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二十世纪的古希腊之魂——玛丽·瑞瑙特的创作人生(代译序)
郑远涛
“他的脸多年来萦绕在我的心头;那双不可思议的眼睛,那头发在额上跃跃弹跳,还有那想必在他二十来岁已沧桑毕露的美,晒伤的皮肤黝黑,太阳下的头发近乎白色。”玛丽·瑞瑙特(Mary Renault,1905—1983)在1960年代末写给一个牛津大学同窗的信件中这样谈起亚历山大大帝,仿佛他是自己的一位故人。他的确是故人。玛丽始终记得四十多年前秋季的一天,她在牛津念书,参观了校内的阿什莫尔博物馆,被内中几件著名文物的复制品深深打动:腰身细巧的克里特岛斗牛者、金发的城邦青年(Blond Ephebe),还有雅典卫城出土的亚历山大头像。带着这些不可磨灭的记忆,玛丽经历了毕业、几年的独自漂泊、护士生涯、首次出书和“二战”的炮火。后来她和伴侣朱莉·穆拉德离开寒冷保守的英国,到阳光灿烂的南非居住。她再也没有回去。在南非海滨,玛丽的希腊灵感才终于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终其一生,她出版了八部考据扎实、想象驰骋的长篇历史小说,其中洋洋千页的亚历山大三部曲是扛鼎之作。
1905年查伦斯医生夫妇生下长女玛丽时,料想不到她会成为不凡的作家;他们也不赞成女性拿写书当职业。查伦斯娶了牙医的女儿,婚姻门当户对,属中产阶级,家中有仆役多名,但夫妇俩个性扞格,常争吵不休。玛丽早早显露逾矩的性格,既活泼奔放又嗜书如命,尤其喜欢牛仔故事并在游戏中搬演,离母亲期许的淑女相去天壤。成为作家的瑞瑙特,回忆起童年的家庭生活,说“不记得有哪个时期是我不盼着走出去的”。失和的父母、疏离的孩子,这些心灵创痕将来会成为她作品里反复演绎的主题。
中学寄宿时,玛丽在校图书馆发现柏拉图的英译本,毕业前读完了全部《对话录》。苏格拉底及其弟子们生活的动荡世界在她脑海中潜伏浸润数十年,方酿出杰作《残酒》(The Last of the Wine)和《阿波罗面具》(The Mask of Apollo)。因成绩优异,她进入当时专收女生的牛津大学圣休斯学院,主修英语。
“牛津造就了我。”后来瑞瑙特喜欢说。然而当时男女分隔的牛津大学也不免给她带来挥之不去的边缘感。无论如何,她在牛津遇到影响她一生的两位老师:希腊学教授吉尔伯特·默雷(Gilbert Murray)和后来以《魔戒》的中洲成为一代文豪的语言学教授托尔金(J.R.R.Tolkien)。托尔金在学生们面前朗诵史诗《贝奥武甫》,使瑞瑙特感到这部陌异的古英语诗篇一句句都是活的。默雷的讲课则使她重燃对柏拉图的热情;熏陶之下,她建立了对希腊文所谓arete(个人卓越)的信念——人各有异,天赋参差,但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做出最好的自己。
毕业后玛丽不顾父母反对,过了几年边打工边笔耕的生活,终因营养不良而病倒,被迫回家休养。1933年夏,一筹莫展的她做了个改变终生的决定。徒步旅行重访牛津时,她在毗邻母校的拉德克利夫医院门外歇息,省悟到她写作的挫败是由于缺乏人生体验,而在这所古老的医院中,生老病死永恒地上演着。她当即谒见院长,说服让她留下学习护理。这年她28岁。
工作繁重、戒律森严的护士学员生涯,对一个牛津毕业的姑娘是屈就,但是玛丽坚持了下来。日后读者会在她描写男孩亚历山大的《天堂之火》(Fire from Heaven)中看到斯巴达式锻炼,领会早年的纪律约束无论是对挥剑的亚历山大还是挥笔的玛丽,都同样必要。在拉德克利夫,玛丽邂逅见习护士朱莉·穆拉德,两人情投意合,后来相伴终生。
穆拉德女士晚年接受访谈,说她和玛丽都是双性恋,各自跟男性发生过恋情,但最终选择了彼此。瑞瑙特自己讲过:“我想许多人的性欲望是居间的……就像从白到黑的色差,中间是各种各样的灰。”她的早年作品多以女性为第一主角,转型写历史小说后,叙述者“我”总是男性而效果逼真,导致读者常认定“玛丽”是男作家的化名。《波斯少年》(The Persian Boy)的叙述者是一个性别暧昧的阉人。伍尔夫(Virginia Woolf)提出“伟大的心智雌雄同体”,瑞瑙特则说:“我从来不是女性主义者,因为这些年来我的内在自我都不加区分地占据着两种性别,以至于不可能参与性别之战。”她自由化入各种性别身份的能力,足证此言不虚。
