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广博，要用功

我们请杨先生谈谈他的治学道路，谈谈他几十年来治学的感受和经验。他说：

许多年以来，我总有这么一个感觉：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这很不容易。近来，因为我们搞“四化”建设，自然科学摆的分量要重一些。其实，从科学研究本身来看，社会科学研究的道路也并不平坦。能够当一个社会科学家，或者当一位历史学家，并不容易！我想，有一个问题是应该弄清楚的：我们把重点放在哪一种学科上，以及哪一种学科对我们现代化建设更迫切、更有用，这是一个问题；至于哪一门学科研究起来容易不容易，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常常跟一些年轻的同志这样讲：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必须有广博的知识。一定要广博。我们不能把历史简单化，把它只看作是政治，或者是经济，或者是人物。就拿政治、经济、人物来说，也很复杂，并不是很单纯的。比如研究历史人物，就要涉及很多方面。举司马迁为例，他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又是科学家。假如你不懂哲学，又不懂文学，又不懂史学，又不懂科学，你怎么研究司马迁呢！而我们研究整个历史，比研究司马迁这一个人又要复杂得多了。这就要求一个历史学家懂得的东西非常之多。你不懂得自然科学的一些主要部门，不懂得社会科学的一些部门，不懂得军事、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全不懂，那么还有什么历史可言呢！当然，一个人要懂得这么多，确实也很困难。困难是困难，但是历史学本身要求一个历史学家一定要懂的多，一定要广博，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历史学是综合性的科学，什么问题都可能涉及；而涉及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时，如果你不懂，这就发生问题了。所以我对于年轻人，总是要求他们一定要多学一点，多懂一点。现在，我们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划分得很清楚。但是，一个社会科学家，或者一个历史学家，对自然科学的那么多科系，一点也不涉及，一点也不懂，是不合适的。当然，你要全懂也不可能，但你至少懂一门，或者物理，或者数学，或者生物，都可以；因为大的道理是相通的。研究自然科学，自有它的一套方法，你可以把它那一套方法拿来应用到研究社会科学当中去。反之，学自然科学的要是完全不懂得社会科学，也是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两个方面不能截然分开，学社会科学的应当懂点自然科学，学自然科学的也应当懂点社会科学。进一步说，我们学历史学的，对自然科学更应当懂得一点；而关于社会科学内部的其他各个方面，当然更应当多懂得一点，如哲学、文学等等。物理学上和数学上讲“自由度”，你懂得的东西多了，你的自由度就大；自由度大，活动余地就多。这是很重要的。

一般地说，在历史学领域以外的其他学科，如物理学家、数学家，有二十几岁的，成大名了；文学家，二十几岁的，成大名了；哲学家，很年轻的，也成大名了。但是，历史学家，那么早熟的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掌握不了那么多材料，没有渊博的知识，所以不可能在二十几岁时就成为大历史学家。我不是因为自己老了，就说老了才更有用（讲到这里，杨先生爽朗地笑了起来）。我的意思是：学历史是要用不少工夫的。需要学的东西很多，要有广博的基础，这是需要时间的。一个人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达到这个要求，把那么多的材料、那么多的学问都掌握起来，尤其是中国历史，时间那么长，材料那么多，内容那么丰富，牵涉的问题那么复杂，一个人总得用几十年的工夫，才能有成就。我说这个话，是一种希望，并不是我这样说，就说明我已经很广博了。没有那个意思，我还差得远，差得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的目标一定要明确，一定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因此，学历史的人一定要用功，要努力，而且必须是艰苦的努力。总有人这样想，认为自然科学如数学呀、物理学呀，有好多难题，好多东西不好懂，需要下功夫；好像历史嘛，这还有什么难的，看看就懂了嘛，这还有什么了不得的。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刚才我讲了，历史那么丰富，研究它是需要下苦功才行啊！

