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夏，吕祖谦从东阳风尘仆仆来到建阳，在群山环翠的寒泉坞与庐墓守孝的朱熹相会，切磋论学。旬日之后，一部由两位理学大师携手合编的著作，完稿于寒泉精舍，那就是被后世视为“圣学之阶梯”、“性理诸书之祖”的《近思录》。
《近思录》为朱、吕二人共同编纂，这是有晦庵自序、东莱题词及其他文献灼然可证的。而且吕祖谦为此用力不小，并非徒挂虚名。但自明清以来，人们却似乎更愿意把《近思录》作为朱熹的学术成果去研读。有清康熙朝理学名臣张伯行在《续近思录》自序里就这样认为：“自朱子与吕成公采摭周、程、张四子书十四卷，名《近思录》，嗣是而考亭门人蔡氏有《近思续录》，勿轩熊氏有《文公要语》，琼山丘氏有《朱子学的》，梁溪高氏有《朱子节要》，江都朱氏有《朱子近思录》，星溪汪氏又有《五子近思录》，虽分辑合编，条语微各不同，要皆仿朱子纂集四子之意，用以汇订朱子之书者。”虽说乾隆间四库馆臣曾为吕氏正名，认为此乃“后来讲学家力争门户，务黜众说而定一尊，遂没祖谦之名，但称‘朱子近思录’，非其实也”，但不少学人仍一如既往。近代国学大师梁启超在三十年代曾为《清华周刊》拟写过一份《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在入目的《近思录》条下，就干脆免提吕祖谦之名，而独署以“朱熹著”。比较公允的说法是二人的作用有主次之别：《近思录》的编定是以朱熹为主，吕祖谦的助编并不妨碍《近思录》是一部典型的程朱学派的代表作。因为《近思录》的序次规模及其所体现的理论体系，只有“集理学之大成”的朱文公能与之合配。就此而言，称“朱子近思录”也并不为过。
朱熹一生撰述、注释、编纂的著作多达二十余种。就著作形式、性质而言，《近思录》既不是他自己的论说，也没有发明大义的诠释，只是类编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子语录而已，并非宏帙巨制，但其影响之大、流布之广，在朱子众多著述中却始终名列前茅。在历经宋元明清和民国的七百余年间，《近思录》屡屡刻印，版本之多，仅次于钦定科举必读的《四书集注》。若论后人注解、续补之作，更堪推翘楚，但见《四库全书总目》一并收录宋叶采、清茅星来和江永三种注本，在正经、正史之外，也算得十分的厚待。有意思的是，在受中华文明、儒家思想和宋明理学影响很深的海东邻国，朱熹著作的流传刊布也与中华本土呈同样态势。据韩国有关古书目录提供的信息数据统计，在相当于元末至清末的近六百年间，高丽、朝鲜两朝曾有过十余次铜活字排印或木板刻印《近思录》的记录，也仅次于《四书集注》版本之数。
频仍不断的翻刻重印和补辑续编表明，《近思录》是最流行热销的朱熹著作之一。当然，最流行热销并不等同学术上的最高，但至少可以肯定它具有某一方面的特殊意义。无独有偶的是，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这部专为清华学子拟定的推荐书目，也只遴选了《四书集注》和《近思录》这两种刻印频率最高的朱熹著作。梁任公推荐这些古书的指意，是让青年学生“依法读之，则国学根柢略立”。所以，凡入目者都是他认定的国学基础读本。例如选《四书集注》为《论》、《孟》最佳注本，就并非因其曾经钦定登龙必修，而真出于它是朱熹“生平极矜慎之作”的考虑。那么《近思录》呢？任公解释说：“读此书可见程朱一派之理学，其内容如何。”读《近思录》可知程朱理学大概，任公之后，钱穆先生也如是说：“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若是，则无怪乎在奉行性理之学的时代，会屡刻屡印，久盛不衰。
对《近思录》的定位，并不仅仅是后来受众的主观体认，而同样是编者预定的目标。朱熹自序说得很清楚：
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以为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如此，然后求诸四君子之全书，沉潜反覆，优柔厌饫，以致其博而反诸约焉，则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尽得之。若惮烦劳，安简便，以为取足于此而可，则非今日所以纂集此书之意也。
