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西方史学史要体现中国特色，应当重视中国思想文化对西方史学的影响和西方史学对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影响，还要留意西方重要史学著作中有关中国的论述。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中国的官制、司法、赋税、重农思想、伦理道德观念乃至文学艺术，早已引起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兼史学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的兴趣，他们因此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启发。对此问题，中外学者曾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对于德国文史学界的影响也有人进行过考察。关于英国，我国学者则尚少论及。事实上，在17、18世纪，中华文化西传之际，英国的知识界也是受有影响的。著名的托利党政治家、史学家博林布鲁克（Henry St.John Bolingbroke）对中国的自然神论极为景仰，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他把耶稣基督看作一个宗教导师而不是神。他的著作又影响了伏尔泰的思想。像这样的思想渊源承受关系，不止一例，还有待于继续研究，深入探索。
西方史学名著中涉及中国之处，为数不少。古希腊、罗马历史、地理著作中已有记载。拜占廷帝国大史学家普罗柯庇的《查士丁尼皇帝征战史》即有关于中国育蚕治丝法传入东罗马的记载
。及至近代，随着西欧列强的扩张，关于中国的论述益见增多，但我国史学界在这一方面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搜集和整理的工作，许多资料湮没不彰。试举一例。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史学家詹姆士·穆勒所著《英属印度史》三卷，虽然学术水平不高，却是一部曾经传诵一时的名篇。作者在书中把中国和印度相提并论，对中印民族文化和历史肆意诬蔑、诽谤。他说中印两族“所沾染的虚伪、背信、说谎等恶习，甚至超过了未开化社会的一般程度……两个民族都是胆小、怯懦和麻木不仁的”。说什么“就是中国的大运河也13世纪鞑靼征服者成吉思汗所开凿的”。充分反映了作者对中国的无知和他的种族偏见。又如现代大史家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的前三卷中有六处集中论述了关于中国历史和文明，也是值得注意的。苏联史学界一向重视外国对他们历史的记述，这是一个应当借鉴的经验。我国学者若能对有关这一方面的资料加以发掘勾稽，公之于世，不仅有助于中外史学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而且也为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增添了内容。
自清末以来，我国史学发展受西方史学影响至为深远。近年来，海内外学者对此做过不少研究。我们认为还可以更为全面系统地开展探讨。在历史理论方面，诸如历史认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运动的规律性，历史运动的方向，历史发展的动力，史学是否科学，能否成为科学，历史的社会效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等等；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史学家应具备的条件，历史批判精神，史料的搜集与考订方法，历史体裁等；其他如历史教材的编写，历史知识的普及，历史教学的安排，均可作为研究对象。此外，还可以进行一些比较研究，如历史循环论、历史进化论、人本主义史观、英雄史观、地理史观、中西史学方法、历史体裁的异同等等。对于杰出的史学家也可以进行比照研究，关于司马迁和希罗多德的史学，就有海外学者写出了专著。比较研究有其局限性，也有其优越性。“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研究，不但可以融汇古今，而且可以贯通中外，有助于理解某些史学观点、方法的实质及其在中国和西方所表现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从而进一步了解双方史学的短长得失，加以抉择，为发展我国的史学史研究提供借鉴。
对清末及“五四”以后传入中国的西方重要史学流派、史学观点和方法的再认识与重新评价的问题。
在清末至“五四”期间被引进的西方社会历史著作，由于当时我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不够，译述水平一般不高，译文不达原旨乃至歪曲错谬之处，所在多有，一般读者习而不察，辗转引用，以讹传讹；解放后，又由于极“左”思潮影响，对西方文化不分青红皂白地采取否定态度，往往一笔抹杀。今天对上述情况加以回顾，实事求是地考察一下我们过去对这些有影响的观点和学派是怎样认识的，今天应当如何认识？这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研究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现在简单地提出几个个人接触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其一是清末传入我国的社会进化史观。五六十年代间发表的某些文章有时将历史进化论与近代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混为一谈。事实是：在古代的中国和西方就有了社会变易、今胜于古的历史进化思想的萌芽。在西方，17、18世纪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社会不断进步的理论。凡是认定社会进化是一和平渐进过程，只承认量变，不承认飞跃的质变，强调社会发展的外部条件，而不寻求其内在因素的观点便被称为庸俗的进化论19世纪末，斯宾塞、赫胥黎等将达尔文关于自然界的生存竞争观点搬用于人类社会才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要加以分辨的是庸俗进化论在反对神学史观、历史倒退论和历史循环论上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在对抗当代神学史观回潮的逆流中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清季的严复、梁启超等人将庸俗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介绍过来，在当时意在反封建、反复古，主张改良变革，从而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用心良苦，影响亦颇深远，也是不能抹杀的。还要看到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进化观点不都是庸俗进化论。如法国的杜谷（Turgot）认为历史上的进步和衰退经常交织在一起，进步运动之中常有中断。英国的休谟认为历史进化过程中有延续也有中断。这种突然的中断，如果不是伴随着古典文物的毁灭，那么，它对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将是有益的，因为它打破了权威和独裁者对理性的统治。圣西门认为和缓而均衡的社会进步过程到了一定的时机，就要为猛烈的危机所中断，随之进入组织时代，建立适合于更高文明水平的新社会体系。澄清这些基本概念，对于中、西史学史研究都是必要的。
