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川史学的形成

有的文章认为：“从京都学派一百年的中国史研究来看，如果说内藤湖南的研究是文化史特色，宫崎市定的研究是制度史特色的话，那么谷川道雄的研究可谓具有社会史的特色。”黎虎先生指出：“‘谷川史学’的核心和精髓是关于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的史学体系与史学论。”因此，我们自然地要求谷川先生自己是如何看谷川史学的形成与特色的。

谷川先生谦虚地笑了笑，称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在我们的要求下，他说：

日本的中国历史研究处于变革之中，我本人的研究也是在这种风气中进行的。接着，他就谷川史学的形成问题作了回答；他同时表示，由于时间有限，有些可以参考他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综合这次访谈和自序中的有关部分，他对谷川史学形成的论述如下：

我于1948年从京都大学毕业后立志成为一名中国史的研究者。作为京都大学的毕业生，我继承了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的统系，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抱有极大的兴趣。几乎百分之百的日本年轻人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我就是当时一名贪婪的读者。其中，我所特别感兴趣的是当时在日本翻译出版的马克思的手稿《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书。众所周知，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将资本主义以前个人与共同体的结合关系，划分为几种类型，并做出了逻辑上的分析。我虽对这一逻辑一旦应用于中国史将会怎么样的问题有过种种思考，但都没能得出明确的结论。不过，那本书后来曾长期牵动着我的心弦。从那时起，直至十几年后我对共同体论的提倡，其中这部文献潜在的影响是无法否定的”。

大学毕业后有一段时间，我主要从事隋唐史、特别是唐史的研究。我对近三百年的唐代政治史予以了高度关注。从什么角度来研究呢？我受到了下列几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唐宋之间发生的社会大变革，是一种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的变革，变革的根本原因在于民众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摆脱了贵族阶级的支配。按照这一观点，唐朝政治史，无疑是一个民众地位向上的过程。我就是因为受到内藤学说的极大启发，同时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发展的理论与阶级斗争的历史观，认为所谓政治史不单是政治党派的历史或者唐朝皇权的历史，而且是贵族阶级与民众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

另一方面，历研派学者认为唐代以前是古代奴隶制时代，宋代以后至明清是封建制时代。“按照这种观点，民众那种作为人的活生生的形象是不被关心的，民众总是仅仅被置于奴隶、农奴的范围之内加以讨论的。然而，民众作为阶级关系的一极，无论地位怎样低下，或者境遇如何困苦，他们不都意味着是阶级斗争的主体（Subject）吗？研究阐明这种中国民众主体性的历史真相，不正是中国史研究的责任和义务吗？实际上，我从中唐以后政治史动态中感觉到的民众那种生气勃勃的形象，无论怎样也是难以将其硬塞入奴隶或农奴等范畴之中的”。

第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学术界一般不重视民众的力量，也不予研究。而战败的日本需要重建，为此必须发挥人民的作用。我想从中国历史中发现民众力量的重要性，从历史中发掘出民众的力量，为日本的重建提供借鉴。

出于上列几方面的认识，我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贵族与民众即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的关系上，希望从王朝与民众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来描述中国史。我根据支配阶级与民众矛盾斗争的观点，对黄巢起义之前的庞勋之乱、安史之乱、武周革命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考察，探讨在各种事件底层所起作用的民众的动态，认为民众的动态发生了这样的演变轨迹：“唐代前半期，在统治层内部政争背后的民众，由于安史之乱的契机，终于跃到了政治史的前台。尽管如此，在藩镇时代民众意志还仅仅表现为士兵对军饷的要求，但在庞勋之乱时则显示出藩镇时代向反乱时代发展的趋势。民众的政治成长进程就这样越发明确起来，最终，由黄巢致唐王朝于死地。民众推翻了贵族政权的唐王朝。”

现在看来，我的上述这种研究并非没有价值。但是，从历史的全过程来看，这可能搞错了，因此失去了自信，并曾产生过不再进行研究的想法。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这种研究方法先入为主地将历史上的人们人为地分为支配阶级和非支配阶级这样两种对立力量，而实际上他们都同为人类，彼此之间有矛盾、对立甚至斗争，但他们生活于同一个社会之中。因此，我在想：从一开始就人为地将他们分离为两种势力，这难道不是搞错了吗？在研究时，“只讲民众的革命性（或与其相反的落伍性），难道就可以算作是历史研究吗？与权力相对抗的生气勃勃的唐代民众，究竟反映了怎样一种时代变革呢”？我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强烈感叹：停止这样的研究吧！在回忆到这种感叹时，谷川先生还风趣地说道：但是，如果我不从事史学研究，就会被饿死的。

“最终使我得以摆脱苦境的，是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民众并非个人的生存，而是在自己所属的社会之中发挥其主体性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个人与全体的历史结合形式，如果称为共同体的话，那么当我们捕捉民众的历史存在方式的时候，不也应该导入共同体的概念吗”？根据这一概念，我认为，虽然唐朝后期以来唐政权与民众的对立和斗争越来越激烈，但是在开始时却并不是这样的。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看，民众与支配者同处一个社会，所以应该在同一时代共同存在下去，否则就不能产生新的王朝。

由于唐朝的阶级分裂并不大，为了探究唐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我试图从它的形成过程中去寻找答案。基于这种认识，我不再将研究重点放在唐朝，而是转换并上溯到魏晋南北朝时代。唐朝是统一的王朝，而魏晋南北朝时代是分裂的，从先前对统一王朝的研究转向对分裂政权的研究，是当时的基本思路。

但是由于所阅读的资料比较少，从何处入手比较好呢？众所周知，当时最大的分裂是北魏末期。于是，我以此为切入点，研究了这一时代。北魏末期发生了动乱，主要是北方民族的动乱，是阶级分裂造成的动乱，但如果回溯历史来看，他们原来是部落共同体，动乱是在其分裂后发生的。这时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处于共同体之中。在研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又对当时的汉族问题产生兴趣。而当时的汉民族也同处于豪族共同体之中。正是靠贵族与民众的力量才建立了隋唐帝国，而这两者之间相互共存而不是敌对的势力。由于贵族分权，产生了私权力，皇权私有化。而我认为必须是皇权才好，否则就对民众不利。正是由于私权利对于民众而言形成为压迫，因此人民起义发生了。

以这两个共同体为根本的胡汉两族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相互依存，构成新的社会，形成了隋唐帝国。在这一阶段，贵族与民众之间的阶级关系敌对程度还不那么严重。随着唐帝国的发展，国家权力私有化，这对民众形成为压制，因此发生了人民起义。

我从1958年开始迄1968年为止的10年里，对隋唐帝国的形成及其理论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的成果于1971年以《隋唐帝国的形成史论》为书名予以了出版。另外，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关于“共同体”的见解，于1976年以《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为书名予以发表。后书已经出版了中文版（马彪译，中华书局2002年），前书的中文版今年秋天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都是增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