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全唐诗》存在之问题，前辈学者如刘师培、岑仲勉、闻一多、李嘉言及日本丰田穰等，均曾有所考订。最近十多年来，国内学者于此肄力尤勤，成绩亦丰。《简编》在作者小传、作品校录及归属等方面，如仍沿录旧文，不加正，对读者显然是不负责任的。编选者为此而考寻文献，重加校定，付出了艰巨的劳动，本文第一节已有所论列。

编选者的努力，使全书质量在以下几方面尤见突出。

（一）作者小传全部重写。《全唐诗》作者小传，因未能广征文献，缺漏错误迭出，最为学者诟病。前人于此已指出者，还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研究者考索较勤者，只限于少数大中作者。《简编》小传因限于体例，不逐一说明史料所出，又仅以《辞海》式的简略叙述存其梗概。但只要与《全唐诗》原传作一比对，不难看出编选者用力之勤。如：

张敬忠，官监察御史，以文吏著称。张仁亶在朔方，奏判军事。开元中，为平卢节度使。（《全唐诗》卷七五）张敬忠，京兆人。睿宗朝官监察御史，张仁愿在朔方，奏判军事，以文吏著称。玄宗朝，累迁吏部郎中、司勋员外郎。开元年间拜平卢节度使，除河西节度使，历左散骑常侍、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剑南道节度大使，摄御史中丞、本道采访经略大使等职。（《简编》第89页）

《全唐诗》所据为《大唐新语》和《唐诗纪事》，较简。《简编》据两《唐书》及《郎官石柱题名考》《千唐志斋藏志》《唐方镇年表》等书，补其籍贯，判朔方之时间及四次迁转任职。

《全唐诗》缺传或姓名有误者，《简编》也有所发明或订正。如何瓒，《全唐诗》卷七六九无传，存《书事》一首。《简编》考知此诗最早见存于《鉴诫录》卷九，作者为何瓒，复据《新五代史》卷二八录其事迹。如此之类甚多，不一一列举。

（二）录诗据善本校订。《全唐诗》成书仓卒，未及广征善本，文字讹伪、缺脱甚多，而于胡、季二书中之校语，也均改为“一作某”，使人难以知其所据。《简编》于此亦曾费力据善本别集、总集等校订。如张祜诗，据影宋蜀刻本《张承吉文集》十卷本参校，并增录了《全唐诗》以外的五首佚诗。李白诗，则据影印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刻《李太白文集》订正了多处误字。再如畅诸《登鹳鹊楼》诗，北宋司马光、沈括等见到时，就仅馀四句，《全唐诗》又沿《唐诗纪事》之误，收归畅当名下。《简编》据敦煌遗书伯三六一九卷，录此诗全篇八句，并移归畅诸下。这些校订处理，使读者能读到完整而准确的诗篇。

（三）甄辨重出互见诗。这是全书中程力最多，也最为精彩的部分。唐诗流传千载，重出互见十分严重，不仅数量多，致误原因尤为复杂。编选者如图省力，重出者任存一处，或卷次前者存，后者删，似也是一种办法。但如此将让读者在杜牧名下读到许多许浑之诗，对杜牧诗风必有所误解。但要将数千首重出诗逐一找出歧互原因，令人信服地确定归属，又谈何容易！

《简编》的考证足以令人信服。编选者通过作《全唐诗》每句索引，列出所有重出诗目。再上溯胡、季二书，推寻致误缘由。复参证唐宋以降的各种文献，结合作者的生平、交游等线索，确定具体归属。并将这些考证写成按语，附于诗后，以便读者参考。如《古塞下曲》，《全唐诗》分收陶翰、王季友名下。《简编》据四种唐选本及《文苑英华》等书定为陶翰作，并指出《唐文粹》始署王季友，《唐诗纪事》已两存之，以较早之多种书证为据，充分可信。再如《长干行》“忆昔深闺里”一首，《全唐诗》李白、张潮名下均收入。按语指出《才调集》《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及宋以后李白集虽皆收，但并非白作，而据宋人所引两种今已亡逸的唐人选本，考定为张潮作，用心至为深细。有的还找出致误的直接证据。如张继《阊门即事》误归柳公权，按语指出系季振宜用明刊《万首唐人绝句》剪贴成“集稿”时，因鉴别不慎而致误。对于所得书证还不足以定论者，则采取了审慎的办法。如《送宫人入道》分存韦应物、张萧远名下，按语指出唐末韦庄《又玄集》已作韦应物诗，南宋后韦集亦录入，而归张萧远则见《文苑英华》，同题另有五人作，皆元和前后在世。编选者倾向于以张作为是，但因尚无确凿证据，采取了“今姑收入张萧远诗”的审慎态度。对于《全唐诗》虽仅一见，但他书另归别一诗人者，也尽可能予以考析。如王涯《塞下曲二首》，《乐府诗集》归王维。按语引录了宋代的多种书证，以订《乐府诗集》之误，证据很充分。杜牧《秋夕》诗，宋人所编《唐诗纪事》《竹庄诗话》《十家宫词》及宋书棚本《王建诗集》，皆作王建诗。按语中列出自宋迄明十馀种归杜牧的书证，末云：“今仍作杜牧诗，以备详考。”在两说旗鼓相当时，这样处理颇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