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张：林先生，我们知道，您早年是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您为什么会从南方到了北方，转而从事外国古代史的研究？

林：从1947年起，我在大夏大学历史系任教。1950年，东北师大到上海来要人，通过上海的教育管理部门找到我，聘我去历史系任教。当时福建师大的校长胡允恭先生也要我到历史系去做系主任。至于我为什么选择到东北，说起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长春已经解放；二是长春离苏联较近，去苏联学习的机会可能会多一些，学俄文的条件也好一些。我是1950年秋天到长春的，随身带的有一部《史记》、一部《汉书》，还有我自己写的《魏晋南北朝史稿》，可惜现在这本书稿早已不知所终。在上海的时候，为了提高英语水平，我还经常去圣约翰大学旁听英语；俄文也有了一定的基础，是在俄侨办的学习班学的。拉丁文是跟一位名叫拉伯的英国人学的，你们现在用的《拉丁语入门》就是她离开中国时送给我的。所以在到长春之前，我的英文、俄文、拉丁文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初任教职不久，系里领导（系主任是万九河，校长是张心如）考虑我的外文基础比较好，找我谈话，让我兼做外国古代史的研究与教学。我接受了任务，就这样一直做了下来。

张：我们知道，当时外国古代史研究在国内很薄弱，您开始是怎样开展工作的？

林：买书，搞图书建设。开始购置的外文图书中主要以俄文书为主，后来是所有西文版的书都买。当时购书极为便利，选好书目，把订书单寄到北京，书到后再付款。另外就是青年学生的培养。当然，我们自己也在学习，主要是学习外国古代文字。你知道吗，陈筠老师（日知先生夫人）在那段时间里，白天到第一汽车厂做翻译，晚上回来后跟苏联专家学习拉丁语。后来她干脆“停薪留职”，专心帮助我们工作，所以她现在还是个讲师。

2003年9月，先生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利用自己的藏书，他把近万卷（册）图书、期刊及手稿无偿捐给了东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我们在整理先生的手稿时，发现了一些先生当年自学古希腊文、古拉丁文、楔形文、埃及象形文字时所做的一本本读书笔记，可以想象当年先生的用功之勤。

从1950年开始，我们受教育部委托，开始翻译苏联教材，介绍苏联的研究成果。1955—1957年，苏联专家来华讲学，集中各校青年教师办了两期进修班。我们的任务是协助苏联专家讲授世界古代史的课程，在世界古代史的各个学科培养了一批专业研究人员，像毛昭晰、刘家和、刘文鹏、崔连仲、周怡天等人，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就。后来，我们自己编写的《古代世界史》也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从六十年代起，我们开始注意西方其他国家的考古发现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并联合其他兄弟院校合编了《古代世界史通讯》，同时也写了一些相关的论文。再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了。

张：“文革”期间，您的研究工作是不是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林：影响当然一定是有的。我到过工厂，下过矿山，写过厂史和矿史。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大字报当然也得写，但可不是那种胡来乱写。当时为了过关，我便把毛泽东论历史人物，还有鲁迅的相关论述，一条条地抄录下来，然后张贴出去。做这些事虽然对我们的工作有影响，但我们的学与教却不能因此而停止。晚上，我们把学生集中起来，在家里小厨房“偷偷”地让他们读书，教他们学习英语。当时，由于看不到国外最新的研究资料，我就到省里的图书馆查阅外文报纸，有《泰晤士报》《纽约时报》，你知道，这些报纸上总有些考古发现的最新报道。“文革”结束后，在《世界古代史》的基础上，我应邀去人民出版社编写《世界上古史纲》，当时用的很多文字资料以及图片就是“文革”期间收集的。

张：八十年代后，您在学科建设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在原有基础上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林：从八十年代起，国家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也确实做了一些事，在学科建设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可以说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但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国家以及学校的大力支持离不开的，我们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学科建设上，除了继续购买图书外，还是致力于人才的培养。五十年代我们虽然有苏联专家帮助我们培养学生，但这还不够。你们知道，在外国学界，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特别是西方古典学的研究已有经年，我们要在立足于国内的基础上把眼界放开，一是要把外国学者请进来，再就是把我们的青年学生送出去。而一切，我们还是得从零做起。