及至花甲之年，朱熹仍然向学生陈淳表达过同样的意思：
《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得其门而入”也好，“阶梯”也好，都说明朱熹的初衷，“仅为初学入，非是致博而反约”，“非所以包古今、尽学问之体”。然而，后世对《近思录》的评价赞誉，却呈一路飙升之势：“自孔、曾、思、孟以后仅见此书”；“直亚于《论》、《孟》、《学》、《庸》”；“一本概括二程理学体系的著作”，“具体而微地构造出了以实用伦理人生哲学为核心的二程理学体系”，“是袖珍版的二程理学体系，是袖珍版的性理群书”；不仅是“学习二程理学的简便阶梯”，还是朱熹“他自己的理学思想的阶梯和入门书”，是“他借用周、程、张的语言建立了自己简明精巧的理学体系”，“可以说是他的学派及其思想确立的标志”，等等。
一部辑录前贤思想言论而成的语录体普及读物，能否承载得起“理学体系”的重荷？如果能，又是如何承载起来的呢？
二
淳熙二年，是什么原因让朱熹“突发奇想”，邀约来访的吕祖谦共同编纂《近思录》？朱、吕自序尽管有所交待，但这个“视点”太小，不足洞察其真实之全部。倘若放宽视界，“瞻前顾后”，或能有所启示。
清人王懋竑《朱子年谱》，考订事实虽未尽是，但以下一段记录大体无误：
乾道六年庚寅春正月，葬母祝孺人于寒泉坞。乾道八年壬辰春正月，《论孟精义》成；夏四月，《资治通鉴纲目》成，《八朝名臣言行录》成；秋十月，《西铭解义》成。乾道九年癸巳夏四月，《太极图说解》、《通书解》成；六月，《程氏外书》成，《伊洛渊源录》成。淳熙元年甲午夏五月，编次《古今家祭礼》。淳熙二年乙未夏四月，东莱吕公伯恭来访，《近思录》成；偕东莱吕公至鹅湖，复斋陆子寿、象山陆子静来会。
这已经是一个绝对令人叹为观止的著述记录，但事实似乎还不止于此。据治朱子学者考订，他在乾道六年（1170）曾修定《中庸集解》，亦名《中庸详说》；乾道七年《大学章句》初稿成；乾道八年写出《仁说》、《论性答稿》两篇著名论文，并作《中庸章句》；乾道九年为石
《中庸集解》弁序，并修订《诗集解》。又据考，就在乾道六年至淳熙元年（1174）这五年中，朱熹八次辞免朝命，以潜研于斯，著书立说。这无疑是朱熹学术生涯中一段非常出彩的时期，治朱子学者称之为“寒泉著述时期”；而《近思录》正是“寒泉著述时期”终结时的作品。
显而易见，朱熹在“寒泉著述时期”作全身心投入的，是对以周、程、张四子为代表的理学思想的思考和研究。
《论孟精义》的成稿，已经朱熹多年积累，它以二程先生注为主体，“又取夫学之同于先生者与其有得于先生者，若横渠张公、范氏、二吕氏、谢氏、游氏、杨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说以附益之”，可谓程门《论》、《孟》学说的集成之作。二程子、张子皆极推尊《论》、《孟》，所谓“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他们奉《论》、《孟》为探索、接续圣学奥义的基本经典，很多理学概念，都从《论》、《孟》推引演绎而得。朱子归宗二程，亦由《论》、《孟》入港。钱穆先生《朱子新学案》说：
朱子为学途径，本亦自程门上窥二程，又自二程上通《语》、《孟》，此与当时一般理学家大体无异。逮其进而益深，乃轨辙大变，盖自《语》、《孟》下观二程，又自二程下观程门，而后其间之得失违合，乃一一昭揭无可隐遁。若论义理大原，自在《语》、《孟》。
通过《论》、《孟》，朱熹从“奋乎百世绝学之后”的二程夫子处，“得夫千载不传之绪”：“《论语》之言，无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养之要；七篇之指，无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类多体验充扩之端。”继《精义》之后又有《集注》。向称《精义》是北宋理学诸儒阐发孔孟义理的精髓，《集注》又是《精义》的精髓。故《精义》之作，实在是朱熹“上通”、“下观”二程的一个中途驿站。与《论孟精义》一体相关的是朱熹对《大学》、《中庸》的关注，虽说“寒泉时期”所作“详说”、“章句”都只是“草本”，但意义甚大，尤关《近思录》处，待下文细说。