完成学业后,玛丽从事护理,利用工余和假期写小说。她用笔名“瑞瑙特”登上文坛,头两部小说出版于战云密布的伦敦。“二战”爆发,玛丽和朱莉响应政府动员令,先后在多地医院照料伤兵,并一度返回拉德克利夫服务。医院中做勤杂工的良心反战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与士兵之间的冲突和友谊给玛丽带来震动,战争尘埃落定后被她写入《御者》(The Charioteer,1953)。
战后她离开护理行业,专注创作。迄移居南非为止,瑞瑙特共写成五部小说,都是当代题材,背景多少涉及她熟悉的医院和医务人员,致力刻画他们的内心世界,不乏骇俗的性意识。《相好的姑娘们》(The Friendly Young Ladies,1944)是半自传性的轻喜剧,书中人有作者和朱莉的影子。《归向夜晚》(Return to Night,1947)赢得米高梅奖金。1948年,这笔钱让玛丽和朱莉踏上远渡南非的航程。
南非是作家瑞瑙特步入成熟的里程碑。在这个新国度,她和朱莉举办派对,结识了大群的年轻演员和舞蹈家,不少是来自英国的退伍军人,多数是男同性恋者,他们的聚散离合激起玛丽的灵感,写出现代同性恋文学史上的名作——“二战”爱情故事《御者》。书名采自柏拉图《斐德若篇》(Phaedrus)的一个意象,喻示灵魂中骚动和驾驭的矛盾。这部以古典烛照现实的作品成了瑞瑙特创作的分水岭;其后,她沿着历史长河继续回溯,在音声已希的古希腊世界上岸。
第一人称回忆录体的《残酒》(1956)以希腊文明悲剧性的漫长内耗——伯罗奔尼撒战争(431—404 B.C.)为背景,是雅典青年阿列克西亚的成长故事。他与吕西斯的关系再现了雅典所崇尚的男同性恋习俗:较年长的“爱者”(erastes)要担当他倾慕的少年“所爱”(eromenos)的精神导师。瑞瑙特自言是《御者》导向《残酒》。前一本书中,现代同性恋者面临医学、法律和道德的裁判,被迫转入地下生活,难以获得灵肉兼备的满足,而《残酒》的两位男主角则生活在一个他们可以共同追求光荣的时代:在苏格拉底身边受教,在练身馆竞技,一起参加地峡运动会,为抵抗斯巴达并肩作战。在性议题上,瑞瑙特说她反对“性的部落主义”(sexual tribalism),觉得现代人纠结的性身份问题本不应成为问题:“希腊人问的是一个人有何优点,而希腊人是对的。”
《残酒》不仅是个爱情故事,它更是雅典由盛而衰的画卷:书中战争与和平交替消长,寡头与暴民轮番上台。在玛丽和朱莉登上南非土地的那一年,南非国民党(National Party)赢得大选,随即颁行种族隔离的政策。瑞瑙特目睹政党利用非理性的民众情绪而控制国家,进一步激化了原已复杂的种族矛盾。尽管她奉历史现实主义(historical realism)为圭臬,从不为借古喻今而曲解史料,但是在私人通信中,她坦言自己在写三十僭主操纵雅典社会时,常联想到她的此时此地。“历史并不重复它自己,其韵脚却每每相同。”这句归于马克·吐温名下的话看来有点道理。
《残酒》受到严肃书评人和读者的一致赞赏,奠定了瑞瑙特历史小说家的地位,其成功并非偶然。她不是古典学者出身,拉丁文颇有功底,希腊文却全凭自学,常读的是希腊文和英文对照的洛布(Loeb)古典丛书。然而她一丝不苟,研究两年方才动笔,初稿写好后远赴希腊实地旅行,以求细节无误,最终做到“对一个时代的风俗习惯的真正神入(empathy),这是把想象力,把一种深沉的人道精神,极致地应用到史料知识上,以至它化为本能的结果。”[1]
希腊之旅中,瑞瑙特踏足克里特岛,观看了阿瑟·伊文思修复的希腊史前文明遗迹——克诺索斯王宫,重睹近三十年前在牛津打开她眼界的文物,这次是真品。
