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研究》文选:中国古代史学卷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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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育出了大量史学人才

从前文可以看出,五代十国时期的史官或稗官野史作者,有相当多的数量,其中不少人是跨时代的,一直活到宋朝,他们入宋以后仍继续写作史书;有些人虽卒于五代末年,但为宋初培育了从事史学的人才。

这里第一个应当提出来的是“自唐、晋至宋,专笔削典章之任”的张昭远。他因避后汉高祖刘知远之讳,后改单名为昭。他家学渊源,七岁能诵古乐府咏史诗百余篇,二十岁以前遍读九经,尽通其义,因接受专长史学的赞皇程生的劝告,开始从前后《汉书》、《汉纪》和《三国志》入手钻研史学,在五七年间读完十三史,达到了“能驰骋上下数千百年事”的程度。(《宋史》卷二百六十三《张昭传》)后唐明宗时,他以私撰《同光实录》十二卷,并欲撰《三祖志》为人所知,被拜为左补阙、史馆修撰,荣膺修史之任。后来,私撰的《同光实录》在其他史官的协助下扩充为《庄宗实录》三十卷,而《三祖志》则因为懿祖(朱耶执宜)、献祖(朱耶赤心或李国昌)、太祖(李克用)并不践帝位,所以改撰为《懿祖、献祖、太祖纪年录》二十卷。天成四年,他又上《武皇以来功臣列传》三十卷(即前文提到的《新修唐功臣列传》或《创业功臣传》)。末帝清泰初,又预修《明宗实录》三十卷。后晋时,他参与《唐书》修撰,并独撰《唐朝君臣正论》二十五卷此书疑即《唐书》纪、传论赞的单行本。。后周世宗时,他主持撰修《周太祖实录》三十卷、《唐愍帝实录》三卷、《唐废帝实录》十七卷、《汉隐帝实录》十五卷。此外,他尚有《名臣事迹》五卷,亦是史书,《制旨兵法》十卷,亦与史事有关。《宋史·艺文志》还记有他参与修撰的《朱梁列传》十五卷、《后唐列传》三十卷(疑即《武皇以来功臣列传》的又一异名),又记他撰有《太康平吴录》二卷,那是属于西晋史了。把张昭远参与修撰和独撰之书加以统计,竟多达四百七十多卷,这在中国历代史家中可以说是个多产作家。这说明五代十国的乱世,由于“极谈王霸,经纬治乱”的需要,所以才能培育出如此多产的史家来。

前蜀的杜光庭,也是五代十国培育出来的多产史家。据《宋史·艺文志》等书著录,他撰有《古今类聚年号图》一卷、《帝王年代州郡长历》二卷、《续成都记》一卷、《历代忠谏书》五卷。因为他后来出家为道士,又有《录异记》八卷,为前蜀王氏诞陈符瑞。《墉城集仙录》六卷,记古今仙女三十七人。《道教灵验记》十五卷,历述奉道之显应故事。又有《广成集》十二卷,亦记有不少前蜀史事。史称杜光庭“博学,善属文”(《十国春秋》卷四十七《杜光庭传》)。但他所撰纯粹史书大都不传,与道教有关之书则流传了下来,这说明五代以后如宋、明,统治阶级中有不少人崇奉道教,所以垂青于杜光庭宣扬道教之书而予以保存。

后蜀的杨九龄也是个多产史家。他撰有《正史杂论》十卷、《要录》十卷、《蜀桂堂编事》二十卷、《经史书目》七卷、《名苑》五十卷。其中《蜀桂堂编事》杂记后蜀孟氏广政中举试事,载有诗赋策题及知举登科人姓氏,“且云科举起于隋开皇,前陋者谓唐太宗时,非也”(《郡斋读书志》卷七)。说明此书不但记事,并有考证,是颇有参考价值的。《经史书目》则属于目录学范围,说明杨九龄的知识面是十分宽广的。

本身有史学著作而又为宋初培育了史学人才的史学教育家应推王仁裕与和凝。关于王仁裕,前文已提到他的史著。《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新五代史》卷五十七的本传说他以文辞知名秦陇间,他曾知贡举,王溥、李昉等都是他的门生。和凝,字成绩,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代,著有《疑狱集》二卷、《古今孝悌集成》十卷,前书由其子和续成共四卷,“采自古以来有争讼难究精察得情者”之事,(和《疑狱集序》)即“平反冤滥,抉摘奸慝”,“俾司宪者触类旁通,以资启发”的法医学史专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零一《子部·法家类》),至今仍为研究法医学史者十分重视。范质是他的得意门生。王溥入宋后撰有《唐会要》一百卷、《五代会要》三十卷、《周世宗实录》四十卷,是宋初有名史家。李昉入宋后参与《旧五代史》的修撰,并主持编纂《太平御览》等与历史关系密切的类书,也是宋初著名史家。范质入宋后撰有《五代通录》六十五卷、《桑维翰传》三卷、《魏公家传》三卷,为后来修撰五代史提供了有用史料。王、李、范三人能在史学上有所成就,自然与他们的师长王仁裕、和凝的培养教育是分不开的。

除上述诸人外,宋初参与修撰《旧五代史》的李穆、卢多逊、扈蒙、张澹、刘兼、李九龄等人,以及监修薛居正,他们无一不是后晋、后汉、后周时期培养出来的史家。还有从南唐入宋的陈彭年,著有《唐纪》四十卷、《江南别录》若干卷(今存一卷)。郑文宝,著《南唐近事》(或称《江表志》)三卷。殷崇义,入宋后因避宋太宗赵光义之讳,改名汤悦,著《江南录》十卷,“自言有陈寿史体”(《南唐书》卷二十三《汤悦传》)。徐铉,入宋后与汤悦共修《江南录》,“至于李氏亡国之际,不言其君之过,但以历数存亡论之。君子有取焉”(《南唐书》卷二十三《徐铉传》)。

总之,五代十国时期培育出了大量史学人才,其中有半数以上入宋后仍有撰著,他们不仅为五代十国时期的史坛繁荣做出了成绩,并为宋代的史学鼎盛开创了风气。他们在史学史上是应占有一席之地的。

(198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