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再版前言

《经济与社会》已售罄多年，在这期间，它迅速获得了藏书珍品的地位，幸有曾分别出版过本书旧版节选的美国多家出版商合作，现在，第一次能在这个国家并在国外得到精装和平装两个版本了。

这次再版的仍是1968年的版本，但略去了若干勘误表。与此同时，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教授则完成了他第五版，也是最后一版的修订（我们自己的版本是以他1956年和1964年的第四版德文本为基础），并且作出了多达300页的注解——这是只有他那一代学者中的一员才能完成的功业（Tübingen: Mohr-Siebeck，1976）。英文编者在筹备自己这个版本时，与温克尔曼密切合作，澄清了韦伯身后出版的著作中许多语焉不详之处，并确定了字面与历史出处，但是很遗憾，现在再版的这个英文本未能包括第五版德文本的新注解。

1968年以来又有韦伯著述的若干重要译作问世。Edith E. Graber译出了韦伯的论文“解释性社会学诸范畴”（“On some Categories of Interpretive Socioloy”，M. A. thesis，Department of Sociology，University of Oklahoma，1970）。此文是作为本书总体概念基础的初稿，虽不完整，但1913年时韦伯决定单独发表，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定义可见本书附录一。在《经济与社会》筹划成编之前，韦伯完成了关于古代经济与政治史的煌煌大作，最受人敬重的德国古典学者之一阿尔弗雷德·豪斯将其称之为“迄今为止对古代经济与社会发展最具原创性和启示性的研究”。本书导读讨论了这部著作与《经济与社会》的关系（xlii-lvii），R. I. 弗兰克已将该书译出，名为《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translated by R. I. Frank，London：New Left books，1976）。

韦伯的方法论文章为他在《经济与社会》中明确阐述他的社会学铺平了道路，其中多数已有英译。盖伊·奥克斯译编了《罗雪尔与克尼斯：历史经济学的逻辑问题》（Roscher and Knies: The Logical Problems of Historical Economics，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76）和《批判施塔姆勒》（Critique of Stammler，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77）。《经济与社会》中可以看到对施塔姆勒评论的补论（见本书pp. 325—332）。奥克斯还译编了格奥尔格·齐美尔的《历史哲学问题》（The Problems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77），韦伯在本书第一章的篇首提示中提到了它（p. 3）。路易·施奈德译出了“边际效用理论与所谓精神物理学的基本法则”一文，1975年发表于《社会科学季刊》（“Marginal Utility Theory and the So-Called Fundamental Law of Psychophysics”，Social Science Quarterly，56:1，1975，21—36）。这样，尚未译出的便只有韦伯摧毁著名化学家与自然哲学家威廉·奥斯特瓦尔德“唯能论”文化理论的文章，以及散见于韦伯大量著述中的重要的方法论言说。

罗特作于1968年的导读，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莱因哈特·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1960）的补遗，该书第一次全面介绍了韦伯在《经济与社会》和《宗教社会学文集》（《文集》包括对新教伦理和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它们与中国、印度、古代犹太教的宗教及社会秩序的比较）中展示的政治、法律、宗教比较社会学的主旨。《肖像》这部广为人知的研究也在1978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再版，罗特为其作了新序，概述了1960年以来的韦伯研究文献。进而，本迪克斯与罗特还推出了韦伯研究的共同成果《学术与党派》（Scholarship and Partisanship: Essays on Max Weber），1971年也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此外，罗特继续对《经济与社会》进行方法论考察，撰写了另外三篇文章，即“社会历史模式与发展理论”（“Socio-Historical Model and Developmental Teor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40:2，April 75，148—57），“历史与社会学”（“History and Sociology”，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27:3，Sept. 76，306—18），以及“宗教与革命信仰”（“Religion and Revolutionary Beliefs”，Social Forces，55:2，Dec. 76，257—72）。

一部最新的文献目录包括了几乎是无限制的间接文献，即康斯坦斯·赛法特与戈特·施密特编辑的《马克斯·韦伯研究文献目录》（Constans Seyfarth and Gert Schmidt，eds.，Max Weber Bibliographie:Eine Dokumentation der Sekundärliteratur，Stuttgart: Enke，1977，208 pp.）。关于韦伯本人的著述目录，见迪尔克·克斯勒的“马克斯·韦伯著作目录”（Dirk Käsler，“Max-Weber-Bibliographie”，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27:4，1975，703—30）。

本书的再版得到了韦伯著作的德国出版商，蒂宾根的莫尔——西贝克公司格奥尔格·西贝克先生的不懈关心和帮助，编者对此至为感激。

最后，我们要怀着悲伤之情将本书献给卡洛琳·凯恩·罗特（Carolyn Cain Roth，1934—1975），她多年来都在尽力适应我们紧张工作的重负，优容之至且保持了有益的艺术鉴赏距离感，适足可与严肃的学术关切等量齐观。

京特·罗特　华盛顿，双桥岛

克劳斯·维蒂希　纽约，斯卡斯戴尔

197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