《二程外书》是乾道四年（1168）所编《二程遗书》的补编，目的在于“正本清源”。盖因当时流传二程遗作相当混乱，“二先生门人记其所见闻答问，始诸公各自为书，先生殁而其传寖广，然散出并行，无所统一，传者颇以己意私窃窜易，历时既久，殆无全编”。文献的淆乱，甚有害于学。“学者未知心传之要，而滞于言语之间，或者失之毫厘，则其谬将有不可胜言者”，何况“后此且数十年，区区掇拾于残编坠简之余，传诵道说，玉石不分，而谓真足以尽得其精微严密之旨”。《遗书》、《外书》校订精审，“足以正俗本纷更之谬”，而二程遗言，亦网罗大备。更在寒泉之前，朱熹还精心校订了《二程文集》、《经说》和《易传》，因张南轩据胡文定家传本刻二程集的版本之疑，贻书辩难，一再往复，累数千言。对朱熹艰辛梳理二程学术文献的最好回报，是让他走近一个真切的二程精神世界。
解说周子《太极图说》、《通书》和张子《西铭》更具有特别意义。濂溪先生被尊为“道学宗主”，但在朱熹之前，却并未享有此等殊荣。二程早年尝游学于濂溪，但以后却不甚提及。对胡安定，他们言必称先生；对周敦颐则直呼其字茂叔；对《太极图》更是未予一顾。所以程门嫡传也不推重濂溪其人其书。唯朱熹之师李侗，颇为欣赏濂溪气象。受乃师影响，朱熹究心于周子《太极图说》，并巧妙地把无极、太极之说与二程性命学说贯通融会，谓濂学之妙，“具于《太极》一图，《通书》之言，皆发此图之蕴，而程先生兄弟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一下子把宋代理学的源头从二程推到濂溪。虽然这并非尽合周、程学术渊源的事实，却周全了朱熹反思北宋理学的内在逻辑。后来，《太极图说》上了《近思录》头条位置，钱穆先生评说这是朱子在当时理学界的“一大贡献”，诚非虚溢之言。二程对张载，但推重《西铭》而不及其他，尝谓“《孟子》之后只有《原道》一篇，其间言语固多病，然大要尽近理。若《西铭》，则是《原道》之宗祖也”。朱子赞赏《西铭》，更深二程一层。他把原本是道德伦理说的张子《西铭》，与《太极通书》并举，与周子学说会通，解释成具有哲学本体论意义的《西铭解》。对《太极图说》、《通书》和《西铭》的反思和诠释，标志着“寒泉时期”的朱熹已从归宗程学进入超越程学的阶段，融会四子学说的理学，实在已经成为朱子的理学。诚如《朱子新学案》所论：“当时儒者多议两书，妄肆诋诃，此辈亦是理学门中人也，知有二程，不知有周、张，二程所说则是，周、张之说则非。朱子之表彰周、张，实为朱子学术在程门传统下一大转手。”而这“一大转手”，尽在《近思录》中得以昭示。
至如《伊洛渊源录》一书，“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其指意亦在替程门叙脉络，辨异端。而《八朝名臣言行录》，则掇取“国朝名臣言行之迹”以“补于世教”。二书既为张扬四子理学之羽翼，也表明“寒泉著述时期”的朱熹已经展开了理学百年历史的全面反思。通过《通鉴纲目》，朱熹用“天理”核正历史，用历史的正统、非正统鉴照当世政治。《纲目》是史籍，但它又是理学气十足的史籍。在《近思录》的不少篇目，如“治国平天下”中，显然存有可与《纲目》相契合、相印证的思想成果。
由“寒泉时期”再向上追溯，朱熹幼承庭训，十四岁遵父遗命，禀学胡籍溪、刘屏山、刘草堂，此三先生皆好佛老。受其影响，朱熹“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禅”，“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术之亦切至矣”。直至年届而立之际，拜见问学于程氏三传弟子李侗，方知昨非今是，遂幡然改辙，踏上“逃佛归儒”之途。及隆兴元年延平先生殁，朱熹“遽有山颓梁坏之叹，伥伥然如瞽之无目，擿埴索途，终日而莫知所适”。此后数年间，他会南轩于湘衡，切磋问辨；潜研二程原著，寻思精蕴。终于从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一语中获得感悟和启示。乾道五年母亲的故世，寒泉坞庐墓守孝，恰好给他充足的时间和无扰的环境，去细思、去总结、去提升刚刚确立的学问大旨。于是，他的著述随由他的思想如涌泉喷薄而出；于是他用《近思录》宣告“寒泉著述时期”的结束；于是他怀着他的新思想走向鹅湖，与象山兄弟展开一场理学史上不朽的论辩。
