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史学产生的主导进程

中国上古史学的产生，与古希腊以希罗多德《历史》为史学产生标志的飞跃性特征不同，而经历了漫长的渐进式历程，主导线索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一）“殷鉴”观念与官方文书的整编

殷商末期，周族建立的方国逐渐强盛，终于由周武王率兵讨伐商纣王，经过“牧野之战”攻陷殷都，取而代之。周武王伐灭商纣，在当时引起巨大的社会震荡。周占领殷商地区，仍然面临着殷民的顽强反抗，特别是殷商后裔武庚的武力叛乱，这不能不引发了周初主要统治人物的忧思：殷商为何败亡？周政权如何巩固、如何避免重蹈殷商的覆辙？于是形成了明晰的“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观念，意思是：以殷商的覆灭为鉴戒，则知“天命”之难保，即从历史思考而重新认识天命。这种思考得到反复的强调与深化，例如《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尚书·召诰》言：“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即将夏、商兴亡的历史引为借鉴。“殷鉴”是周初统治者提出的理念，表达出对历史的思索与总结，就是要以前代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为政治的借鉴与警惕。

“殷鉴”观念是中国上古理性思维的第一线曙光，此前的殷商时代，对上帝是绝对的迷信，凡事皆须占卜，人间的一切似乎皆由神秘的力量所掌控，社会意识在整体上并不认可理性的思维与判断。“殷鉴”的观念初步撕开了禁锢思维发展的迷信罗网，开启了从历史上政权兴亡变化思考政治得失之端倪，理性思维由此勃发，天命与人事关系的新认识、敬德的政治原则、保民的行政理念等等，都由“殷鉴”即历史的思考而导出，对“监于有夏”和“监于有殷”的许多细节也做出具体的解说，如《尚书·酒诰》之厉行禁酒、《尚书·无逸》之倡导勤政等等，都是从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来加以论证的。

因此，中国上古最早的理性思维，乃产生于以“殷鉴”为标志的历史认识领域，首先通过对历史的思考来认识政治、认识天人关系，从而启沃心智，继而丰富逻辑思考能力。这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发生不可磨灭的影响，造成历史认识与政治文化结成密不可分的联系，积淀为凡事从以往历史中寻求根据、经验与教训的思想模式，中国古代史学的兴旺发达，历代官方史学活动之绵延不废，古代史学多以经世致用为根本宗旨等等，这些西方所不具备的特点，皆可追溯至“殷鉴”这个源头。而“殷鉴”观念对史学文化萌发的直接促进作用，乃是导致对官方公文书的保存和整编，即日后称为《尚书》的历史文献的形成，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与学术史上影响广博而深远。

西周灭殷之后，统治者具备了“殷鉴”的历史认识，最初还只是从亲身经历与口耳相传的史事直接汲取借鉴。但“殷鉴”这种历史意识，必然导致对历史遗留文献的重视，同时也会注意保存本政权的官方文书。《尚书·周书》之中不少历史文献，就是由于周初具备“殷鉴”的历史意识，才自觉地保存下来而且经过了整理编辑，其中包括整编了殷商时代留存下来的官方文书。据郭沫若等学者研究，《周书》之《牧誓》《世俘》《克殷》等多篇可定为周初之作。又据张西堂《尚书引论》的考订，《尚书》中《盘庚》即为殷商遗留文件，在西周时期进行了整编。而《尚书》的《康诰》《酒诰》《多士》《洛诰》等篇，多数学者认为虽不免含有后来掺入、窜乱及被分合的文句，但仍可以相信是西周时期的成文。这些历史文献能够保存、流传，有赖于历史意识的强化与朦胧史学意识的产生，而最早有目的、系统地整编官方文书，恐怕应在周公东征平叛与成王营洛之后，主持者似应就是周公。第一次的整编非常重要，因为这改变了官方文书的秘存档案的性质，而成为在一定范围内传布的史籍。《国语》虽在战国时期成书，但它记载春秋时期人物的言论，其中颇有引述《夏书》《商书》《周书》者，《论语·为政》记载孔子也曾引用《尚书》，说明《尚书》于春秋时期或之前就已经在各诸侯国流传。

《尚书》（原称《书》）虽是最早的史籍，但许多篇目的时间线索不很明晰，其宗旨主要体现在政治功用方面，叙事求真的意识不强，不少文本充满修饰、更改、编造的痕迹，以致于与时代不符，真伪相杂，因此，还不足以作为中国史学产生的完备标志，仅可视为“殷鉴”理念下历史文献编辑向史学方向迈进的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当然，《尚书》后来成为儒学的经典，其中的史事记述被奉为上古的信史，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二）官方连续性记录史事及其制度化

“殷鉴”历史意识导致对官方所存文书的整编，从而初步具有朦胧的史学意识，而自觉地系统记录历史的史学意识，在中国上古又经历了很长的时段。中国从何时开始自觉地、系统地记录史事？尚没有直接的证据，只能依据零星史料加以推论。白寿彝先生提出：

《墨子·明鬼》为证成己说，列举各书。于宗周晚年以后之事，引周、齐、宋、燕之春秋，而以所引宣王杀杜伯一事为最早。在此以前，不是引某国春秋，而是引《商书》和《大雅》。《国语》记周事，以穆王征犬戎一事为最早，然记事同时又记年者却始于宣王。这两事似可提供一些迹象，说明编年体国史的出现在周宣王或其前不久的时期。

