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希罗多德命运观所表现出的人类理性，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按，以下省称《伯战史》）中有重大的发展。从人类意志的角度来思考历史事件的原因，已成为史家的主要思维方式。神和超越于神意之上的命运的作用，已被缩小在一个相当狭小的空间。

在修昔底德的《伯战史》中，神的意志在一些史事中仍有反映。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爱皮丹努斯人曾前往德尔斐神庙求取神谕，并且按神谕所示寻求科林斯人的保护。（Thucydides，I.25）在雅典大瘟疫爆发时，雅典人回忆起一个古老的神谕：“与多利亚人的战争一旦爆发，瘟疫与之倶来。”（Thucydides，II.54）有的学者指出，《伯战史》所载神意乃出于叙史的需要，反映当时人们“虔诚地信仰神明”。（参见S.I.Oost,‘Thucydides and Irrational:Syndy Passage’,Clsssical Phiology,Vol.70.NO.3.1975,p.168）此说是有道理的。不过，《伯战史》也记载了历史人物对神意的不同态度。在著名的“米洛斯对话”中，雅典使者公开宣称：“在可能的范围内扩张自己的统治乃源自于神性和人性的必然法则。”这条法则就是：弱者必须臣服于强者。（Thucydides，V.105）雅典人的话语表明，神的意志不能超越于人的意志之上。著名希腊思想史专家格思里指出：修昔底德受到希腊哲学智者学派很大的影响，“理解智者时代的特点，最好从哲学化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入手”。（W.K.Cuthrie，A History of Greak Philosophy，Vol.3，p.84）智者的人文精神对修昔底德的影响，不仅反映在他对史事的叙述之中，而且更为深刻地反映在他对史事的评议之中。他谈到所谓“皮拉斯基人土地”神谕，雅典瘟疫爆发时流传的古老神谕等时，明确地指出那只是人们把神灵附会于人事而已。在修昔底德的思想中，《荷马史诗》（以及在希罗多德著作中仍存）的那种超越人类意志的神明，已失去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它即使存在“也只是作为赞助和支持人类意志的一种意志”而出现。（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至于《荷马史诗》所反映的那种超越神和人的意志且具有必然性意义的命运，在《伯战史》中似乎已经不存在了。希罗多德著作中命运（tyche）的“偶然”含义，在《伯战史》中有了重大的发展。无论是叙史抑或对史事的评议，修昔底德都屡屡提及tyche（偶然）。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在雅典公民大会上谈到对斯巴达开战可能出现的情况时说：事物发展的过程往往和人们的计划一样，都是变幻莫测的。正因为如此，无论出现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我们通常都把它归于命运（英译文fortune，Thucydides，I.140）。雅典人征服了基塞拉等邦后，斯巴达人面临巨大的困难。修昔底德指出，近来斯巴达人的命运（英译文fortune，Thucydides，IV4.55）多变，多灾多难，而且都出乎他们的意料。这种情况使斯巴达人对抗雅典人时几乎失去自信。在《伯战史》中，tyche（命运）已有较为明确的含义：它具有出乎预料的、不可被预见的、不可计算的特点，（参见D.Cartwright,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p.77; R.D.Luginbill,Thucydides on War and National Character,Westview Press,1999,pp.53—56,60—61）出于人的理性判断之外。有的学者指出，修昔底德既强调从人事上分析历史事件的原因，同时也重视不可预测的命运对历史的影响。也说是说，修昔底德既强调人的理性在历史中的作用，同时也重视非理性的偶然性作用。此说是有道理的。不过，如果我们把修昔底德的命运观置于其总体思想中来认识，似乎还可以得出另一种解释。与希罗多德分析历史原因大体限于具体事件不同，修昔底德深受智者“physis”（英译nature，中译自然或本性）思潮的影响，他对历史原因的认识已经深入到最深的层次。他认为，人类所有的行为最终来源于人的本性。个人及群体追求自身利益是人类共有的本性。人的本性表现为人类的意志，它有激发、冲动的一面（orge，英译motivation），亦有思想、判断、评估（gnome，英译thought,judgement,evaluation等）的一面，后者可视为理性的思考。（参见R.D.Luginbell,Thucydides on War and National Character,p.6,53）修昔底德认为，人类情绪的激发、冲动是不可预测的、从而导致偶然行为的产生。值得注意的是，在修昔底德的命运观中，偶然性事件不仅包括已发生的事件，而且还包括对事件的理解。某些事件虽然是出于行动者理性判断后发生的，然而对理解者而言是“出乎意料的、不可预测的”，同样归之于偶然事件。修昔底德记载雅典人接受狄奥多图斯的建议，从而使米提列涅人免于被屠杀的事件时说：雅典人碰上了好运（英译文，fortune），他们的船只没有遇上逆风，从而使此建议能及时传达到米提列涅。（Thucydides，III.49）狄奥多图斯的建议经过理性的判断，然而传达建议的船只能否不遇上逆风则是雅典人难以预料的。（参见上引Thucydides，I.140，IV4.55，VI.11等）与希罗多德相比较，修昔底德更为明确地把从人类理性角度难以作出解释的历史事件归之于非理性的偶然（命运）据此，我认为，在修昔底德的命运观中，人类的行为虽来源于人的理性或非理性，然而他对人类行为的认识则完全出于理性的思考，出于对人之本性的认识。修昔底德的命运观还有一层更为深刻的思想，即人的理性可以认识人的历史活动，能够意识到人类活动存在偶然性（命运），但是人类的理性不可能改变人行为的偶然性，非理性的偶然将“改变事件的序列或过程”（J.Alexander Machattie,Weather,Chance and the Unperdictable in Thucydides,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Master Thesis,2000,pp.5—6），所以人类不可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参见P.A.Stadt,‘Historical Thought in Ancient Greece’,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Blackwell Publisher,2002,p.47）我认为，在修昔底德的充满偶然性意味的命运中，实际上蕴含了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此所谓历史必然性并非那种超越于神意和人类意志的必然性，而是那种来源于人类意志的理性（按，指历史理性）在历史活动中所必然存在的局限性。

修昔底德的命运观已具有鲜明的人文精神。其主要特点是：神的意志仍出现在史事的叙述之中，然而它并非史家对历史原因的真正解释；历史的原因来源于人的意志，表现为人类的非理性（命运）和理性的交织；人类的理性可以认识历史，并在历史中显示其价值，然而它却无法改变历史的偶然性（命运）；人类理性所必然具有的局限性，决定了人类不可能把握历史的变化。修昔底德的命运观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在后世史家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中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