据说,这里是雅典王子忒修斯勇闯迷宫,杀死牛头怪的地点。身临其境,她悸动不已。回到南非,便根据历史学者的理论和考古学的成果,剥除忒修斯传奇中的荒诞之辞,写成两部小说。那神话中看似超常的元素全都有了富于心理深度的诠释。《国王必须死去》(The King Must Die,1958)和《海里来的公牛》(The Bull from the Sea,1962)都是忒修斯第一人称的“自述”,早在希腊古典时期已沦为童话的忒修斯,形象从未这样血肉丰满。相传忒修斯身材魁梧,但瑞瑙特认为那是后起的附会,而把他写成一个仿若出土的斗牛者壁画中那种细巧灵活的人——祭献给牛头怪弥诺陶弥斯(Minotaur)的雅典少男少女,在小说中是斗牛者。无独有偶,史载亚历山大大帝个子也不高。亚历山大刚柔相济、泛性恋(pansexual)的人生,跟忒修斯只爱恋女子却排斥自身“阿尼玛”(anima)的倾向,恰成对比。[2]
在南非开普敦,玛丽和朱莉在一栋木屋住了多年,她们命名为“提洛”(Delos),原是爱琴海岛屿,传说中阿波罗的诞生地。“提洛”俯临大海,远眺平顶的桌山(Table Mountain),雄奇壮美。带盐味的轻风、滑翔的海鸥、远远的航船和勇敢的冲浪少年,都跟她笔下的另一个海洋文化——古希腊一样充满生机,不啻是她理想的写作环境。但外面的世界毫不自由,甚至这对伴侣日常散步的海滩,也竖起过“只许白人入内”的牌子(被玛丽用螺丝刀趁夜摘除)。1960年代,瑞瑙特一度卷入政治生活:上街游行反对种族隔离,参加抗议团体,到社区为政党拉票。然而政治讲求集体行动,处处需要妥协,与作家对“个人卓越”的信念相违。因此,她虽然在劝说下出任了国际笔会(P.E.N.)开普敦分会的会长,并跟图书审查长年斗争,但年事的增长、对政治的失望,令她逐渐淡出运动,重投想象世界。
《阿波罗面具》(1966)以一个周游列邦的演员为叙述者,以剧场黄金时代的一件遗物——阿波罗面具——为良知的象征,展现了柏拉图实践治国理念的故事。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城邦,强人僭主用密探施行恐怖统治,死后国家陷于混乱,跟瑞瑙特身处的非洲现实若有交集。但作者强调她写的不是影射小说:“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那句话含有深刻的真理: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永远奔流的人性之河,由于所经过的土地而不断改变,成为浅水、漩涡、瀑布和湖泊。或许历史唯一具有的真正价值,就在于考量这种本质和个案之间的永恒变化的互动。”
瑞瑙特对柏拉图终身保有仰止之情。“在他身上,亚历山大炽热的想象力会找到一个解人、一个向导。”柏拉图两度远赴叙拉古,辅佐不成器的二世僭主做“哲学家国王”而惨淡终局,令人扼腕。他死时,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年约八九岁。假设柏拉图来得及教导亚历山大——假设是他而非亚里士多德做了亚历山大的教师,历史又会是怎样一番面貌?借着《阿波罗面具》叙述者的口吻,作者抒发了自己的怅恨:“一台悲剧……其悲哀在于主角们从未相遇”。
亚历山大三部曲《天堂之火》(1970)、《波斯少年》(1972)、《葬礼竞技会》(Funeral Games,1981),加上一部传记《亚历山大的本性》(The Nature of Alexander,1975),花费了瑞瑙特最后十几年的大部分时光。历史上,亚历山大是个顺应时代潮流的巨人,在城邦制走到绝路之时横空出世。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就说,马其顿崛起前,各自为政的城邦之间长年争斗,令希腊文明危机四伏,而亚历山大的政策“给有思想的人们的头脑带来四海一家的观念;以往对城邦的忠诚与(在较小程度上)对希腊民族的忠诚看来已不合时宜了。在哲学上,这种世界主义观点始自斯多葛派,但在实践上它开始得较早——始自亚历山大”。瑞瑙特对希腊文明的回顾,从《残酒》到《阿波罗面具》再到亚历山大系列小说,写作次序和历史发展恰好一致,各书脉络也相互贯通。1960年代以来西方反战的呼声很是强烈,到瑞瑙特写亚历山大时,她很清楚这位征服者是个逆潮流的题材。然而令她最着迷的大概并非亚历山大的军事才华,而是他无畏无惧、闯荡四方的自由——她自己不是从记事起就渴望“走出去”吗?《天堂之火》中,作者用一个虚构的情节塑造他那无畏的心性。少年亚历山大首次厮杀前感到胆怯,在晨曦中向赫拉克勒斯申诉,听见神告诉他:“人的不死并非在于永远地活着,那愿望源自恐惧。令人不死的是每一个超脱于恐惧的瞬间。”
