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隋志》部类之修正与补充

《隋志》四部四十类之纲目确定，蔚为正统派之圭臬以后，如上一章所述，已有对之不满，起而另创分类法者，然蚊撼泰山，终未能淘汰《隋志》，代之而兴。则补偏救弊，随宜修正之功，亦不可少。故自《开元群书四部录》以下，直至《四库全书总目》，皆不能不有所增删改易焉。如上文《正统派四部分类之源流》一章及《四部分类源流一览表》所显，正统派各录，对于《隋志》之类目已微有更动矣。然其差异极少，所以列之为正统派。此派之外，尚有仅守“四部”之大纲而大改其类目者，其风亦始于明代。盖杨士奇等之《文渊阁书目》既已废弃“四部”法，而其新法又不足为永制，故除叶盛之《菉竹堂书目》以外，未有谨遵之者。纵使不用“四部”法，亦皆起意另创。纷纷近十家，或简而不能并包万有，或繁而不能复见重出。故私家藏书别有一派、仍用“四部”而增减其类目焉。所可知者，有高儒、朱睦、胡应麟、焦竑、徐、祁承六家。高儒以嘉靖十九年撰《百川书志》，首增类目至九十三门。“经志”于习见之十二类外，增“经总”于“孝经”之后，“仪注”于“小学”之前，“道学”、“蒙求”分立于《乐》之先后，皆有别于所谓“正经”。“史志”于习见之十四类外，增“御记”于“故事”之后，“姓谱”于“目录”之后，新创“史咏”、“文史”、“野史”、“外史”、“小史”等类。“子志”于《七略》之十家外，增“德行”、“崇正”、“政教”、“隐”、“格物”、“翰墨”六家于其后；复于“医家”后，加“卫生术”、“房中术”；于“卜筮”、“历数”、“五行”、“阴阳”各家后，加“占梦术”、“刑法家”；于“神仙家”、“佛家”后加“杂艺术”、“子钞”、“类书”。“集志”之类目尤为详悉：既分诗文时代为“秦汉六朝文”、“唐文”、“宋文”、“元文”、“圣朝御制文”、“睿制文”、“名臣文”、“汉魏六朝诗”、“唐诗”、“宋诗”、“元诗”、“圣朝御制诗集”、“睿制诗集”、“名臣诗集”；又分文体为“诏制”、“奏议”、“启札”、“对偶”、“歌词”、“词曲”、“文史”；最后复有“总集”、“别集”、“唱和”、“纪迹”、“杂集”等类。自来依“四部”分类者，未有若斯之详明者也。然“以‘道学’编入‘经志’，以‘传奇’为‘外史’，‘琐语’为‘小史’，俱编入‘史志’，可乎？‘儒家’外，别分‘德行’、‘崇正’二家，亦太丛杂不伦矣”。见《郑堂读书记》。“史志”既有“文史”，“集志”复有“文史”，异实同名，亦无可自解。后来诸家，所以不复依循也。及隆庆四年，朱睦撰《万卷堂书目》，《经类》凡十一，《史类》凡十二，《子类》凡十，《集类》凡三，《观古堂书目》丛刻本。出入于正统派各家之间，了不足异，惟《史类》多一“制书”耳。万历中，胡应麟《二酉藏书山房书目》始分“子类”为二十二，“集类”为十四，或有得于《百川书志》，不同于他录；而“经类”十三，“史类”十，想亦无大异点。书既不传，惟见述于《经籍会通》。不能悬断。徐《红雨楼书目》，“史”、“子”、“集”三部变动极大，惟《经部》于“六艺”、“论”、“孝”之外，仅增“学庸”、“孟子”、“尔雅”、“经总”，略存旧态。《史部》则分“正史”、“旁史”、“本朝世史汇”、“人物传”、再分“圣贤”、“历代”、“各省”、“名贤”四目。“姓氏”、“族谱”、“年谱”、“科目”、“家训”、“方舆”再分“总目”、“分省”、“外夷”、“各省杂志”、“各省题咏”五目。十类。《子部》分“诸子”、“子”、“小说”、“兵”、“卜筮”、“地理”、即“堪舆”。