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资质来自气禀，凡人皆有。历史上资质高的人物决不限于极少数英雄豪杰、开国帝王，史籍所载之君臣将相、文士儒者，只要有所表现，都应该加以理解，进而有所欣赏。朱子讲学时，虽然未曾专讲某一时代的历史或某一史部的书，却也附带谈及不少有关历史之事，在品评人物方面并非全凭义理，而是相当注重其人之才情与事功，并且多所称美。例如周世宗，朱子说：“周世宗天资高，于人才中寻得个王朴来用，不数年间，做了许多事业。且如礼、乐、律、历等事，想他见都会得，故能用其说，成其事。”指出周世宗天资高，能用人才，所以做了许多事，奠定了宋朝开国的基础，宋朝是继承他所立下的规模进一步开展出来的。朱子称赞之余，也指出了周世宗的作为的历史意义。又如陆贽，朱子说：“陆宣公《奏议》极好看。这个人极会议论，事理委曲说尽，更无渗漏。虽至小底事，被他处置得亦无不尽”；“陆宣公《奏议》末数卷论税事，极尽纤悉。是他都理会来，此便是经济之学”。用了好几个“极”字，可见朱子之欣赏赞叹溢于言表。朱子在肯定陆贽才情之余，却指出他的资质不及贾谊之高，气象也没有孔明之大，还说他“口说不出，只是写得出”。可知朱子论人物，依据事实，把握要点，不夸大虚美，尽量给予深刻但是适切的评价。

历史上杰出人物的表现既是资质的流露、才情的展示，赞美人物表现之时，也就肯定了“才”的价值。所以，品评历史人物特别强调义理的理学家，对于司马光的“才德论”也难以赞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一卷论智伯之亡时提出一番说辞，可以看作是司马光评价历史人物问题的重要观点之一。这段“臣光曰”的主要理论为：

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程伊川对历史人物所谈不多，如所谓圣贤气象，多与义理有关，但伊川推崇张良，可知也注重历史人物的才干事功。另外，他在《易传》释《蹇》卦时，还强调大臣才能的重要。他说：“上下中正而弗济者，臣之才不足也。自古守节秉义，而才不足以济者，岂少乎？汉李固、王允，晋周顗、王导之徒是也。”伊川重义理也重才能的态度颇为清楚，当然不会同意司马温公只重道德不重才能的观点。朱子相当重视温公提出的这一观点，他在回答学生有关的问题时做了一些分析，兹录两条于下：

温公之言非不是，但语脉有病耳。才如何全做不好？人有刚明果决之才，此自是好。德，亦有所谓“昏德”。若块然无能为，亦何取于德！德是得诸己，才是所能为。若以才、德兼全为圣人，却是圣人又夹杂个好不好也。

陈仲亨问诸儒才、德之说。曰：“合下语自不同。如说‘才难’，须是那有德底才。高阳氏才子八人，这须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将才对德说，则如‘周公之才之美’样，便有是才更要德。这个合下说得自不同。”又问智伯王贤。曰：“如说射御足力之类，也可谓之才。”

首先，我们看到朱子讨论这个问题的基本态度，是赞成温公所主张的德比才要紧，但却指出温公分析问题的方法有欠妥当。这与上文所述朱子对程子功罪相掩问题的态度十分相似，不同意的地方非常清楚，也很坚定，但语气却很谦逊宽缓。其次，朱子不同意温公对才、德所下的价值判断。这里必然涉及才与德如何界定的问题，朱子做的界定，如德是得诸己，才是所能为，比温公所界定者严谨得多，也可以依据这个定义说才有好有不好，德也是有好有不好，不像温公所说刻板，而且会有争议，像朱子既说颜子资质刚明，作风果决，当然不会同意“聪察强毅”是才的说法。第三，朱子认为才与德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就是在各种不同的记载上看来，历史人物身上所表现的“才”，大都也有“德”为其依据。此外，陈仲亨问及智伯五贤，等于问朱子两个题目，一是五贤能否看作“才”？二是五贤与智伯之亡有无关系？按，《通鉴》卷一所载智果说智瑶其人：“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是温公才、德之辨的史料依据。朱子的答尽管只有一句，应该也透露一些言外之意。诸如，美鬓长大不可谓之才，因为这与所能为无关；射御足力及其以下四项，皆可谓之才。如“巧文”依《国语》韦昭注为“巧于文辞”，不能说不是才；而强毅果敢更是朱子欣赏的资质之美的表现，是才也是德。所以，智伯是有才之人，这些才的价值都可以肯定，甚至可以欣赏。至于智伯何以失败，如果说是因为智伯不仁，好利而愎，必然失败，朱子不会反对；但如果说因为智伯有才，才过于德，所以失败，朱子就不会同意。因为五贤之中可以说是才的，都不是不好的才，这样的才干或才能显然与失败无关。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司马温公品评历史人物的某些观点显然十分粗疏，不及朱子深刻细密。朱子是理学家，原不以史学见长，但他能够提出系统深刻的看法，多少缘于他对历史相当重视，也曾下过一番功夫。朱子不是历史家，但却懂得历史，绝不会偶拾一二人物，随意加以批评。朱子深厚的史学素养来自他学习历史的态度，值得后人参考。笔者以为，朱子研史，要点有三：第一，推究史事，不妄立说。朱子阅读史书，都是仔细推敲，力求全面而深刻的了解，与苏东坡等人为了作文章写史论而立新说法的态度很不一样。所以，朱子论历史绝少完整的文章，虽然是零碎言论，散见各处，却不乏精卓的史识。第二，辨别记载，明其信伪。朱子读书，强调反复玩味，从不轻信妄从，史书记载不合情理之处，朱子以为必经改窜，不可采信。所以朱子曾说：“史所以难看也。”第三，体会时代，理解大势。朱子读史，于每一件事深入推究，汇聚一个时代的事即可以看出该时代的特点，说著当时事体。他还发挥历史的想象力去体会人们的感受，把捉时代的氛围，以判断其趋向。我们可以说，丰富的历史知识、深厚的史学修养为朱子品评历史人物并得出系统看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朱子是理学大家，张岱年说他的学说是中国哲学史上论证最细密、条理最清晰的哲学体系。但是，朱子是13世纪的中国学者，不可能只从事哲学思考，不关心历史问题。至于他对历史的特见卓识，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中特辟《朱子的史学》乙章，详加阐述。钱穆说：“朱子竭意要标出一番至善极好的道理来衡评历史，亦是要指示出一番最高理想来诱导历史向此途而前进。”认为理学对史学而言，应有其指导作用，目的无非是借历史之探究，明白事理，扬善去恶，以达于至善的理想世界。亦如柳诒徵所说的“通万方之略，弘尽性之功”。钱穆又说：“治史当有本原，即是义理。治史当有归宿，则在当前当身之人事。朱子教人要识已前事，即是历史也。”是在讲明道理之时，还要知道有着手处，那就是对历史上每一重要人物与事件都要有切身的体会理解。朱子论历史人物，既讲本领，又讲资质，兼顾治史之本原与入手处，把理学的观念与史学的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完密的理论。今天，我们谈论中国哲学时，决不会忽略朱子的重要地位。但是，在谈朱子之时，也不应该忽略朱子对历史的看法。再说，从谈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朱子对历史，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深刻看法，可以给予我们很多宝贵启示，也是不应忽略的。至于朱子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对后世之史学产生怎样的影响，则是另一值得探讨的问题。

（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