历史学家霍兰(Tom Holland)指出瑞瑙特亚历山大小说的特色在于她对亚历山大能切身认同(self-identification),这在《天堂之火》中尤其显著。亚历山大跟作者一样,父母的关系剑拔弩张。这种家庭张力是以象征手法烘托的。欧里庇得斯晚年作于马其顿的《酒神女众》(The Bacchae)把人性中文明理智和本能迷狂的两极冲突予以戏剧化,它在小说中有一台演出。这部戏象征着崇拜酒神的奥林匹娅斯对儿子亚历山大的影响;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让他相信自己是“神之子”。另外故事开始时,缠绕五龄童亚历山大腰间的蛇,是母亲捆缚他的、他后来努力挣脱的纽带。小说结束时鹰蛇厮斗,则是借自《伊利亚特》(第十二卷)的意象,小说中蛇代表母亲,鹰(宙斯的神鸟)代表男性因素。[3]荷马的诗里,大蛇咬伤鹰的胸脯,使之松开脚爪翔离,《天堂之火》的鹰蛇搏击却胜负未定,暗示父母双方的烙印在亚历山大余生中将继续起伏消长,造成他一些悲剧性的过错。
然而《天堂之火》不是悲观的,故事明暗交错,亚历山大始终是希望之光。他是荷马史诗在精神上的最后一个传人,以阿基琉斯为榜样,宁舍长寿而追求光荣,要用战斗来证明自己犹胜乃父。他师从大哲亚里士多德学习治国、伦理和科学,但比亚里士多德更富于想象力和热情,又能在实践中超越老师的种族偏见。他情感细腻,却由于父亲性放纵的反激作用,秉持着近乎禁欲的节制。家庭张力使他从小向外寻求友谊:从卫队的营房、马厩的仆役、波斯流亡者那里增长见识,得到安慰;受《伊利亚特》英雄情谊的熏陶,他与赫菲斯提昂更成了生死相随的伴侣。正如朱莉陪伴着玛丽度过不少艰难岁月,友情是亚历山大一生的救赎。
阿里安在《亚历山大远征记》中频频使用pothos(希腊文“渴求”、“热望”)一词,解释亚历山大为什么永远向前,决心走到世界的尽头。《波斯少年》借叙述者巴勾鄂斯之口,多次点明亚历山大这种不知疲倦的探险家性情。作者又让亚历山大告诉巴勾鄂斯:“什么是快乐?……当人把整个心智和身体伸展到极限,当人把思虑全部用于下一瞬间要做的事,这样的时候,回想起来就是快乐。”我们可拿这书当旅行记来读,追随亚历山大从里海之滨走到今日阿富汗,到印度旁遮普,到沙漠,到伊朗,写实之中又有一种异域奇幻的色彩,令人想起托尔金是瑞瑙特的老师。
《波斯少年》从被征服者——波斯人的视角看待亚历山大远征,这是文学的创举。作者曾说,马其顿人对波斯人充满偏见,是她不想用的视角;同时她希望在书中容纳波斯人对马其顿人怀有的一些偏见,展现亚历山大如何克服它们。叙述者巴勾鄂斯的身份极不寻常,他是被波斯末代君主和亚历山大先后宠幸的宦官。由一个异族的阴柔者说出最勇武的战士的正传,颠覆了两千年来的主流叙述方式,也开阔了读者的眼界。用内廷宦官的观点叙事,代价是亚历山大一生的几场大战都只能用远景镜头或转述来呈现(作者出于和平主义立场,也许本就有意简写战争,而且屡借巴勾鄂斯的眼睛凸显战争的惨象),优势则在于让护士出身、对肉体富有第一手知识的作者,能够无微不至地描写健康和伤病时的身体,因为巴勾鄂斯在亚历山大生命中扮演的常常就是护士角色。当他怜惜地端详亚历山大布满伤疤的肉体,或在战场外遥遥注视国王受伤的过程时,瑞瑙特笔力千钧。巴勾鄂斯和亚历山大的爱情,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他对国王的奉献式的爱,令人想起和瑞瑙特年龄相仿的奥登(W.H.Auden)的诗句:“If equal affection cannot be,/Let the more loving one be me.”(若爱情无法平等,/让我做那更深爱的人。)它不同于赫菲斯提昂和亚历山大荷马式的同袍之爱,也不同于《残酒》的雅典男风。但亚历山大进入波斯后短短数月便采取东方化的政策,巴勾鄂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小说中亚历山大的话是:“从爱你开始,我学会了爱你的民族。”瑞瑙特写下这些文字之际,南非正因其种族隔离政策而被国际社会孤立。作者褒扬亚历山大超前的同时,也对某些现代人倒行逆施作了含蓄的批评。