“医”、“农圃”、“器用”、“艺术”、“韵”、“字”、“书”、书法。“画”、“汇书”、“传奇”、“道”、“释”十八类。《集部》分“集”、再分唐、宋、明三目。“总集”、“总诗”、“词调”、“诗话”、“启札”、“四六”、“连珠”、“家集”九类。巨细不伦，殆不足观。见《北平图书馆月刊》三卷六号至四卷四号。稍可观者，惟焦竑《国史经籍志》。其书有特色三：（一）于四类之前，首列《制书类》，内分“御制”、“中宫御制”、“敕修”、“记注时政”四项，似有异于《隋志》而近于《文渊目》。（二）然仍以经、史、子、集四类冠罩各项之上，各项名称亦十九与《隋志》同；自序甚明。（三）各项之下，再分子目，却又用《通志·艺文略》之例。所收书名，不问其存佚与否，亦仿郑樵之意。子目过多，时与《艺文略》相出入，无甚关系，不复比述。其《经类》分项十一，亦无异于正统派，所独异者，惟列《算法》于《小学》耳。《史类》分项十五，较《隋志》则多“时令”、“食货”二项。较《艺文略》则多“时令”、“仪注”二项，则参合众录而记之也。《子类》分项十六，亦包括“道”、“释”二家在内。《集类》分项六，于“别集”、“总集”、“诗文评”之外，更有“制诏”、“表奏”、“赋颂”，亦从正统派之尤、陈诸家折衷而得之耳。其书本在国史馆所作，而滥收前代，断限不明，见讥后世。书末附录《纠缪》一卷，对《汉志》、《隋志》、《唐志》、《唐四库书目》、《宋志》、《崇文总目》、《艺文略》、晁《志》、马《志》，一一撷其分类之非，编目之误。而其书本身却又不能无过，致劳后人再纠其缪。看章学诚《校雠通义》。此固规模太大之工作所不可免者。然而其在分类史上，所贡献者，则亦仅矣。统观有明一代中，对于《隋志》之修正，分类之研究，比较肯用心思，有所发明者，允推祁承为冠军。其所撰《澹生堂藏书目录》，既增减类名，复详分细目。名词之确当，大胜于上文诸录。而其《庚申整书略例》，推究分类之方法有四：“一曰因：因者，因‘四部’之定例也。部有类，类有目，若丝之引绪，若网之就纲，井然有条，杂而不紊。故前此而刘中垒之《七略》、王仲宝之《七志》、阮孝绪之《七录》，其义例不无取裁；而要以类聚得体，多寡适均，惟荀氏之‘四部’称焉。两汉而下，志艺文者，无不守为功令矣。若嘉隆以来，陆文裕公之藏书，分十三则，一录经，次录性理，又次录史，录古书，录诸子，录文集，录诗，录类书，录杂史，录志，录韵书，录小学医药；杂流，而以宸章令甲别为制书，示不敢渎也。沈少司空稍为部署，而首重王言，故一曰‘制’，二曰‘谟’，三曰‘经’，四曰‘史’，五曰‘子’，六曰‘集’，七曰‘别’——别者道其所道，非圣人之所谓道也。八曰‘志’，九曰‘类’，十曰‘韵字’，十一曰‘医’，十二曰‘杂’。虽各出新裁，别立义例。然而‘王制’之书不能当‘史’之一，‘史’之书不能当‘集’之三。多者则丛聚而易淆，寡者又寂寥而易失。总不如经、史、子、集之分，简而尽，约而且详，循序仿目，简阅收藏，莫此为善。而间有未备，如释氏家，郑渔仲之所收，皆东土之著述，而西土重译单译者，俱无闻焉。则《释藏》总目条分甚析，经有大、小乘之分，乘有重译、单译之辨，为律，为论，为疏注，为诠述，皆一一可考。总之，不嫌袭故。一曰益：益者，非益‘四部’之所本无也；而似经似子之间，亦史亦玄之语，类无可入，则不得不设一目以汇收；而书有独裁，又不可不列一端以备考。故洪荒邈矣，而《竹书纪年》之后有《荒史》，有《邃古记》，有《考信》等编；世代繁矣，而《皇极经世》之后，有《稽古录》，有《大事记》，有《世略治统》等书，此数十种者，皆于十许卷之中，约千万之事，既非正史之叙述，亦非稗史之琐言，盖于记传之外，自为一体者也。