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掩没前人，要胜过前人”

最后，我们请方先生谈谈治学经验和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的希望。他说：我当学生时，常听援庵先生讲：你选择的研究题目，若前人已做出了不少成绩，那么你写的文章，往往是不陋则鄙。前人写的书你没有读到，结果你说的话，前人早就说过了，这就是“陋”；如果你看到了，却故意不提前人的名字，行同剽窃，这就是“鄙”。援庵先生又说：你做一篇文章时，不要老想拿给外行的人看，应该想着拿给最内行的人看。援庵先生说这些话的意思是做学问一要老老实实，二要有自己的创见，对于别人研究得多的困难题目，要知难而进。我想这些话可以拿来移赠给今天的中青年同志。

这次我离开昆明前，我对研究生讲过一件事。我以前写过一篇关于《史记·西南夷列传》的文章，考证司马迁到西南的时间。这个问题，王国维、郭沫若等人写太史公行年考、司马迁年谱都涉及了。我提出司马迁是元鼎六年到云南，是为调查一个人的事迹来的。并提出日本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中有校勘错误。文章末尾说：我是仅就“前人未曾说者”来写的。这话有很大毛病，应该改为就“未见前人说者”来写的，因为我读书有限，可能有的著作我没有见到，所以不能肯定确是“前人未曾说者”。

前些年，我曾有一次说到陈援庵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有个缺陷，没有提到晚唐的波斯人李珣，他是后蜀的词人，词填得很好。我引了南宋人两种著作和一个碑刻说明这个问题。去年我重新整理此文时，才发现自己批评援庵先生批评错了，因为援庵先生在《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中讲了李珣，并说明是根据王国维提供的材料。我只看了援庵先生较早的著作，而没有查阅他后来的著作，因此出现了错误。

对著名学者我们要尊重，但不能迷信，因为著名学者也有说错的，王念孙是清代大学者，学识渊博，治学谨严，但他的《读书杂志》中也有说错了的。

我根据援庵先生经常的教诲，曾总结出一句话，作为自己的格言：“不掩没前人，要胜过前人。”援庵先生很称赞这句话，说我总结得好。要胜过前人，须注意三个“不”字：前人不对的，你改过来；前人不够的，你作补充；前人不曾说到的，你提出来。唯其不掩没前人，才能胜过前人。站在巨人的背上，才能比巨人看得更远。

去年光明日报要我谈治学体会，我想起王国维《观堂集林》中一篇文章，《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清代学者校《水经注》的人不少，一般认为最精者是全祖望、赵一清、戴东原三人，戴东原认为自己校《水经注》是得意之作。可是后来道光年间的张穆起来批评他，说他是抄赵一清的，有人则为戴辩护，成为一宗公案。以后丁山编了一本《郦学考》，收集了许多辩论文章。解放战争期间胡适还替戴辩护。戴东原说自己校《水经注》是据《永乐大典》的本子。王国维的文章举出许多证据批评戴东原。他拿戴东原的说法与《永乐大典》对，某字原作×，后改作×，都对不上。可是与赵一清的本子对，就都对上了。戴东原瞒得过外行人，却瞒不过内行人。王国维的结论说：戴是“述其所自得而不肯言其所自出”，这样的态度就不对。王国维在文章中全面批评戴东原，说他“自视过高，鹜名亦甚”，一生心力专搞声音、训诂、名物、象数，而于六经之义所得颇浅，说他晚年以朱子之说攻朱子，是想夺朱子之席，是玩弄自己的小聪明。说戴本应是孔庙中东西庑的人物，但他想夺朱子的地位而代之，进入孔庙的正殿。戴东原表面上道貌岸然，被捧为清代第一学问家，实际上却是不道德的，封闭了他前进的道路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援庵先生很重视王国维这篇文章，多次劝学生读它。戴东原还写有《孟子字义疏证》，我不懂经学史，不能妄加评论。听说胡适为戴辩护的文章前年在国内发表了，我目力差，没有读。

上面说的是做学问的道德，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要求“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这里是把理想和道德放在前面。有理想、有道德，知识才有用。赵紫阳总理这次向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也提出要开展道德教育。我最近听说有个别人道德品质恶劣，我很痛心。一个人道德品质不好，学术上也不可能有高深的成就。“四人帮”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是对知识分子的诬蔑。但又应该看到一些反动人物，他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因为他越能欺骗人、毒害人。所以对搞学术的人来说，应该特别重视道德教育。才和德都要有，德是第一位的。

八十高龄的方先生在繁忙之中，两次和我们做了长时间的谈话，讲了这么多极其宝贵的经验和意见。访问结束时，我们向方先生衷心致谢，祝愿他健康长寿，著述丰硕！

（198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