“瞻前顾后”，我们有理由相信，成稿于寒泉终结之际的《近思录》，不能不受到这一重要学术时期的影响，不会不反映这一重要反思时期的成果，即使它只是一部指导初学入门的理学启蒙读物。
三
《近思录》所收六百二十二则四子语录，分别取材于濂溪《太极图说》、《通书》，横渠《文集》、《正蒙》、《经说》、《论孟说》、《语录》，二程《文集》、《遗书》、《外书》、《易传》、《经说》等书，其中也有少量今本遗佚者，可略补四子文献之阙。但作为一部有目的地系统介绍理学四子思想的语录体编著，《近思录》的学术文献价值，与其说在于四子语录本身，不如说在于编者剪裁序缉的运思构想，而篇目的标立更反映编者对理学整体架构和内在联系的精思深虑。这当然并非主张读《近思录》只须看篇目结构，不必读语录内容，而是说，《近思录》绝大部分内容并非原创，从文献意义上说，无足轻重，只是经过遴选，把原本分散各书的论议文字汇集一编，便于学者观览阅读而已。但若只有纂集之功，没有辑次之思；只有“规模之大”，而无“纲领之要”、“节目详明”，又岂能让一大堆文献资料产生明晰体系的效果。所以，《近思录》用以解析四子“广大闳博，若无津涯”理学思想的篇目结构，才是真正属于朱熹的、具有原创性学术意义的东西。
《近思录》分卷十四，卷各标立篇名。但其始出之初，却只有分卷，“各卷之中，惟以所引之书为先后，而不及标立篇名”。好在朱熹后来在别处有所交待，尚可知其本意如何。《朱子语类》载吴振录一条云：
《近思录》逐篇纲目：一道体，二为学大要，三格物穷理，四存养，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六齐家之道，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八治国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处事之方，十一教学之道，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十三异端之学，十四圣贤气象。
钱穆先生以为吴振记录“不知在何年，只举《近思录》逐篇纲目，却不再下一语，其义何在，大可疑，或是记者忽略了朱子当时所说，仅把逐篇纲目录下，乃成全无意义”。然窃推之恐亦不外其弟子因《近思录》不及标立篇名有问，朱子作答之语耳。特举纲目之要，并非代为篇名，故语词颇不规整。后世传刻印本，篇名各有更易，蕴义皆不离朱子原意。比如盛行元明两代的叶采集解本，篇名除卷一“道体”无异外，余皆有所删简缩改。如卷二删作“为学”，卷三简作“致知”，卷五改成“克治”，卷六、卷七缩成“家道”、“出处”，卷八以“治体”概括“治国平天下之道”，卷九改“制度”为具体“治法”，卷十称“政事”而举“君子处事”之要，卷十一删“之道”二字，卷十二把“改过及人心疵病”精简为“警戒”，卷十三、十四略作改动，曰“辨别异端”、“总论圣贤”。清茅星来注本又稍加改易，若卷五作“省察克治”，“出处”改为“去就取舍”，卷十别为“临政处事之方”，末二卷缩作“辨异端”、“观圣贤”等等。两种本子的篇名，用词相对比较规整。当然，也有径取朱子“逐篇纲目”原说命篇的，如清以来最流行的江永集注本即是。
如果说篇目是体系的个体、局部，那么理顺篇目间关系，也就明晰了体系的脉络。历代注家大都会心、用力于此，其中尤以茅星来说得最为佳宜。