故益以‘约史’者一。‘性理’一书，奉钦纂于文皇，虽近录宋儒之诠述，然而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他如《伊洛渊源》、《近思录》及真文忠公之《读书记》、黄东发之《日钞》与湛文简公之《格物通》、王文成公之《则言》、《传习录》及前后诸儒论学之语，或援经释传，或据古证今。此皆六经之注脚，理学之白眉，岂可与诸子并论哉？故于‘经解’之后，益以‘理学’者二。‘代制’出于王言，非臣子所敢自擅；‘经筵’辟乎主德，非讲义之可例观。然而两者皆无专刻，惟各取本集之所载，而特附其名目于‘诏制’、‘经解’之内。故益‘代言’、‘经筵’者三。‘丛书’之目，不见于古；而冗编之著，叠出于今。既非旁搜博采，以成一家之言；复非别类分门，以为考览之助。合经史而兼有之，采古今而并集焉。如后世所刻《百川学海》、《汉魏丛书》、《古今逸史》、《百名家书》、《稗海》、《秘笈》之类，断非‘类家’所可并收。故益以‘丛书’者四。文有滑稽，诗多艳语。搜耳目未经见之文，既称逸品；品摘古今所共赏之句，独夸粹裘。非可言集，而要亦集之馀也。益《馀集》者五。其他各目所增，固难概数。虽似别蜂房之户，而实非为蛇足之添。如有请益，以俟再举。一曰通：通者，流通于‘四部’之内也，事有繁于古而简于今，书有备于前而略于后。故一《史记》也，在太史公之撰著，与裴骃之注，司马贞之《索隐》，张守节之《正义》，皆各为一书者也。今正史则兼收之，是一书而得四书之实矣。一《文选》也，昭明之选，与五臣之注，李善之补，皆自为一集。今行世者，则并刻之，是一书而得三书之用矣。所谓以今之简，可以通古之繁者，此也。至于前代制度，特悉且详，故典故、起居注及仪注之类，不下数百部；而今且寥寥也，则视古为略矣。故附‘记注’于‘小史’，附‘仪注’于‘国礼’，附‘食货’于‘政实’，附‘历法’于‘天文’，此皆因繁以摄简者也。古人解经，存者十一。如欧阳公之《易童子问》、王荆公之《卦名解》、曾南丰之《洪范传》，皆有别本，而今仅见于文集之中。惟各摘其目，列之本类，使穷经者知所考求，此皆因少以会多者也。又如《靖康传信录》、《建炎时政记》，此《杂史》也，而载于李忠定之《奏议》；《宋朝祖宗事实》及《法制人物》，此‘记传’也，而收于朱晦翁之《语录》。如罗延平之集，而《尊尧录》则史矣；张子韶之集，而《传心录》则子矣。他如‘琐记’、‘稗史’、‘小说’、‘诗话’之类，各自成卷，不行别刻，而附见于本集之中者，不可枚举。即如《弇州集》之《艺苑巵言》、《宛委馀编》，又如《冯元敏集》之《艺海泂酌》、《经史稗谭》，皆按籍可见，人所知也。而元美之《名卿迹记》、元敏之《宝善编》，即其集中之小传者。是两书久已不行，苟非为之标识其目，则二书竟无从考矣。凡若此类，今皆悉为分载。特明注原在某集之内，以便简阅，是亦收藏家一捷法也。一曰互：互者，互见于‘四部’之中也。作者既非一途，立言亦多旁及。有以一时之著述，而倏尔谈经，倏而论政；有以一人之成书，而或以摭古，或以征今，将安所取衷乎？故同一书也，而于此则为本类，于彼亦为应收；同一类也，收其半于前，有不得不归其半于后。如‘皇明诏制’，制书也，‘国史’之中固不可遗，而‘诏制’之中亦所应入。如《五伦全书》，敕纂也，既不敢不尊王而入‘制书’，亦不可不从类而入‘纂训’。又如《焦氏易林》、《周易占林》，皆‘五行家’也，而《易书》占筮之内亦不可遗。又如王伯厚之《玉海》则《玉海》耳，郑康成之《易》、《诗》地理之考，《六经天文》，《小学绀珠》，此于《玉海》何涉？