这个见解极其精到。周宣王时期，是在经历了“国人暴动”、周厉王奔逃与“共和行政”特殊时期之后，西周政权渡过一次重大的政治危机。宣王力图重振国运，对内实行一系列整顿措施，对周边外族进行了多次征战，取得相当大的业绩，也遭受一些挫折，历史上将之称为“宣王中兴”。从“国人暴动”到“宣王中兴”，西周建国以来未曾有过的大事件竟然连续发生，具备了可激发出系统性、连续性记载史事的社会条件，按时间顺序连续记载史事的做法是极其可能出现的。中国上古是从公元前841年开始具有确切的连续性纪年，这正是“共和行政”的开始之年，而这个确切纪年是否是记载史事的结果？尚无法考证，而连续的纪年实为官方编年体历史记载的伴生条件，则是无可置疑的。因此，白寿彝先生推论官方连续性记录史事至迟在周宣王时期已经产生，虽主要依据《墨子·明鬼下》的一段资料，却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背景十分契合，完全可以信从。

中国上古自殷商时代就具有比较好的记月份、记日期的方法，但纪年方法则有严重缺陷。甲骨文、金文中多有缺少纪年之件，若有纪年，也只是时王在位的年数，而在位的君主又缺乏特定的称谓，造成许多铜器的时代难以判断，其铭文史料的运用当然也受到很大的制约。这种不完善纪年方式的缺陷，只有靠形成连续的按时间顺序记事的系统性史籍来弥补，所以编年形式的官方记史体制的出现，在中国具有重大文化意义。西周晚期开始用编年体方式记录历史，是真正有目的、有系统地记载自身的经历以留存后世，是史学活动在中国完整意义的产生。有意识地按时间顺序记载史事，不论内容怎样简单，在史学史上都比口头讲述往事、比保存公文文书的行为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官方记史体制亦当由此而形成。自觉地、连续地记述历史，进而体制化，记录历史的史学意识便得到了社会性的承认和确立。

由于史料的缺失，现在无法确切考证西周季年官方记史体制的详细情况，但仍可推断当时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记史求真意识。周宣王为中兴君主，功业显著，据历代学者研究，《诗经》中颇多颂扬之词。然今存《国语》之中，载有宣王不少负面行为，如即位之初就“不藉千亩”，三十二年伐鲁且立鲁孝公为君，却造成“诸侯从是而不睦”的不良影响，三十九年“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等等。这些必是史官早就记录于周之史册，才会转录于后来的《国语》，倘无君举必书的理念，这些史实就会为了褒扬“中兴”君主而隐没。实际上，经历了“国人暴动”、“厉王奔彘”、“共和行政”等大的政治动荡，朝廷和君主的阴暗面已经无法掩饰，历史记载不可能维持为那种单单铭文式的歌功颂德，如实述史的取向必然日益高涨。就连毛公鼎銘文所载周宣王的训谕，也不能不承认国家处于不安定的局势，满怀“惧作小子溷湛于艰”的忧患。因此，周宣王时期官方记史活动已经具有如实、求真的理念，是完全可以认定的。

至春秋时期，曹刿向鲁国君主进谏时曾说：“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表明记史制度遵循“君举必书”与讲究一定书法的规则。“君举必书”表现出自觉记史意识与如实记载史事的理念；讲究“书法”，则显现了官方记史的制度化。而从曹刿的语气来看，这些理念已是普遍的社会共识，应当来源很久，是从西周季年记史理念的延伸和发展。

至于官方记史体制的发展，齐国的管仲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作而不记，非圣德也。”“无国不记”，显示了自觉记录史事已经在诸侯国普遍化，地处较为偏僻的秦国，也于周平王十八年（前753）“初有史以纪事”，可见各诸侯国记载史事已普遍制度化，所谓“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由此逆推，西周季年周王室早应确立了官方的记史制度，然后扩张到各个诸侯国，至春秋时期，各主要诸侯国都制度化史官记史活动，并且用于辅助政治，故墨子称其见过“百国《春秋》”，即为各国的编年体历史记录。中国上古这项与西方相比独具特色的官方记史体制，是中国史学产生的主要标志，它至迟应当是滥觞于西周宣王时期。

在西方，按时间顺序编辑史料的史籍称“编年史”（中文译称），一般不被视作历史学的标志。但在中国史学史上，不能套用这样的观念，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官方按时间顺序记录历史，虽内容简略，但成为制度化、组织化的行为，形成国家体制，而且是通贯的、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体系。第二，中国官方的这种历史记载，以“书法”等方式表达褒贬之意，例如晋国史官董狐记载“赵盾弑其君”，孔子赞扬他“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因而不能视为简单的记录。第三，中国史学起源于官方，这与古希腊不同。两种不同的途径，自当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中国上古从西周初期“殷鉴”的历史意识进而保存和整编官方文献，逐步演化出“君举必书”的制度化的记史意识，“良史”的“书法不隐”准则以及史学辅助政治、参与教化等经世理念，随官方的记史活动而渐次健全，这历时较久的过程是中国史学起源的主线，其他文化因素只对这个主线起到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