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瑶池新咏》残卷的发现说起

近年从俄藏敦煌遗书中发现唐妇女作品，一是导致李季兰被杀的那首上朱泚诗，全诗为：“故朝何事谢承朝，木德□天火□消。九有徒□归夏禹，八方神气助神尧。紫云捧入团霄汉，赤雀衔书渡雁桥。闻道乾坤再含育，生灵何处不逍遥。”^[1]为研读《奉天录》卷一所载德宗扑杀李季兰的记载，提供了新的佐证。再就是蔡省风编《瑶池新咏》残卷的发现。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〇著录蔡书一卷，并云：“右唐蔡省风集唐世能诗妇人李季兰至程长文二十三人题咏一百十五首，各为小序，以冠其首，且总为序。”宋以后书志虽偶有载及，其实只是转引晁书而已。在俄藏敦煌文献刊布之初，荣新江、徐俊二位1999年首先发表《新见俄藏敦煌唐诗写本三种考证及校录》^[2]，据Дх.3861、Дх.3872、Дх.3874三残卷录出李季兰、元淳诗若干首，并怀疑此即《瑶池新咏》残片。至2001年二人又发表《唐蔡省风〈瑶池新咏〉重研》^[3]，根据新见的Дх.6654、Дх.6722、Дх.11050，与前见三残卷作了重新缀合，不仅有《瑶池集》的题签，也看到了《瑶池新咏集》的首题，并有“□大唐女才子所□篇什。著作郎蔡省风纂”的记录。重新缀合的诗卷，包括李季兰、元淳、张夫人、崔仲容四人诗23首。稍后王卡发表《唐代道教女冠诗歌的瑰宝——敦煌本〈瑶池新咏集〉校读记》，又增加Дх.3927一件残片，再作校录。很遗憾的是，王氏完全没有引到先此发表的荣、徐二文，录文质量稍逊，且仅存李季兰、元淳二人诗，又因此而将《全唐诗》中的李季兰诗都录出，殊无必要^[4]。再后王三庆在参加2006年北京大学主办的中国古文献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也谈蔡省风〈瑶池新咏〉》^[5]一文，更推论《又玄集》《才调集》《吟窗杂录》《唐诗纪事》等书录妇人诗，从其趋同性推测，可能都是利用《瑶池新咏》所致。他推证该集所收23人为李季兰、元淳、张夫人、崔仲容、鲍君徽、赵氏、张窈窕、常皓（常浩）、薛蕴（蒋蕴）、刘瑗、廉氏、张琰、崔公远（崔公达）、田娥、刘云、葛鸦儿、张文姬、鱼玄机、薛涛、薛媛、梁琼、刘瑶、程长文，根据她们的存诗，得到114首，几乎就是《瑶池新咏》的全貌。王文推测的大体判断，我是赞同的，细节还可以再深究。我认为因为有敦煌残卷的发现，现在可以确定在存世唐宋文献中，直接据《瑶池新咏》录诗并保留原书次第的有两书，一是韦庄唐光化三年所编《又玄集》卷下，二是北宋末蔡传所编《吟窗杂录》卷三〇至卷三一，两书各录21人，前四人的顺序均与敦煌残卷同，首李季兰而殿程长文，也与晁公武所叙合，前者有宋若昭、宋若茵而后者无，后者有梁琼、崔萱而前者无，互相参补，适得23人之数。因此，可以确定的蔡省风编《瑶池新咏》所收23人是李季兰、元淳、张夫人、崔仲容、鲍君徽、赵氏、梁琼、张窈窕、常浩、蒋蕴、崔萱、刘媛、廉氏、张琰、崔公达、宋若昭、宋若茵、田娥、薛涛、刘云、葛鸦儿、张文姬、程长文。王文所列鱼玄机、薛媛、刘瑶三人基本可以排除。这一名单确定，特别是排除了鱼玄机以后，再根据晁公武所引原书之序称“况今文明之盛乎”，《又玄集》已征及《瑶池新咏》，可以推定蔡省风编《瑶池新咏》的时间不会迟至晚唐五代，应该早于唐末战乱，甚至早于鱼玄机有名之咸通年间，较合理的推定是在大和至大中间。此为另一问题，笔者或另撰文说明。

王文的《馀论》，提出“唐代诗歌总集的再整理”之任务，因此而将《全唐诗》后妃、闺媛卷与《瑶池新咏集》《又玄集》《才调集》《吟窗杂录》《唐诗纪事》《唐才子传》诸书中的作者及其记载情况作了全面罗列，所得凡138人（其中误录《吟窗杂录》中的若干宋人）。就笔者的看法，这一罗列还相当粗糙，远不足揭示唐妇女诗的复杂情况，但也因此而引起笔者对唐妇女诗研究的兴趣。多年前，笔者曾参与《全唐五代诗》的编纂，其中女性作者大多承诺整理，因此也积累一些资料。事虽不果，今后或有机缘先作《唐女诗人全编》，在笔者不甚困难，于学人或还有参考价值。

[1] 见Дх.3865，转录自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第39页，中华书局2000年6月。

[2] 荣新江、徐俊《新见俄藏敦煌唐诗写本三种考证及辑录》，《唐研究》第五卷第59—7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

[3] 荣新江、徐俊《唐蔡省风〈瑶池新咏〉重研》，《唐研究》第七卷第125—1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

[4] 王卡《唐代道教女冠诗歌的瑰宝——敦煌本〈瑶池新咏集〉校读记》，刊《中国道教》2002年第4期，又收入氏著《道教经史论丛》第408—420页，巴蜀书社2007年 。

[5] 王三庆《也谈蔡省风〈瑶池新咏〉》，刊《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