其次，是关于美国“新史学派”的评价问题。《新史学》一书自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曾多次重印，并被用为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的史学理论课本。鲁滨孙的另一代表作《心理的改造》1930年也有了译本。鲁滨孙众多的弟子的多种著作和教科书先后被译成中文，广泛流传，有的被用为大、中学课本。我国当时出版的一些史学概论之类的书籍，不少奉鲁滨孙的理论为圭臬。通过这类书籍，研究中国史的人也受了这一学派的影响。解放初期，在批判胡适与实用主义时，对这一学派已经有所批判。1964年《新史学》出了新译本，译者写了长篇序言，对鲁滨孙及其学派的观点、方法做了全面的揭露与批判。
“新史学派”是渊源于美国实用主义及西欧实证主义思想，盛行于20世纪初，为美国统治阶级服务的史学。在当时的美国史学界占优势的有两种史学思潮：一是建国以来即已泛滥的民族主义传统及稍后日益滋长的种族主义倾向；一是来自西欧的朗克学派经验主义史学思想和方法。此外神学史观还占有一定的阵地，实证主义史学虽已传入，但未能取得优势。史学仍然属于文学的分支，历史著作仍以政治、军事、外交为其主要内容；历史教学中充满民族主义，乃至侵略主义、好战主义的材料。许多资产阶级史家不满现状，试图重新编写历史，摆脱困境。“新史学派”就是其中以对传统史学进行“革命”和批判的姿态而出现的一派。鲁滨孙与其思想前辈英国的博克尔、德国的兰普莱希特的基本观点相比较，并无更多的新颖之处，不过融合了较晚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新成果，认识境界有所扩大而已。“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一脉相承，倡导理性、知识和社会进步，重视历史解释和综合研究，重视作用于历史运动中众多因素——经济的、地理的、心理的等等和人类知识的力量；因而强调史学与诸相关学科，如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关系；注意史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新史学派”的思想体系和其他资产阶级史学观点一样是唯心主义的，宣扬“有用即真理”，任意驱使史料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是反科学的。但是其所提出的某些观点、命题和方法，有超越前人之处，不乏合理的因素，比如“新史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多因论”和综合研究。我们知道人类历史是一个辩证的统一整体，决定社会发展的动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不单纯属于经济范畴，政治、文化、思想都对历史运动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从这个意义说，历史应当是由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诸多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体，忽视经济、政治以外诸多因素的作用的观点是不全面的。“多因论”与综合研究则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这种片面性，从而提出了使历史研究由简单记述过渡到探索现象之间的联系，由“如实反映历史真相”过渡到分析、概括，虽是初步的，然而是必要的过程。在唯物史观远未成为美国史学界指导思想的当时，“新史学”企图冲击盘踞史坛的保守、反动的史观，扩大史学家的视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改进史学研究和编纂方法的尝试，应当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至于《中译本序言》非难鲁滨孙“没有把人民群众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主人翁”，这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标准提出的要求，在资产阶级史学中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这样的认识。当然，“新史学”在20年代传入中国，有其消极的影响，但这一学派的教科书，较之清末民初袭用的日本教材，或我们自编的《泰西大历史》《西史纲要》之类，终究是前进了一步。
60年代初，我国世界史学术界展开过对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批判。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体系内容极为庞杂，其观点和方法有无合理的因素，今天看来似还可做进一步的分析、探讨。又如朗克的“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历史”这一著名命题，如果不是从客观主义的立场，而是从历史学的科学性的要求来理解，是否完全错误也是大有商讨余地的。
过去的种种批判，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其中凡属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意见都是当时历史条件和认识的局限性的产物。本文所举不过是个人一孔之见，限于理论和学术水平，未敢自信，只是提出问题，希望引起史学界的注意和深入的讨究。
“文化大革命”前关于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论战中，提出了两种性质不同的历史主义的问题。戚本禹于1966年著文攻击翦伯赞同志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见《红旗》1966年第4期）。其实，当时的“左派”政论家们有几个对于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来龙去脉、性质特征真有了解是颇为可疑的。粉碎“四人帮”后，张芝联同志率先发表了《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一文（《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张文不仅为翦老辩诬，而且对17、18世纪历史主义的积极和消极方面，19世纪到朗克为止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内涵和特征，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概括，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同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本质区别，澄清了有关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起了积极的作用。之后，又连续出现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几篇文章。从近年的讨论情况看来，讨论者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是研究历史的一种原则或方法，但迄今为止，对于什么是“历史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则始终未引起讨论。我们觉得，历史主义的研究对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均有密切关系，应当给予重视。