而后人以便于考览，总列一书之中，又安得不各标其目，毋使溷淆者乎？其他如《水东日记》、《双槐岁钞》、陆文裕公之《别集》、于文定公之《笔麈》，虽国朝之载笔居其强半，而事理之诠论亦略相当，皆不可不各存其目，以备考镜。至若《木钟台集》、《闲云馆别编》、《归云别集》、《外集》、范守己之《御龙子集》，如此之类，一部之中，名籍不可胜数；又安得以集收，溷无统类？故往往有一书而彼此互见者，同集而名类各分者，正为此也。余所诠次，大略尽是。聊引其端，庶几所称详而核，杂而不厌者乎！”《绍兴先正遗书》本。承此论，实有古人未发者两端。其所谓通，即后来章学诚所谓别裁；其所谓互，即学诚所谓互著：欲使分类恰当，非善用此两法不可。此古人所不识，石破天惊，允推承为分类学之一大发明家。其所标分类表，子目略仿郑樵、焦竑，类目则仍以“四部”为依归。但不标经、史、子、集部名，一若各类独立也者。（1）《易类》分“古易”、“章句”、“注传”、“疏义”、“集解”、“详说”、“拈解”、“考正”、“图说”、“卜筮”、“易纬”、“拟易”十二目。（2）《书类》分“章句注疏”、“传说”、“图谱”、“考订”、“外传”五目。（3）《诗类》分“章句注疏”、“传解”、“考正图说”、“音义注释”、“外传”五目。（4）《春秋类》分“经传总”、“左传”、“公羊”、“穀梁”、“通解”、“考证”、“图谱”、“外传”八目。（5）《礼类》分“周礼”、“仪礼”、“二戴礼”、“通解”、“图考”、“礼纬”、“中庸”、“大学”八目。（6）《孝经类》分“注疏”、“丛书”、书或为说之讹。“外传”三目。（7）《论语类》分“章句注疏”、“解说”、“别编”、“图志”、“外传”五目。（8）《孟子类》分“章句注疏”、“杂解”、“外传”三目。（9）《经总解类》分“传说”、“考定”、“音释”、“经筵”四目。（10）《理学类》分“性理”、“诠集”、“遗书”、“语录”、“论著”、“图说”六目。（11）《小学类》分“尔雅”、“蒙书”、“家训”、“纂训”、“韵学”、“字学”六目。（12）《国朝史类》分“御制”、“敕纂”、“汇录”、“编述”、“分纪”、“武功”、“人物”、“典故”、“时务”、“杂记”、“行役”、“风土”十二目。（13）《正史类》不分目。（14）《编年史类》分“通鉴”、“纲目”、“纪”、“记事”四目。（15）《通史类》分“会编”、“纂略”二目。（16）《约史类》不分目。（17）《史钞类》分“节详”、“摘略”二目。（18）《史评类》分“考正”、“论断”、“读史”三目。（19）《霸史类》分“列国”、“偏霸”二目。（20）《杂史类》分“野史”、“稗史”、“杂录”三目。（21）《记传类》分“别录”、“垂范”、“高贤”、“汇传”、“别传”、“忠义”、“事迹”、“行役”、“风土”九目。（22）《典故类》分“故实”、“职掌”二目。（23）《礼乐类》分“国礼”、“家礼”、“乐律”、“祀典”四目。（24）《政实类》分“时令”、“食货”、“刑法”、“官守”、“事宜”五目。（25）《图志类》分“统志”、“通志”、“郡志”、“州志”、“邑志”、“关镇”、“山川”、“揽胜”、“园林”、“祠宇”、“梵院”十一目。（26）《谱录类》分“统谱”、“族谱”、“年谱”、“世家”、“试录”、“姓名”、“书目”七目。（27）《儒家类》不分目。（28）《诸子类》分“墨家”、“法家”、“名家”、“纵横家”、“杂家”五目。（29）《小说家类》分“说汇”、“说丛”、“佳话”、“杂笔”、“闲适”、“清玩”、“记异”、“戏剧”八目。（30）《农家类》分“民务”、“时序”、“杂事”、“树艺”、“牧养”五目。