一个人，有从小就比较聪明的，也有从小就不那么聪明的。我对于聪明不聪明看得不那么重，我总是看一个人肯不肯努力。一个人肯努力，从青年到老年都那么肯努力，肯定会有成就的。从小有一点小聪明的人，但不肯努力，那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我对年轻的同志常这样说：研究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有广博的基础；而你打算达到具有广博的基础这个境地，那就必须努力。前几年，我国派几个研究生跟丁肇中先生学实验物理。听人讲，这些学生到那里后，丁肇中先生同他们从上午九点谈到晚上十一二点，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中间午饭只是很简单地吃一点。因而就有人说：在国外工作太累了，一天干十五六个小时，我们只习惯于每天工作八小时。其实，我们中国学者中那些有成就的人，如我所认识的陈寅恪先生、顾颉刚先生，这些老一辈的史学家，哪一个不是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呀！就是我们这些没有什么成绩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在过去身体好的时候，也是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我所知道的人，不少都是这样。虽然成绩大小不同，但你若打算做点成绩，就要在青年、中年时期，一天做十几个小时的工作。这是不能马虎的。比如，我们定了一个计划，一天看多少书，做多少工作，可是今天开会了，耽误了很多。那么，今天耽误了，明天一定给它补上，办法是少睡觉；一天少睡觉，不会影响健康的。如果明天补不上，后天一定补上，反正三天之内要补上。这样，你才会慢慢地有所成就。我过去在师大，就是在陕西城固西北师院教书的时代，是很苦的呀！我那时大学毕业才几年，教中国通史，问题多得很。尤其是刚刚教书，没有经验，准备讲两点钟的材料，一点钟就讲完了。剩下那一点钟，真难受呵。所以后来打算讲两点钟的课，就预备四点钟的内容。当时，我跟现在师大中文系的王汝弼先生住隔壁，中间有个窗子。我两点起床，一看那窗子，王汝弼先生屋里的灯已经亮了。我说：“老王，你比我起得还早！”他说：“我还没睡哩。”他两点钟还没睡，我两点钟已经起来了，我们两人接上头了。他比我大一两岁，当时都是年轻人。你看，一个从夜间两点干到早上八点，就干了六个小时了；一个从晚上六点干到深夜二点，那就是八个小时了。这个故事，我常跟年轻人讲。我们那时处在年轻时代，很用功。虽然我现在的成绩不怎么理想，但过去是用了功的。当然，那时是资产阶级时代，你教不好书，学生可以把你轰走，或者干脆不来上课，把教室空着。这样，学校就不会续聘你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用功是不行的。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要用功，要努力，都应出于一种自觉的要求。从营养学来讲，我看现在一般的营养是够的，加上适当的休息，不至于把身体搞坏。我在二十五六岁到四十五六岁时，每天都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这样的工作量大不大，我看在那样的年龄，不算太大。要是过了四十五六岁到五十岁以后，你再一天干十五六个小时就不行了。总之，我们学历史的，要有广博的基础，而要达到这个基础，一定要用功，要努力。这是我的一点经验。

上面我们谈到，必须有广博的基础，必须很努力地工作。那么，我们最重要的学习内容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解放前，在旧社会，有很多学者是很努力的，真是皓首穷经，用功一辈子。但是，他们的成绩往往不理想，因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没有科学的方法，没有一种灵魂。有些人甚至连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发展规律，也全然不懂。他们仅仅把史料当作历史，如把搜集史料当作历史，把考订史料当作历史，把排比史料当作历史，等等。其实，那只是一种史料工作，不是历史学的最终目的。前几个月，我写了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看待考据》，就是讲的这个意思。只有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懂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把理论和材料结合在一起，你那个材料才有生命力。材料具有了生命力之后，这才叫历史。历史本身是有生命力的，它讲的是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人）的事情嘛！人的事情是有生命力的嘛！仅仅是材料，它是没有灵魂的，不能看作历史。这里，我举两个例子，一是胡适，一是傅斯年。这两个人全是我的老师，但政治上他们都走入歧路了。他们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虽然也有一定的地位，但是他们不懂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在历史学方面，仅仅做了一些材料的整理工作，因而很难说他们是历史家。比如胡适曾经同好多人辩论，不承认中国有井田，认为井田是战国时人的臆说，是他们捏造的。又如傅斯年，他那篇《周东封与殷遗民》的文章在当时是高水平的，但他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知道周东封与殷遗民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在他们那里，材料只是材料，不可能赋予他所掌握的材料有一种灵魂，一种生命力，因而不可能把材料提高到历史学的地位。我们今天要求自己，要求年轻的同志，首先要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包括毛泽东同志的史学理论。

我常同那些跟我接触的年轻同志讲到这样一种感受，就是不要给将来后悔留余地。我说的“给后悔留余地”，就是指的年轻时不干，不努力，等到老了，回过头来看看：“哎呀，我这几十年白白耽误了！”这怎么行呢？这就是给后悔留余地。年轻的人应当往前赶，不要给后悔留余地，要打好广博的基础，要努力工作，而最重要的是学好马克思主义，学好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就是我几十年来治学的一点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