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什么时候被埋入地下？

天宝十五载，安禄山之乱，兴化坊邠王府，李守礼后人？

评估文物价值，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技术价值。首要的而且是必需的，是年代的断定。对于地下出土文物来说，与年代相关的还有遗迹的性质，即什么人的物品、埋藏的地点、器物是干什么用的，等等，这些同时也是年代断定的参考。关于何家村遗宝的年代的判定比较复杂，实际有两层含义，一是各种器物的制作年代，一是这些器物的埋藏年代，而埋藏年代最为关键。

何家村遗宝并非同一时期制造的器物，时代最早的甚至早到春秋时期。其中有重要的纪年物品，但器物上的纪年不等于器物埋藏时间。要断定埋藏时间，确认器物群中最晚的器物最为关键。

然而，这批偶然发现的遗宝，除了两陶瓮一银罐外，没有发掘地层等其他线索，年代的判断只能根据器物本身。当时参加发掘和整理的学者认为，何家村遗宝的时代下限在盛唐晚期（约公元8世纪末），地点在长安城兴化坊中部偏西南的部位。又据唐人韦述《两京新记》“兴化坊”条“西门之北，今邠王守礼宅，宅西隔街有邠王府”的记载，认为这批文物出土地点在“唐长安城兴化坊邠王府的部位上”^[1]。

两个月以后，《文物》1972年第3期，郭沫若发表《出土文物二三事》一文，文章开始便说：“1970年10月5日与10月11日，陕西省西安市南郊先后出土了两瓮唐代文物，已考定为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因安禄山之乱逃奔四川时，邠王李守礼的后人所窖藏。”这显然不是原报告的观点。何家村报告发表后仅仅两个月，其间，没有任何报道下过这样的结论。以当时的情况看，郭沫若对出土文物极其关心，在直接促成了三大杂志的复刊后，还积极撰写论文。他的《出土文物二三事》一文，意在考证何家村出土的日本钱币“和同开宝”的定年，故所说何家村窖藏“已考定为”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六月，因安禄山之乱由邠王李守礼的后人所窖藏，当是学界的普遍看法。在后来的学术文章中，更明确指出，根据遗宝中“开元十九年”银饼和同时出土的中外钱币，判断埋藏年代不晚于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2]。

唐代安禄山发动的战乱，从北方一路杀来直趋首都长安，皇室、贵族仓皇外逃。在此情况下邠王府人员将众多遗宝埋在了地下，这一结论几乎成了定论，长期作为对这批文物的解说。因论定为邠王李守礼的物品，李守礼的父亲又是赫赫有名的章怀太子李贤，在此基础上又引申出种种推断。

《出土文物二三事》

[1] 陕西省博物馆等：《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1期。

[2] 镇江市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唐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