也不像我们那个谦虚而胆怯的朋友。他穿着一件新的蓝色短上衣，上面有两行圆球形的铜钮扣，一条狭小的蓝裤子，下面镶着饰带，脚上穿着一双擦得很亮的大靴子。他头上戴着一顶没有帽檐的圆帽子，完全歪戴着，像哥萨克人一样。
这个陌生人看见我们把脸钻在栅栏柱中间十分好奇地看着他，他就突然装出一些奇怪的走相来。他跨步的时候，仿佛膝盖完全不弯曲的；两只手臂拱起来，像两只弧形面包；他的头昂起，带着十分轻蔑的态度扭转来看我们；他显然是在夸耀他那套新衣服，也许是在模仿某一个穿制服的成年仆人的态度。他满面光彩，得意扬扬，并且确信我们完全被他的威势所压倒而正在妒火中烧。因此，他在马厩里做完了一件事之后，又别着两条腿，扭着腰身，从我们面前走过，后来仿佛忘记了什么东西似的又回转来，再从我们面前走过。这一切在我们看来都是侮辱，我们里面就有一个人说：
“傻瓜！”
这孩子啐了一口，回答说：
“猪猡！”
我的哥哥把声调提高一些说：
“流氓！”
但是这孩子显然懂得一切高雅的应对方式，他立刻反驳：
“我是流氓，替沙皇帮忙；你是个犯人。”
我们觉得这个陌生孩子胜利了。但是在这时候，有一个穿着后襟长大的燕尾服的成年人快步走向这孩子来。这人的步态也有些疏懈而异样，我猜想这个陌生的孩子正是模仿他的动作的：他的腿也不会弯曲，他的手臂的肘部也是拱起的。他叫这孩子，这孩子刚回过头去，他就突然辣辣地打他一个嘴巴。这孩子痛得叫起来，用手按住了面颊，那人又打他另一个面颊，对他说：
“走！叫你来干什么的？……”说着就用力地在他的脖子上推一把。
我们对这陌生孩子的一切不快之感突然消失了，却换了一种深切的怜悯。我们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和父亲，以为这一回他们又会像对玛美利克的事件一样出来干涉。可是父亲对我们说，这个哥萨克孩子是属于不相识的人的，他们是到我们的邻家来做客的，因此对于这件事毫无办法……
以后我们等候这孩子重新出现，打算把他当作朋友看待。但是他不走出来，不久我们最后一次看见他坐在马车的高高的驾车台上，一个高贵绅士的家属正在坐进马车里去……其中也有服装整洁华丽的孩子，但是我们最注意的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孩子。他照旧穿着那件上衣，照旧歪戴着帽子，然而已经没有以前的威势了。他仿佛竭力避免看我们；但是当那辆大马车开动的时候，他向我们转过那双黑眼睛来，这双眼睛又使我们活龙活现地想起玛美利克；他仿佛在偷偷地、亲切地向我们点头。
我们长久地目送这辆开走的马车，直到它最后一次闪现在公路的顶点上为止。坐在马车里的那些服装华丽的孩子，我觉得有一种不快而冷酷的感觉，而这个陌生的哥萨克孩子，我们虽然只跟他相骂过一场，却有一种热烈的同情和亲切之感随着他驰往渺茫的远方去了。
我还记得农奴制时代的一件事。
有一个时期，父亲有一个马车夫叫做约希姆，这人身材不高大，面孔黝黑，长着颜色很淡的须髯。他有一双含蕴而和善的蓝眼睛，他吹笛吹得很好。他是一个幸运儿，院子里所有的人都喜欢他，我们孩子们更是常常缠着他，尤其是在黄昏，当他坐在马厩里自己的简陋的床铺上拿起笛来吹的时候。
柯良诺夫斯卡雅有一个宠爱的青年女仆，叫做玛利亚。我那时候不大懂得女性的美，只记得玛利亚有一对乌黑的浓眉毛，像画出来的一样，还有一双同样乌黑的热情的眼睛。约希姆爱上了这姑娘，她也爱上了他；可是当我母亲受了约希姆的请托去向柯良诺夫斯卡雅要求把玛利亚嫁给他的时候，这个专横的太太非常动怒，几乎哭出来，因为她和她的两个女儿都“很喜欢玛利亚”，她们把她从乡下带出来，曾经给她种种恩惠，现在她们认为她是忘恩负义……这件事拖延了大约两三个月。我们厨房里的人都说：约希姆情愿“卖身为奴”，但求她们准许他和他所爱的姑娘结婚；关于玛利亚，据说她一天天地瘦损而憔悴起来，说不定要寻短见。
有一次，我爬到了一棵高大而茂密的梨树上。在梨树下面，花园里阴暗的地方，有一条凳子，我看见玛利亚走过来坐在凳子上了。她哭起来，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唱歌，我听到了非常吃惊。后来约希姆来了，他又胆怯又亲昵地想抱住这女孩子的腰。她坚决地推开了他，哭得更厉害了。他就开始安慰她，说他相信他的“太太”（我的母亲）总会请得柯良诺夫斯卡雅的允许，一切都会圆满解决。可是玛利亚还是哭，她有时突然抱住了约希姆，有时又埋怨他，赶走他，说她要寻死，上吊，自刎，跳井，总之，要想尽方法来结果自己的性命。我躲在浓密的枝叶中间，怀着儿童的天真的好奇心，倾听着这种我所不能了解的热狂情怀的申诉。
后来这件事十分顺利地解决了。柯良诺夫斯卡雅虽然是一个本性专横的女人，然而很慈悲，终于答应放弃自己心爱的人，给她妆奁，并且自己出钱给她办婚事。秋天，这一对新人带着“乐司”来到我们的院子里，约希姆领着“媒婆和傧相”在院子里撒沙的平台上跳了一个哥萨克舞，这种舞蹈我从此之后一直没有再看见过。结婚以后，这对新人迁居在捷捷列夫河上自己的小屋里，我们到那里去洗澡的时候，常常到他们家里去玩。这小屋位于一个斜坡上，四周都是绿荫，到处点缀着高高的锦葵树的鲜艳的花；关于这一隅和这对幸福的夫妇的回忆，在我心中留下一个充满特殊的诗趣的光明印象。
直到后来，我才看出了这种农奴人家的安乐生活原来有一种内幕的意义和残酷的不平作为背景和基础；他们这种安乐生活在那时很可能发生完全相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