（31）《道家类》分“老子”、“庄子”、“诸子”、“诸经”、“金丹”、“汇书”、“诠述”、“修摄”、“养生”、“记传”、“余集”十一目。（32）《释家类》分“大乘经”、“小乘经”、“宋元续入经”、“东土著述”、“律仪”、“经典疏注”、“大小乘论”、“宗旨”、“语录”、“止观”、“警策”、“诠述”、“提唱”、“净土”、“因果”、“记传”、“禅余”、“文集”十八目。（33）《兵家类》分“将略”、“兵政”二目。（34）《天文家类》分“占候”、“历法”二目。（35）《五行家类》分“占卜”、“阴阳”、“星命”、“堪舆”四目。（36）《医家类》分“经论”、“脉法”、“治法”、“方书”、“本草”、“伤寒”、“妇人”、“小儿”、“外科”九目。（37）《艺术家类》分“书”、“画”、“琴”、“棋”、“数”、“射”（附“投壶”）、“杂伎”七目。（38）《类家类》分“会辑”、“纂略”、“丛笔”三目。（39）《丛书类》分“国朝史”、“经史子杂”、“子汇”、“说汇”、“杂集”、“汇集”六目。（40）《诏制类》分“王言”、“代言”二目。（41）《章疏类》分“奏议”、“书牍”、“启笺”、“四六”四目。（42）《辞赋类》分“骚”、“赋”二目。（43）《总集类》分“诗文总集”、“文编”、“诗编”、“郡邑文献”、“家乘文献”、“遗文考识”、“制科艺”七目。（44）《余集类》分“逸文”（附摘录）、“艳诗”（附词、曲）、“逸诗”（附集句、摘句）三目。（45）《别集类》分“帝王集”、“汉魏六朝诗文集”、“唐诗文集”、“宋诗文集”、“元诗文集”、“国朝御制集”、“国朝阁臣集”、“国朝分省诸公诗文集”八目。（46）《诗文评类》分“文式”、“文评”、“诗式”、“诗评”、“诗话”五目。此种四十六分法，承虽自承为“因‘四部’之定例”，而实际兼具反“四部”之精神。其所增添“约史”、“理学”、“诏制”、“丛书”、“余集”五类，除“理学”仿自《文渊》、《江东》之“理性”，“诏制”仿自陈《录》之“诏令”，余悉新创。尤以“丛书”之独立，于分类学之功勋最钜。俗儒乃谓至张之洞《书目答问》始创“丛部”，或又谓姚际恒《好古堂书目》之“《经史子集总》”为“近世别立‘丛书’部类之滥觞”，《柳跋》。陋矣。子目之分配，亦较郑、焦二家为审慎，盖由确有其书，故无滥入之弊。例如《史评类》能分辨考据，评论，及研究史法之别，别立《礼乐》一类，不混杂于《礼类》之中，合著录专门之书如“族谱”、“年谱”、“试录”、“书目”等项为《谱录类》，从体裁言，不为错误。不以杂家为无类可归者之渊薮，此皆向来诸录所未能办到者。历观古今“四部”目录，未有能超录此《澹生堂书目》者也。其惟一缺憾为未有《应用技术》一类，此则儒者藏书向轻实艺，不足责矣。自尔以往，崇祯中惟檇李姚氏《赖古堂书目》于“四部”之前添一《制部》，犹依焦竑之例。见《郑堂读书记》。赵琦美《脉望馆书目》涵芬楼秘笈本。则于《经部》之首添“经书总类”，《子部》之首亦添“总子”，《史部》多“圣制”、“经济”、“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子部》有“字学”、“书画”、“书目”、“乐书”、“杂书”、“谱牒”、“大西人术”。即西洋人译书。其书本未定之备检帐册，取便藏置，故多异类同厨，不堪深究。惟“经总”、“总子”之立，清初钱谦益、姚际恒犹沿其例。际恒亦好添子目，其书亦未定之本。“经”、“子”二部之末皆有“汇集”一类，《史部》有所谓“集古”、“时政”、“食货”、“器用”、“虫鱼”、“方物”、“名胜”、“川渎”。