八十年代初，国家开始招收博士生、硕士生，由周谷城（复旦大学）和我负责世界古代史、中世史的博士生、硕士生，吴于廑（武汉大学）负责近代和现代。当时周谷城、吴于廑同志住在北京的京西宾馆，我们利用这个机会，经常在一起谈论如何加强外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工作，有时也邀请教育部的有关同志一同讨论。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我们三人便联名向教育部提出了“关于加强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工作的意见和建议”。1984年教育部批复了054号文件。根据这一文件，在东北师大历史系西亚、北非及西方古典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所设置大学本科高年级古典文明试办班，首先向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各校招生，学科以世界古代文明，尤其以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希腊拉丁古典学为重点。1988年教育部又以教研014号文件下达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名单，指定东北师范大学为“世界上古史、中古史”重点学科点。最初我们请了一名德国专家教埃及学，后来每年都有四位外国专家教授这些不同的学科。从1982年开始，我们陆续派青年学生到希腊、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等国留学。他们在外学习期间，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有的还提交了学术论文。现在他们大多都已回国，成为学有专长的教师和研究人员。

如果说我们在学科上有了进一步发展的话，那就是我们1986年还创办了西文版年刊《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杂志》。创刊号的开篇有我们三人写的《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接下来便是留英博士生吴宇虹的文章，题目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马骨［化石］上居鲁士圆筒铭文18—21行铭文抄本》。1983年故宫博物院收藏两块马骨化石，上有铭文，我们接受鉴定任务时，断定为楔形文字，交给吴宇虹和在美国学习亚述学的杨炽去释读，他们都认识若干单词，但未能读通全文。而有的学者认为是彝文，而且读译了两块马骨铭文的全部。杨、吴都表示不同意。至1985年，吴宇虹被派往英国读书，在导师戴丽博士和退休教授古尔内的帮助下，在大英博物馆找到了第一块马骨化石铭文的原本，因而有可能加以研究释读，解决了这两块马骨化石铭文的文字问题，并读通了第一块铭文，第二块铭文尚待解决。在吴宇虹寄回的稿件上，我们讲授亚述学的专家还作了加工。我们不是夸大这项研究释读的成绩，但这在中国人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工作中，毕竟是第一次，是一件新事，是出于青年博士生之手。至少可以说，这会加强我们学子的信心。《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杂志》到现在已出了19期，在国际学界有了一定的影响。从1957年出版《古代世界史通讯》到创办《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杂志》，我们确实在不断地进步。

另外，从1988年开始，我们联合周谷城、吴于廑、胡厚宣、周一良、任继愈、张忠培、刘家和等专家组成编委会，编辑出版《世界古典文明丛书》，采用中外文对照本的形式：近东古典文献采用楔形文字或象形文字的拉丁音译与中文对照方式，西方古典文献采用希腊文、拉丁文与中文对照方式，中文古典文献则采用中国古文字（甲骨文、金文）和现行文字与英译对照的方式。我们的目的是把西方古典文明引入中国，把我国古典文化向世界传播。现已经出版八种，中国古典有《云梦竹简》《中国古代纪年》等六种，近东的有《苏美尔王表》以及西方古典的《建城以来史》。这些工作是我们在填补空白工作中一项任重而道远的新任务，以后的重担就落在你们年轻人身上了。

《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杂志》创刊时，先生生病住在医院里。所有的稿件都是他在病榻上一字一句编辑完成的。作为对外交流刊物，当时没有刊号，出版到第六期时，国家规范出版市场，要求只有正式刊物才能对外进行学术交流。当时曾有人想以书代刊的形式出版。先生闻讯后，连夜乘火车赶赴北京。第二天上午在胡厚宣先生的陪同下，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向有关同志陈述出版西文版研究杂志的必要性。是年秋，几近夭折的年刊在先生努力下最终得到国家批复的刊号。

了解先生的都知道，他的性子急，白天能结束的工作，绝不留到第二天去办，而很多看似办不到的事，居然办成了。正是凭借着这种锲而不舍、积极进取的精神，先生一次次实现了自己所追求的远大目标。在外国古史研究中，先生早已注意到去国外进行实地考古的重要性，也曾为此多次往返于长春与北京之间，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几经努力未果，这也许是留在先生心底的一桩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