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诗选录，始于唐时，今知唐人编选之诗歌总集超过一百三十种（详拙文《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刊《中国诗学》第二辑）。宋以后，从事选注者代不乏人，今人统计迄清末以前，即超过六百种（据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加上近现代各种选本，数当逾千。这些选本对流布唐诗，扩大其艺术影响，研究其流变和技巧，曾产生过极其巨大的影响。
清康熙间编成的《全唐诗》九百卷，将当时能搜辑到的唐诗“咸采撷荟萃于一编之内”（《御制全唐诗序》），开创了文学总集编纂史上“断代全集”的新范例，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从文化积累的角度说，这一创例意义尤为重大。清人编《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近代以来成书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宋词》《全金元词》《金元散曲》等，以及目前正在辑纂的全宋、元、明诗文等大书，皆承《全唐诗》之前例而各成规模。
断代全集之收录，惟求全备，不作甄选，如《全唐诗》，只要是唐五代人所作诗，无论精芜优劣，皆得存录。其编纂目的是储材备检，以津逮学者。但对中等程度的读者，如文科大学生或研究生来说，要其通读《全唐诗》来了解唐诗各家风貌和发展流变，显然是有困难的。从这一点来说，历代各种选本是否可胜此任呢？客观地说，只能部分地解决。历代著名选本的编选者，确具识见和眼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即是民间对选家的礼颂。然而，因受时代、地域和用书条件的限制，旧时选家之眼界常受到局限，更何况不少选家常囿于门户之见，为张弘自家之论诗主张，不免随意轩轾，扬此抑彼。如殷璠《河岳英灵集》，选盛唐而独遗杜甫，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不及李杜韩白诸大家，王士禛《唐诗三昧集》，倡神韵而独崇王孟，孙洙《唐诗三百首》，意在课蒙，故不及李贺等人。相比较而言，高棅《唐诗品汇》和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识见既高，取则也宽，在明清两代各擅时名，至今仍为世所重。但即此两书，也已是数百年前的选本，如选入大量艺术上平庸的应制、省试、应酬诗，大概是为当时士子官僚习诗参考之用，已不适应今天的读者。
有鉴于此，上海古籍出版社于80年代初确定了编选代表中国古典诗歌最高成就的唐诗、宋词、元曲三种断代全集简编本的选题，确定编选宗旨是用现代眼光客观全面地选录一代各种风格、流派和不同题材、体裁的优秀之作，以适应当今中等以上文化水平读者阅读古典诗歌的需要。其中《全宋词简编》和《全元散曲简编》即由两书原纂辑者承担，《全唐诗简编》最初拟由南方某大学承担，后确定由河南大学唐诗研究室编选。
河南大学唐诗研究室成立于60年代初（当时名称是开封师院全唐诗校订组），由李嘉言教授和高文教授主持工作。李先生于50年代曾发表《改编全唐诗草案》，引起学术界广泛的注意。60年代前期，先后完成了《全唐诗首句索引》《全唐诗重篇索引》等重要资料，后因“文革”中辍。70年代末研究室恢复时，李嘉言先生已逝世，由高文先生主持工作。高文先生于唐代文学肄力尤勤，主编的《唐文选》和选注的《高適岑参选集》，均颇得学界好评。协助他工作的孙方先生从60年代起即参加唐诗校订工作，所撰《关于〈全唐诗〉重出作品的类型、原因及辑录方法》《唐诗的辑佚及其问题》等论文，皆功力深厚，非浅学者所能为。佟培基先生于最近十多年内发表的唐诗互见甄辨的系列论文，尤为中外唐诗学者所关注。由他们主持《全唐诗简编》的编选工作，成书质量是可以保证的。
然而，《全唐诗简编》的编选工作，比宋词、元曲简编，要困难复杂得多。唐圭璋先生辑《全宋词》、隋树森先生辑《全元散曲》，均曾程功数十年，于作品录文、互见甄辨、伪作去取、作者事迹诸方面，都有精密周详的校订。由他们亲自作简编，质量既可保证，程功也非甚艰。从编纂质量上来说，《全唐诗》远逊于上举二书。《全唐诗》虽以胡震亨《唐音统签》、季振宜《唐诗》为基础，但因迫于期限，仅用一年馀即仓促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卷首王全（即王仲闻、傅璇琮）即列举“误收、漏收”“作品、作家重出”“小传、小注舛误”“编次不当”及不注出处、录文多伪误诸项。其中仅作品重出一项，据佟培基先生统计，即达5995首，涉及800馀家。而误收非唐五代诗亦逾千首，漏收而为今人辑出者，数已逾7 000。其他各端，也大致如此。显然，仅据清编《全唐诗》摘录而成《简编》，质量根本无法保证。
为了对读者负责，保证全书的质量，《简编》编选者没有采取省力走捷径的办法，决意花大气力，用笨功夫，从整治《全唐诗》着手，追本溯源，考索钩沉，全面展开工作。从1982年起，在主编高文先生指导下，唐诗研究室全力以赴，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工作。一、为澄清《全唐诗》各家诗集所用之底本及录文所出，赴北京故宫博物院抄录了海内仅存的《唐音统签》全书，又购置了台湾联经公司影印的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季振宜《全唐诗稿本》。仅此两项，所费即逾万元。同时，还对今存唐集善本作了调查和部分的对校。二、编制《全唐诗》每句索引，以便对全书存在问题作全面的清理。三、全面调查历代重要选本收诗篇目，编成索引，并参酌宋以降名家诗话及今人选本之意见，以求客观全面地确定选目。四、建立唐诗人生平资料档案，详注文献所出，以便重写小传。五、建立《全唐诗》重出诗资料辨正卡，凡此类诗在《简编》皆以史料为依据，作出明确之辨析，以定归属。
此后历经四个寒暑，至1986年方完成全书编纂工作。从确定体例，甄选篇目，到校定诗篇，补写按考，重写小传，编选者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劳动。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确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