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结论

本来还想写一节讨论志怪传奇小说所载神仙鬼怪诗之拟题，因全文篇幅已经很长，暂就不写了，待今后有机会再说。

就本文已经讨论之话题，我以为可提出以下几点所见：

就今存可见之约五万四五千首唐诗来说，虽然每一篇都有其流传之个案，并因为流传过程之不同，经常一诗而形成纷繁的面貌，但就大端来说，则可以区分为两类途径。一类以早期别集或总集为载体得以保留，虽然其文本因为各种原因也会有所差异，但基本源自作者本人、门人、裔孙编定的文本，大致保留作者写定时的面貌。另一类则依凭史籍、笔记、诗话、小说、地志、类书等引录而得保存，因为经过转引者的传讹、改写、节引、编造等过程，其文本面貌特别是诗歌题目已经去作者写作时的原貌有很大不同。称为唐诗集大成著作的《全唐诗》编者似乎对此并无足够之认识，因此其所载唐诗之录文和题目都问题很多，读者应小心加以区别。

唐诗题目的改动是一项从作者自己整理诗集就开始进行的工作，以后学者因为各种原因，包括引用、编录之需要随时有所改造，其中特别是在按类、按体、按人编录唐诗时，出于编纂体例、个人兴趣或所见文本之原因，还会作适当的改动。而尤以从《万首唐人绝句》到《全唐诗》这一类追求全面网罗唐诗且又以人属诗的著作，加工尤多。其中改题的部分，较大原因是源出别集或总集因为保存唐人唱和诗的格式，在分属个人名下时，必须补足某些内容才能成为完整诗题。由于各唱和诗提供的诗题信息从各与唱者立场来看，未必完整准确，因此在后人的改题中不免造成种种偏差。

唐诗拟题的情况，如本文所揭，有如此大规模的存在，读者在利用《全唐诗》一类书时，务请不要完全当作唐代文献来看待。类似的情况在《全唐文》中也是如此。唐人的奏议、诏令、造像、批答等一类文字，最初都是无题的，现在的题目有些为唐人所拟（如陆贽《翰苑集》），更多则是宋以后历代人所拟。笔者多年前编《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所拟题均达数百和上千篇（均加注说明）。不作拟题，读者无法翻检查阅。清人编《全唐诗》《全唐文》也是如此，只是一概不说明文本来源，给读者造成唐人本来就是如此的假想，不免贻误后学。

就来源别集、总集以外的唐诗来说，揭示并记录其文本流传的过程，特别是利用史学界奉为圭臬的史源学方法，找到其最早的几个或一个源头，对于这些唐诗的定位解读具有重要价值。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宋人看到的唐诗文献肯定比清人丰富，清人所见肯定也有今日已经失传者，但就唐诗文献来说，现在大多已经梳理清楚。比方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所据拟题的大量唐人笔记小说，现在完全不知其文本如何者，其实只有何光远《宾仙传》等很少几种。本文列举的如武后时石淙唱和诗、王起会昌三年榜之唱和诗、《松陵集》所载皮陆苏州唱和诗，宋、清人所见与今日所见并无差别。笔者近期正编纂《唐五代诗纪事》，就是希望对此类记录有完整而尽可能追溯源头的揭示。

一些学者对《全唐诗》不满，很早就提出重编全部唐诗的建议，只是至今还没有实际的进展。就大端原则说，做到“备征善本，精心校勘”“备注出处，以求征信”“全面普查，广辑遗佚”“删刈伪讹，甄辨重出”“重写小传，务求翔实”“合理编次，以便检用”是必需的^[1]。仅就诗题来说，则一是要有文本依据，二是在各题纷繁时应揭示最符合作者原旨的诗题，三是改题、拟题时应考虑到纵横左右各方面的因素，在必要时可以另拟新题——如前揭会昌三年榜唱和诗之宋以来各家拟题，几乎都错了，而如景龙文馆的数十次唱和，每次唱和的题目也应大致接近吧！

2010年11月15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2011年3月27日改定

[1] 详见陈尚君、罗时进《〈全唐诗〉的缺憾和〈全唐五代诗〉的编纂》，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56期，1993年2月。又收入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