茅氏说，《近思录》浓缩了“古圣贤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要”，可“与《大学》一书相发明”。《大学》之要在“三纲领、八条目”：“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近思录》“篇目要不外三纲领八条目之间，而子朱子亦往往以《小学》并称，意可见矣”。按照“三纲八目”的规模，茅氏细析各卷旨意，谓首载“道体”一篇，是“就理之本然者而言”，学者“必于此精察明辨，而后于道，知所从入，可以用力以求至焉”，“盖道之体既明，而所以体道者，自愈以详审而精密矣”。“道体”以下诸篇“皆言当然工夫”。始论“为学大要”，以“统领纲领指趣”。其次“格物穷理”，显然与“八条目”中“格物、致知”对应。“存养”，“所以守道心之正”；“省察克治”，“所以遏人心之流”，一以培壅善性根本，一为除却恶欲雾障，一正一反，正是《大学》“诚意、正心、修身功夫”。此三篇性质属于“三纲”之“明明德”，卷六以下“则为《大学》‘新民’之事”。“齐家”义自明。身既修，家既齐，然后君子可以出仕“兼济天下”，但或出或处，都必须坚守道德原则，不可进时则退处以“独善其身”，所以于“齐家”、“治国平天下”间置“去就取舍”一篇。“治体”、“治法”、“临政处事之方”，“乃《大学》‘治国平天下’之道”，先列大纲，次详条目，继论“居官任职”者“应接事物而处其当是”。若去官退处，则宜教学授道以传薪火，故列“教学”一篇。末三卷，“警戒”篇揭示不能“省察克治”者的“人心疵病”，以示学者深戒；“辨异端”斥释、老、神仙；“观圣贤”确立为学的终极目标：止于至善。
束景南先生《朱子大传》也有类似的分析：
全书总分为四部分：第一卷论太极之理的本体论和性论；二至四卷论敬知双修的认识论与修养论；五至八卷论大学之道；九至十四卷杂论儒家之学。概括了四子的政治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反老佛异端思想等，具体而微地构造出了以实用伦理人生哲学为核心的二程理学体系。
用现代哲学术语“本体论”、“性论”取代“道体”，“认识论”、“修养论”取代“为学”、“致知”、“存养”、“克治”，很是匹配，可惜“齐家”以下诸篇一无适当“替身”，仍不得不用“大学之道”、“杂论儒家之学”凑合，颇有些不类。还是“三纲八目”说更契合《近思录》篇目结构关系的实际，符合“寒泉著述时期”朱熹学术活动和思想的特点。
以《论》、《孟》、《学》、《庸》并举，以四书开示学者，始于二程、张子，但揭示程、张理学特异，结集《四书》并独立一学，则始于朱子。《四书》学是朱子学说中的重镇。钱穆《朱子新学案》说：
朱子平日教人，必教其先致力于《四书》，而《五经》转非所急，故曰：《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其为《语孟集注》、《学庸章句》，乃竭毕生精力，在生平著述中最所用心。朱子卒，其门人编集《语类》，亦《四书》在先，《五经》在后。《语类》一百四十卷，《四书》部分五十一卷，当全书篇幅三分之一以上；《五经》部分二十九卷，不及《四书》部分篇幅之半。其他《语类》各卷涉及《四书》，亦远胜其涉及《五经》。亦可谓宋代理学，本重《四书》过于《五经》，及朱子而为之发挥尽致。
又评说道：朱子融会理学于经学，又确定伊洛为上承孔、孟之道统，厥功之伟，端在其定为四子书，而又为之集注与章句，其“退《六经》于《四书》之后，必使学者先《四书》后《六经》，更为中国学术史上有旋乾转坤之大力”。朱子教人学《四书》宜从《大学》始：“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大学》是修身治人底规模，如人起屋相似，须先打个地盘，地盘既成，则可举而行之矣。”之所以“必由是而学焉”，并非《大学》比《论语》、《孟子》、《中庸》更重要，只因《大学》开示了圣学“规模”，循之即可准确把握孔、孟道统的精髓、脉络。按今人阐释：“朱熹找到的总结大纲就是《四书》，四部书中的纲领是《大学》”，《大学》是《四书》的“政治哲学纲领”，其要义则是“三纲领八条目”。朱熹在“寒泉著述时期”已经初步构筑起他的《四书》学说体系，而他要编纂的《近思录》又是一部“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的书，因此，用《大学》“三纲八目”来“规模”《近思录》，自然是十分合乎逻辑的。