第四，注意了解当代国外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的研究动态并从中吸取营养。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不是凭空创建的，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吸取了人类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加以改造、创新而逐渐形成的。其中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我们粗略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浏览过或钻研过其著作的近代西方著名史学家、历史哲学家有：德国的康德、海尔德、黑格尔、席勒、利奥、罗特克、文克尔曼、施勒格尔、哥列斯、朗克、普芬多夫、施维格勒、蒙森等；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杜谷、孔多塞、圣西门、傅立叶，王朝复辟时期的诸大家——梯叶里、米涅、基佐、梯也尔以及拉马丁、托克威尔，孔德、路易，勃朗、库朗热、泰纳等；英国的F.培根、休谟、吉本、艾利生、马考莱、卡莱尔、高德文、科贝特、斯塔布斯、格林、弗里曼、西蒙、斯宾塞等；意大利的马基雅弗里、维柯等；美国的班克洛夫特、斯巴克斯等，包括了不同国家的重要流派。马克思、恩格斯对上述诸家的思想和方法大多写了评语，对个别著作（如《英国人民简史》）还作了札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中对马考莱的政治历史观点的评论即有六处之多。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是这样从正反两面吸取有用的资料，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奠定基础的。
变化、发展是辩证法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是有生命力的、要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要发展的。资产阶级史学也并非铁板一块。自19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西方史学阵营正在不断分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日益扩大，西方史学从思想观点、研究领域到研究手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史学，较之50年代也有了新的变化。当前，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日新月异，新的人文科学不断涌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联系空前密切，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在国外已有人应用于历史研究，在国内也开始了探索。历史学能否借用这些观点和方法，国内外史学界的意见尚有分歧。但我们以为对于外来的观点和方法，在未认真了解研究以前似不可一律视为异端，轻率地予以否定；而应当在研究之后结合我国实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加以利用。历史比较法、历史统计法、多层次的历史研究法，就是兴起于17、18至19世纪行之有效的方法（现代的数量史学主要是利用电子计算机的方法，已不同于过去的统计法），是可以为我们进行历史的分析和综合服务的。还要看到，随着新的技术革命必将带来新的时代，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亦会出现变化，史学理论的思维方式必发生相应的变化，不能不对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产生影响，改变我们的历史认识、价值判断，以及编纂历史和处理史料的方法等等。对此，必须有足够的重视。
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是历史科学的两种不可缺少，并且相辅相成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在中国史学史上都有极为丰富的遗产，而在我国的世界史领域则均不发达，宏观史学尤为薄弱。如上文所述，史学史是以研究史学家（史学流派）的理论思维、历史认识为核心的学科。史学是一定社会条件的产物，只有通过研究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政治斗争形势和科学文化水平，才能理解那个时期的史学思想和方法赖以植根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基础。但是，史学观点和方法是有继承性和连续性的。史学家（史学流派）除了离不开各自的社会环境外，又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变革或有所前进的。为此，对于史学家（史学流派）的评价，应注意的不仅在于他（他们）解决了多少具体的历史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他们）对重大历史问题有无新的认识，他（他们）在史学观点和方法上所做的贡献及其社会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宏观研究。要放开眼界，高瞻远瞩，既注意纵向研究，也不忽视横向研究。对于史学家（史学流派）既要考察其观点和方法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渊源，又要看到这种观点与方法在史学史上所产生的国内外影响，从全局研究和总体研究中探索史学思想、方法的内在联系，即史学史本身特有的规律。
历史是过去的陈迹，不会改变，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则是与时更易，变动不居的。面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挑战，我们应当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的学习和运用，正确对待西方史学传统；从我国实际出发，吸收外来史学观点和方法的合理成分；不断更新我们的历史认识、研究方法和手段，为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开辟道路。
（198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