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长沙窑瓷器的特点、年代和地域分布

长沙窑最突出的技术创新是釉下彩的广泛运用。所谓釉下彩，是指“在胎体上用彩色的釉汁绘制图案和文字，再在上面罩上一层透明的青釉，而后一起进窑烧结”，得以“色泽永固，经久不衰”^[1]。

长沙窑瓷器从品类来说，有杯、碗、壶、盂、钵、勺、罐、缸、枕头、盒、香炉、灯具、笔洗、镇纸、砚台、烛台、算盘珠、扑满、铃铛、水滴、鼓架、埙、腰鼓、笛子，以及人物、独角兽等，可谓应有尽有，满足唐人日常生活的所有需要。器物一般以青黄蓝褐为主色，配有各种不同风格的图案。其中既有白釉绿彩具有大写意特征的山水画，也有具体入微的各种动植物造型。题诗的器物多数见于壶上，应与唐人品茶饮酒的风气有关，且茶酒是日常生活中最具有文化品位的饮食。以诗题壶，正适应了社会上此方面的需求。

20世纪70年代长沙窑发掘时，发现了有元和三年（808）、大中九年（854）、大中十年（856）纪年文字的器物，基本确定了出土物的年代。1983年又发掘八个地方的窑炉十座，出土器物七千多件，其中有会昌六年（846）、大中二年（848）、大中五年（851）模具。湖南省博物馆在当地的收集品有贞明六年（920）双鸾枕、天成四年（929）碾槽，此外宁波1975年发掘砖石墓出土有大中二年鸟纹碗、1977年出土有乾宁五年（898）鱼纹壶，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有开平三年（909）花枕。因此认为长沙窑的绝对年代最早不晚于元和三年，最迟约稍晚于天成四年，是合理的推断。五代中期以后，长沙窑完全衰落，衡山窑逐渐取代其地位，并在宋代持续发展^[2]。因此，凡长沙窑所出器物上的题诗，除个别据六朝诗歌改写的作品外，一般都可以视为唐诗。

长沙窑瓷器的出土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五代南唐。《太平广记》卷三九〇引《稽神录》：“周显德乙卯岁，伪涟水军使秦进崇修城，发一古冢，棺椁皆腐，得古钱、破铜镜数枚，复得一瓶，中更有一瓶，黄质黑文，成隶字云：‘一双青鸟子，飞来五两头。借问船轻重，寄信到扬州。’其明年，周师伐吴，进崇死之。”《全唐诗》卷八七五据收，题作《涟水古冢瓶文》。此诗在出土器物中也有发现（74）。笔者1996年撰《长沙窑唐诗书后》曾指出：“乙卯为周世宗显德二年（955）。秦进崇所见古冢，当为相隔百年左右的唐墓，古钱、铜镜、诗瓶均属陪葬物。录诗与长沙窑题诗仅一字之异（寄作附）。”^[3]今见长沙窑题此诗者为黄褐釉彩之宽口长颈壶，习惯上也可称作瓶，墨书题字也略存隶意。

由于长沙窑瓷器以青色釉下多彩为主要特色，与其他地方所出瓷器有显著差别，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曾有出土的记录。据长沙窑课题组编《长沙窑》第四章《国内出土和收藏的长沙窑产品》、第五章《国外出土的长沙窑产品》所载^[4]，国内曾出土长沙窑器物的有江苏、浙江、上海、安徽、广东、广西、陕西、河南、河北、江西、湖北、湖南十二个省区，其中广东曾发现题有“孤竹生南岭，安根本自危。每蒙东日照，常怨北风吹”（21）的瓷壶^[5]。惟其来源包括广东出土和在海关扣留者，若在广东出土，则其内容正与岭南风物相合。长沙窑瓷器在海外的发现，目前所知在韩国、日本、印尼、泰国、菲律宾、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阿曼、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都有出土，但没有汉文题诗的记录。估计外销部分在形制内容方面都根据要求而有所不同^[6]。1999年德国某打捞公司在印度尼西亚海域打捞出一艘唐代驶往阿拉伯的沉船，其中有长沙窑瓷器五万多件，其形制多数为青釉褐彩，包括大量有阿拉伯文字和《古兰经》内容的器物，点彩装饰也具有典型的伊斯兰风格，应该是按照阿拉伯世界订货方的要求特别制作^[7]。

[1] 刘美观《解读长沙窑》，第2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

[2] 此段据长沙窑课题组编《长沙窑》第三章《国内出土和收藏的长沙窑产品》、第六章第四节《长沙窑的年代问题》，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

[3] 陈尚君《长沙窑唐诗书后》，刊《中国诗学》第五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

[4] 长沙窑课题组编《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

[5] 详长沙窑课题组编《长沙窑》第162页 。

[6] 详长沙窑课题组编《长沙窑》第五章《国外出土的长沙窑产品 》。

[7] 据李效伟《长沙窑——大唐文化辉煌之焦点·长沙窑与伊斯兰教文化的渊源》，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