如果说亚历山大军事才能近乎超凡,他的治国手腕则显出人性的弱点。在《波斯少年》里,他有志建立一个种族平等、选贤举能的帝国,但任用官吏偶尔也所托非人,而马其顿将士们以胜利者自居的骄矜,更多次阻碍他推行民族融合的政策。瑞瑙特暗示他悲剧性的一面既有个人因素,又是其思想超出时代的必然结果。到了三部曲的终篇《葬礼竞技会》,亚历山大便以缺席来显现他的伟大:各怀私利的将军和王族女眷全都缺乏他全面的天才,挽不住帝国分裂的狂澜,也大多难逃血腥的下场。
《葬礼竞技会》类似编年史的结构,似乎打破了作者自《御者》以来始终运用的成长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模式。比如《波斯少年》就既是亚历山大正传,也是巴勾鄂斯个人的成长史,写出他如何从童年的劫难中解脱出来,长成一个觉醒的、善用生命的强健人物。然而《葬礼竞技会》的一种读法,是把它看成欧律狄刻的成长故事。她是瑞瑙特历史小说中绝无仅有的女主角,生为天潢贵胄,自幼习武,她唯一的moira(希腊文“天命”、“命运”)是像亚历山大一般以武功和权力实现自我;却野心有余,愿景不足,有一时之勇而无亚历山大在严酷的成长教育中炼成的魄力;女性身份也孤立了她,最终从权力高峰坠落。瑞瑙特不回避欧律狄刻的幼稚和自私,但也予以同情。或许她意识到,以她童年要做牛仔的志愿、以她少女时期壮怀激烈的白日梦,倘若生于古代,她本来也可以是欧律狄刻。就事论事,欧律狄刻在历史舞台上的七年只能说是夭折的成长史。《葬礼竞技会》是一支挽歌,角色的明暗呼应像是以对位法(counterpoint)谱成的旋律:亚历山大的贤妻斯塔苔拉对恶妻罗克萨妮;他视若母亲的、情深义重的波斯太后对他毒辣的生母奥林匹娅斯王后;欧律狄刻的怯弱对她傻丈夫的勇敢……使得这暗黑的故事也偶尔闪现人性的高贵。亚历山大的幽光如同一轮午夜太阳投射在战火纷飞的疆域上,连这太阳也快要沉落了。但是全书最后一句却描写亚历山大陵寝的屋顶上月桂叶的金环,它“在地中海的微风中轻轻颤动,栩栩如生”,喻示他生命虽短,他的pothos会活在人类的记忆里。
瑞瑙特晚年写道:“我们走向过去,也许是为了寻回自己,也许是为了解放自己。必然的是,直到挣脱大都市的脆弱包裹,久久回望那条把我们带到今天此处的崎岖长路之后,我们才可能理解自己。”古希腊文明构成了瑞瑙特小说世界的底色;即使在她那些当代题材的故事中,人物也常被希腊神话和文学的光束所映照。不同于许多文人对古希腊怀有单纯而美好的向往,她的古希腊远非世外桃源,而是和她生活过的时代一样战乱频仍、社会激荡。无论她的主人公是开辟新天地的英雄如忒修斯、亚历山大,抑或流徙不定的士绅、演员、颂诗人,还是平凡的伤兵、医生、护士,几乎每一位都努力在挣脱环境的掣肘,塑造自我,寻求自由,如同他们的创作者从家庭,从英格兰破茧而出,寻求自由一样。希腊人的理想——光荣、自尊、卓越、适度;阿波罗的理性和狄奥尼索斯的沉醉——在玛丽·瑞瑙特的作品中无处不在。《御者》里,体验着成长之痛的主人公想起苏格拉底与斐德若的那篇对话:“现在它不再代表饱满完整的东西了,而是充斥着困惑与不定与痛苦与悲悯,和一团乱麻的倏忽人生。但是,他转念一想,这本书也正是为了这样一个世界而写的。”瑞瑙特崇敬地称苏格拉底为“我的主保圣人”;在他看来,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去过。捧读瑞瑙特的日日月月,对于我就是一趟得以审视生活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