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读书经历

访问的话题从蔡先生青年时代的读书经历开始。他说：

三十年代，我曾住在设于南京龙蟠里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读书，翻阅了数万卷书。我所特别重视的是历代文集，把它都读遍。“集”字从古代字源说，是群鸟栖集在树上。文集的内容，也可以说无所不包，经、史、子都有，远比其他部类的书丰富。经书只是儒家经典著作，卷数少，子书主要是先秦诸子，史部主要是正史，我以为，要说卷帙的浩繁和内容的丰富，都无法跟集部相比。即拿史学史来说，集部中有关正史和其他史书的评论就很多，有评论，有考证，有针对史书的某一篇作细致的辨析，讲得很具体。光是评论《史》《汉》二书得失的，就不知有多少万字，但历来论班马异同者，却很少从历代文集中去发掘材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我读文集，从古代到民国的都读，读后作了多种记号。除了注明待抄的以外，有的就摘记在当时图书馆馆长柳诒徵先生所编成印出的《图书总目》上。

说到这里，蔡先生起身从书桌上找出五本书，单我接过一看的，有《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集二》和《集三》，翻开来，只见里面好多页上密密麻麻写满批注，批注多的一页就写有数百字，足见当年蔡先生读书的刻苦认真和力求自得之见的精神。蔡先生又接着说：

当时我就住在图书馆，每天读十七八小时，除吃饭和睡觉外，总是手不释卷。主要是读集部内的文章，诗、词、赋、曲、小说和专为死者说好话的墓志铭不看。像我这样住进图书馆读文集，柳先生说我是第一人。我既立下遍读历代文集的誓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于是刻苦自励，下决心把要读的书读完。这样在南京国学图书馆“住读”，历时有一年多时间。此后因到上海教书，就几次利用寒暑假到南京继续读书。最后实现了我的诺言，把历代文集看完，才有面子走出大门。柳馆长送我，很高兴地说：“真要谢谢蔡先生！”我诧异了，心想，您让我住到图书馆里面，给我各种方便条件，让我读书，怎么反而这样说？便对他说：“柳先生，我应该谢谢您才是，您为何说谢谢我呢？”这时他大笑着回答：“你把那些书虫都赶走了！我做馆长，从没有人把这么多的书看完。”我的学问功底，主要是在这段时间打下的。我从前只知道大学研究所是最高研究机构，经过这段读书生活后，才觉得进研究所不如进大图书馆，故我称之为“太上研究院”。对活老师来说，图书馆可算死老师，其作用超过了活老师。马克思著《资本论》和他在英国的图书馆搜集资料分不开；中国的大学问家黄宗羲，也是和藏书著名的天一阁分不开的。有些大学教授、专家都是曾经在图书馆工作，其学问许多是从图书馆得来的。

柳诒徵先生真可算是我生平最好的老师。他给我充分利用图书馆的丰富藏书，特别告诉管理人员道：“蔡先生要借多少书，都借给他。”同时，他鼓励我在学术上独辟蹊径。他是尊孔的，而我是批孔的。他主持纪念孔子诞辰时，定要让我讲话。我心里很矛盾，他看出来，便说：“你心中想什么就讲什么，不要有顾虑。”以后，我出版了《中国思想研究法》一书送给他看，他写序言勉励我说：“‘创天下之所无，而反对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此君之最惬心语，愿益勉之！”又说：“其博贯独到处，语语石破天惊，洵为并时无两之巨著。”在此之前，王国维、梁启超等老师，也都给了我很大鼓励。我报考清华学校研究院时，因路上遇到土匪打仗，误了考期。于是，就拜他们为师，并寄呈文稿向他们请教。王国维先生回信说：“年少力富，来日正长，固不可自馁，亦不可以此自限。”梁启超先进复信中说：“来稿略读，具见精思。更加覃究，当可成一家言，勉旃！勉旃！”顾颉刚先生是我的学长，他也为我的《中国思想研究法》一书作序，说：“君子学盖无所不窥，故能语无泛设，悉有分寸，汰其成见，避厥笼统，……确乎苦心孤诣，戛然独造。”“为思想界放一异彩。”

我做学问也受到陈垣老师很大的启发。我遍读历代文集之后，曾为陈师《史讳举例》一书增补几类，写了一篇长文。我上中学时，拼命学习韩文，到北京后也向陈垣先生求教，我同陈师初见面时，他很夸奖我。他当时是比我大二十多岁的中年人，我第一次去访问他时，他待我极亲切，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谈谈笑笑，问来问去，非常风趣，真是和蔼可亲。有一次我写信给他，涉及经学上的一个名词，他一见面就对我详详细细指出其由来，使我心悦诚服。三十年代初，他还来信要聘我去辅仁大学担任文史教学工作，说：“足下最适宜”，“且吾念念不忘吾尚思者，非爱其主观之哲论也，爱其滔滔不绝之词源也”。这指的都是我学习韩文。但他多次劝我，不要学习韩文，而要学习《日知录》式的文字，即求通达不追求文采，要少而精不要多而美，要史实不要哲论。他曾对我说：“文学家不配著史书，如欧阳修是文人不是史家，所以他写的《新五代史》是借史作文，有许多浮词。写作应像顾炎武那样，一字一句能够表达就不要再写第二个字第二句话。”陈师的著作真达到这样简洁的程度。我自从得到他这样强调以后，不知不觉中受了他们影响，文字比以前求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