《四书》是儒学元典《五经》的入门阶梯，《大学》是《四书》的纲领，《近思录》按《大学》“三纲八目”规模来辑次周、程、张四子语录，故而读《近思录》可与《大学》相发明，并循级而上，渐登圣学殿堂。
需要说明的是开卷第一篇“道体”。在“三纲八目”之前论说太极、阴阳、理气、性命，本不合朱熹初衷，但他自有他的道理。朱子晚年回忆当初之事说：“《近思录》首卷难看，某所以与伯恭商量，教他做数语以载于后，正谓此也。若只读此，则道理孤单，如顿兵坚城之下，却不如《语》、《孟》，只是平铺说去，可以游心。”可见他反对的理由，只是怕“道体”诸说深奥难懂，不宜初学，怕开卷即遇“坚城”，反生畏葸之心，不利初学。但吕祖谦的意见也不无道理：“或疑首卷阴阳变化性命之说，大抵非始学者之事。祖谦窃尝与闻次缉之意：后出晚进于义理之本然，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义，有所向望而已。”“道体”理论固然难看，但有此开首，却能让学者知“三纲八目”有“本源”可溯，有“天理”可寻；而客观上也使得《近思录》的理学思想体系更为完整：宇宙本体哲学“结顶”，伦理政治哲学“奠基”。
从善如流的朱熹最终采纳了吕祖谦的合理建议，只是一再提醒：“看《近思录》，若于第一卷未晓得，且从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久后看第一卷，则渐晓得。”而东莱先生也强调，《近思录》辑次指意毕竟在“日用躬行之实”，倘若学者舍此求彼，“厌卑近而骛高远，躐等凌节，流于空虚，迄无所依据，则岂所谓‘近思’者耶？”
四
如果说弄清《近思录》“逐篇纲目”所表示的理学体系的确颇费猜详的话，那么理解书名“近思”与内容主旨特点的联系就容易得多。
“近思”一语出自《论语·子张》：“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对“近思”的一般解释是，“近思于己所能及之事”，“不驰心高远，就其切近者而思之”，“所谓能近取譬也”等等。说得浅白，就是从自己身旁日用常事出发去思辨。
“近思”是二程为学、教学的一贯主张，《近思录》中有数条与“近思”词义直接相关的语录。一条是伊川对《论语·子张》子夏云“先传后倦”的诠释：“先传后倦，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远者，非是先传以近小，而后不教以远大也。”另一条摘自伊川撰《明道先生行状》：“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学者舍近而趋远，处下而窥高，所以轻自大而卒无得也。”再一条是伊川答弟子问：“或问：‘如何是近思？’曰：‘以类而推。’”可知二程主张“近思”，是自近小始，推及远大的意思，并非囿止于近小之思。朱熹极赞赏程颐对“如何是近思”的回答：“程子说得‘推’字极好”，“以类而推者，如修身之推齐家，齐家推之而治国，亲亲推之而仁民，仁民推之而爱物之类，只是从易晓者推将去，一步又一步，若远去寻，则不切于己。”这样“以类而推”，岂不就是《大学》“三纲八目”修身治人的节目序次？二程更认为“近思”有关儒家“仁”学宏旨：“‘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学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彻上彻下之道。”所以，朱、吕取“近思”作书名，是十分传神的。
然而，朱熹还认为博学、笃志、切问、近思，“此四者皆学问思辨之事，未及乎力行而为仁也”。朱熹自受业李侗，学归程门，便一遵师教，渐改以往在禅学影响下的“有体无用”进学途径，“于日用处一意下工夫”。这个“工夫”，不只是在日用处思辨理会，而且还是在日用处践履力行。惟知行并举，方能渐而进入“体用无间”的洒然融释境地。故书名“近思”，内中实兼合“力行”之事。如其弟子叶采诠解卷五“克治”一篇旨意时，便看得分明：“此卷论力行，盖穷理既明，涵养既原，及推于行己之间，尤当尽其克治之力也。”读《近思录》后自会知晓，理学教人修身治人，可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