《集部》则合“表奏”、“策论”为一类，合“骚赋”、“四六”、“尺牍”为一类。要之，皆一时备用之作，原无意于问世也。谦益《绛云楼书目》亦非极盛时完备之录，其分类，亦无“四部”之名。除一般习见者外，新增类名为“道学”、“壬遁”、“天主教”、“伪书”等类，惟既有“道家”，复有“道藏”、“道书”，既有“类家”，复有“类书”，层见叠出，不知何意。“集”则分别“诗”、“文”、断截时代，皆明代旧习。其外更有“骚赋”、“金石”、“论策”、“奏议”、“文说”、“诗话”，以“金石文字”夹于“诗”、“文”中间，较古录之漫入《目录类》者犹为得之。“史”则有《本朝制书实录》、《本朝实录》、《本朝国纪》、《传记》、《典故》、《杂记》等类，皆属明人撰著，盖为私修《明史》所备，并非收藏史书之全豹也。与谦益同时者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其《经部》分类十一，《史部》分类十八，《子部》分类十二，并无特异，惟《史部》冠以“国史”耳。《集部》则分“别集”、“制诰”、“表奏”、“骚赋”、“词曲”、“制举”、“总集”、“文史”八类，纯然一明录典型也。与际恒约略同时者，有金檀《文瑞楼书目》，其《史部》多“运历”、“宗藩”、“谥法”、“外夷”、“制诏”、“职掌”、“科甲”、“山陵”、“行役”等类，“地志”、“史传”各有子目。《子部》则分“子书”、“儒家”、“道学”、“家训”、“规劝”、“类书”、“时令”、“农家”、“种艺”、“货宝”、“食货”、“小学家”、分四子目。“释家”、“仙家”、“小说家”，再分代分朝。中复杂有“古文”、“骚赋”、“四六”、“尺牍”等类，盖误订也。《集部》诗文概分代分朝，所收之集最多，是其特长。又有“诗话”、“乐府”、“词”、“总集”等类。统观其书，漫无典则；惟“小说”及“诗文集”分别朝代，最便循读；然亦明人早创之例也。往后，乾隆三十九年之《浙江采集遗书总录》遂循其法，“别集”全以时代为目，“总集”则一以时代为次，一以地为次。以地为次，祁承早已创行。《子部》特立《丛书类》，亦承之遗法。惟《说家类》再分“总类”、“文格”、“诗话”、“金石书画”、“小说”四目，一反昔人旧例。《史部》亦有特例数端：新立《掌故类》，分设“总类”、“职官”、“食货”、“伪制”、“兵刑”、“河渠”、“水利”、“营造”八目，《传记类》既有“总类”，复以时代为次，以地为次。《地理类》分目亦详。《经部》则惟分“尔雅”、“小学”与“六书”为三，是其特点。往后不久，即为《四库全书总目》统一整个目录学界之时代，除上章所述之孙星衍外，未有敢违背其成法者。直至百年之后，始有张之洞撰《书目答问》，实际系缪荃荪代笔。始于“四部”之外，别增“丛书”、“别录”两目，以收容“古今人著合刻丛书”、“国朝一人著述合刻丛书”、“群书读本”、“考订初学各书”、“词章初学各书”、“童蒙初学各书”。《集部》四分，散“词曲”于“总、别集”。“总集”分“文选”、“文”、“诗”、“词”，“别集”分时代，而于清人复分“理学家”、“考订家”、“古文家”、“骈体文家”、“诗家”、“词家”六目，略具专家分门之意。《子部》大半同于《四库》，惟增“周秦诸子”，移“谱录”入《史部》，并“释”、“道”为一，“儒家”分“议论经济”、“理学”、“考订”三目，“天文算法”分“中法”、“西法”、“兼用中西法”三目耳。《史部》大体亦同，惟增“古史”，而去“史钞”、“职官”，散“目录”为“谱录”、“金石”，此其特异。《史评》分“论史法”、“论史事”二目，盖得自祁承。