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景教的盛况

根据碑文所载，我们便可以推测景教在当时的经过情形。碑云：

贞观十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圣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师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这一个诏谕，在《唐会要》中亦有相同记录：

贞观十二年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见《唐会要》卷四十九）

其不同之点，即一称波斯，一称大秦，宋敏求《长安志》卷十有云：

“义宁坊街东之北波斯胡寺”，其原注“义宁坊本名熙光坊”。波斯胡寺下注云：“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立。”

阿罗斯当即是阿罗本之误。先是唐韦述《两京新记》中亦有“义宁坊十字街之东北波斯胡寺”的话。起初原皆称波斯寺，后来因为要与火祆教有所分别，乃改称为大秦。《唐会要》卷四十九有诏改寺名之事，云：

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之者，亦准此。

碑文又说：

高宗大帝，克恭缵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乃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

可见太宗为建景寺于义宁坊后，高宗又继续建立景寺于各州，乃至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唐分全国为十道，故所谓十道即全国之意）碑文又云：“圣历年释子（和尚）用壮（疑即玄奘）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道士）大笑讪谤于西镐，。”东周即洛阳，西镐乃长安，又可见长安、洛阳皆设立景寺，引起佛教与道教的反对，景教处此道佛交攻的情形下，得以继续维持于不堕，当然是因为当时帝王的优遇，而景教教士的继来，声望毅力，其功亦有足多故碑文有云。：“有若僧首罗含，大德及烈，并金方贵绪，物外高僧，共振玄纲，俱维绝纽。”罗含、及烈，当是继阿罗本之后而来的教士，及烈之名，亦曾两见于《册府元龟》：“开元二十年九月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朝贡。”“开元二十年八月庚戌，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来朝。”及烈原是武后时景教的领袖，这里所说在玄宗时来华，据近人考证，当时曾经回国而复来的。但在玄宗后期，又有许多教士来华，据碑文云：

三载（即天宝三年）大秦国有僧佶和瞻星问化，望日期尊，诏僧罗含僧普论等一七人与大德佶和于兴庆宫修功德。

肃宗时命令景僧伊斯，参郭子仪戎事，碑云：

伊斯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远自王舍之城，聿来中夏，……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虽亲见于卧内，不自异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军耳目。

亦见教士中，于修德传教之外，竟有参与戎幕的人。西来教士，见于碑文中的，虽仅二十余人，一为推测，必不止此数。从碑末具名之人数计之，有七十六人之多。长安大约为景教教会之总机关，列名于碑上的，当为总机关中的职员。而当时教会已推及全国，所谓“法流十道，寺满百城”，虽属形容之词，但教会日渐扩展，传道人数，更不止碑文所载十人而已。

碑文中的话，虽近于夸大，但当时取得帝王及大臣的赞助，不是绝对无因的。因为唐朝对各种外来宗教的优容，不独于景教是如此。碑中所举自太宗以至德宗六代帝王，莫不予景教以好感；如太宗命宰臣房玄龄宾迎阿罗本，又把皇帝肖像画在景教寺墙壁之上，碑云：“旋命有司，将帝写真，转模寺壁。”高宗又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玄宗命宁国五王，亲到景寺中设立坛场，并且把五代祖宗遗像，陈列寺中；碑云：“玄宗至道皇帝，令宁国五王，亲临福宇，建立坛场。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肃宗又重建景寺，碑云：“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代宗则于耶稣圣诞时送香赐馔，以表庆祝，碑云：“代宗文武皇帝，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颂御馔以光景象。”至于德宗登极的第二年，即为立碑纪念之时，其于景教的优容，亦可以见。德宗以后情形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而从此至武宗，尚有六十多年经过，单从武宗毁废佛寺的诏令中，与李德裕的《德音表》观之，亦可以反证当时景教的隆盛，与佛教相伯仲。当时大臣如房玄龄、高力士、郭子仪等皆奉命招待，与景教发生密切关系，后人疑房、郭为景教徒，虽无佐证，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