《近思录》因其既具见理学规模，又“皆是日用切近功夫而不可阙者，于学者甚有益”，故历来为读者喜闻乐见。但它毕竟只是引导入门的理学初级读物，若以为读《近思录》即能全知宋代理学，那一定是漏看了朱夫子的“编者说明”：
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如此，然后求诸四君子之全书，沈潜反复，优柔厌饫，以致其博而反诸约焉，则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尽得之。若惮烦劳，安简便，以为取足于此而可，则非今日所以纂集此书之意也。
岂但不能“浅尝辄止”，就是这部入门之书，也不是能“浅尝”得了的。朱子晚年多次提示门人说《近思录》亦“难看”：
今猝乍看这文字也是难。有时前面恁地说，后面又不是恁地。这里说得如此，那里又却不如此。仔细看来看去，却自中间有个路陌推寻。通得四五十条后，又却只是一个道理。
这样的犯难，大凡语录体书皆所不免。朱熹于《程氏遗书后序》中说：
尝窃闻之，伊川先生无恙时，门人尹惇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语，奉而质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读此书，若不得某之心，所记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复读。
又《语类》廖谦录甲寅所闻一条曰：
语录是杂载，只如闲说一件话，偶然引上经史上，便把来编了。明日人又随上面去看。直是有学力，方能分晓。
所以读《近思录》当如钱穆先生所体验的那样：
《近思录》所收各条，有当会通观，有可分别观，有当放宽看，只看其理所在，有当切近看，针对自己病痛用功，所以其事若易而实难。
或依朱子晚年之教，先粗识得《四书》，再看《近思录》，即所谓自《四书》下观二程，也不失为一条读《近思录》的便宜之途。
因其“若易而实难”，故《近思录》历代传本都有注家诠释，宋、元、明、清，屈指数来，也有十数家之多。披沙沥金，去绌存优，能各见其长而为学者接受的，也就宋叶采注本和清茅星来、江永、张伯行三家集注本。
叶采本最早出，自称为注此书“朝删暮辑，逾三十年”，“其诸纲要，悉本朱子旧注，参以升堂纪闻，乃诸儒辨论，择其精纯，刊除繁复，以次编入，有阙略者，乃出臆说”。叶采本成于宋淳祐间，大行于元明两代。这种“至尊”地位后来虽然不再，却仍不失其独特的价值，因为它毕竟是最接近和亲近朱熹的人的注本。
清康熙间归安诸生茅星来注《近思录》，前文已多次称引，茅氏阐发纲要节目，似于为理处大擅胜场，然而其书实以考据见长。在版本上，他“购取四先生全书及宋元来《近思录》本，为之校正其异同得失”。校勘上，“其先后次第，悉仍其旧，旧本舛错，仿朱氏《论》、《孟》重出错简之例，注明其下，不敢擅自更易”。其注，“会萃众说，参以愚见，支分节解，不留疑窦”，“于名物训诂，考证尤详”。“又仿朱氏《论》、《孟》附《史记》世家、列传例，取《伊洛渊源录》中四先生事状，删其繁复，为之注释，以附简端”。如此等等，真算得是考据家整理文献的正统家法。然其得在详繁，必失在不能精简，以今人初读《近思录》者的国学水平，恐怕也会有“顿兵坚城下”的不宜。
康熙儒学名臣张伯行注，长在阐述义理，十分本色，可借此窥探清代宋学中人的思想理路。张伯行本《四库全书》未收，但被辑入《丛书集成初编》，通常可见。相比较之下，江永集解本优胜处最多。
江永字慎修，江西婺源人。他极推崇乡先贤朱子的学说，自己的学问工夫也很了得，戴震即出其门下。江永集解本的一大优势是用朱子之言解《近思录》。《近思录》问世后，朱熹有许多议论、评说文字散见在各书中，那是理解《近思录》最好的注脚。江永把“凡朱子《文集》、《或问》、《语类》中其言有相发明者，悉行采入分注”，极便读者参用。优处之二是他剪取诸家注释要而不繁，博采众长，亦间附己意，且详略得当，极宜入门初进。故其书一出，即成为最通行的注本，及至今日，尚无出其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