“金石”专录“金石目录”、“金石图象”、“金石文字”、“金石义例”，盖得自孙能传、孙星衍。《谱录》兼收“书目”、“姓名”、“年谱”、“名物”，亦承旧例也。其余则“正史”、“编年”、“杂史”、“地理”、“政书”各有子目，较《四库》为略，不足述。惟《经部》独大异于《四库》，只分“正经正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小学”三类，划正文与后儒之专著为二，斯为特异，古人所不及为。要之，《书目答问》在分类史上之地位，不在创造，而在对《四库总目》加以他人所不敢为之修正。以张之洞之权威，《答问》之流行，适值东、西洋译书日多，“四部”分类法正苦不能容纳之时，纂新书目录者遂得借口另起炉灶，不复依傍《四库总目》。张氏虽绝对无意于打倒《四库》，而《四库》之败坏自此始萌其朕兆也。自光绪之年，《答问》刊行以后，六十余年来，旧派目录家感于《四库总目》之类目缺乏，多有起而补充者。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未有其能起死回生也。稍可述者，惟近年南京国学图书馆之《总目》。简称《国学目》。《国学目》对于《四库目》之部类，有增补而无改减。于四部之外，新加“志”、“图”、“丛”三部。《丛部》分“类刻”、再分“经”、“史”、“子”、“集”、“志”五项，每项又分目。“汇编”、“郡邑”、分“杂编”、“诗文”二项。“氏族”、同上。“独撰”分时代。五类。《图部》专收地图，自“全国”、“省”、“县”、“城市”、“水道”、“交通”、“历史”、“交界”、“军用”、“经济”、“天象”、“地质”、“杂图”以至“世界”、“东西洋历史”、“日本”，凡十六类。《志部》专收地方志，分“省”、“府州厅县乡镇”、再分省。“志丛”三类。此其用意惟在取便庋藏，以方志太多，地图异样，故特设大部以储之耳。若从学术分类之理论言之，则以一地理学而兼占两大部，复在《史部》中占一“地理类”，在书库中既分居数处，不便参考，在目录中，又层见叠出，甚乖专科分类之义，甚不可也。“丛书”之独立，从古录言之，原较附居于“类书”者为进步；然至现代则学术以专科而益精，已有散归各类之必要；而一般目录所以仍旧保存此类者，特偷懒畏烦耳。是则以《丛部》“四部”抗衡，非特《书目答问》不得专美于前，即《国学目》亦无须夸口于后也。《国学目》之特点，在散新书以归旧类；其无类可归者，则立新类以纳之。以其藏书特多，则小类子目亦最多而备。最显异者尤为《子部》，新增“工家”、“商业”、“交通”、“释教”、“神道”、“耶教”、“回教”、“东方各教”、“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十一类之多，几于平分原有各类之天下矣。“四部”复各有“丛类”，经史则名“总类”。与“丛部类”“刻类”互见。其尤奇者，于“杂家类”特增“杂志”之属，下分二十子目，凡现代各种定期刊物概以入焉。揆以该目“特多”“异样”之图书应另设部之义，则“杂志”之宜特设一部而不应屈居一类中之一项也，必矣。其他各类之中，分项别目，最详最备，不能尽述。要之，《国学图书馆总目》在目录学分类表中，不失为正统派“四部”分类法之最后残垒（纵使其为七部而非四部），然而其不能传世而行远也，则大势所趋，无可奈何者矣。——凡此所述，对正统派而言，可称修正派，盖异乎正统派之固守不变，亦不似别派之相背而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