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死刑执行的终结？反死刑运动正在积蓄力量
5年前，当比尔·瑞恩(Bill Ryan)开始访问伊利诺斯州正在等待执行死刑的囚犯时，他从朋友们那里得到的反应并不是同情。瑞恩是一位退休的社会工作者，他在1996年帮助组建了“伊利诺斯州死刑缓期执行计划”(Illinois Death Penalty Moratorium Project)。瑞恩说：“过去，我曾谈到反对死刑，人们认为我疯了。我住在郊区，那里有许多非常保守的人，他们也认为我是疯子。”
现在不了，他说。
对死刑的倡导者来说，短时间里局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久前，像比尔·瑞恩这样的人还在政客们热烈拥抱死刑的氛围中受着煎熬，因为搞政治的人以赞成处决来表明他们对犯罪的强硬态度。死刑有如此之多的支持者，以至于死刑很少成为一个争论的话题。
现在，尤其是在伊利诺斯那个支持死刑的州长乔治·瑞恩宣布在该州实行死刑缓期执行以后，终结死刑的运动开始向前推进。有6个州正在重新审视他们的死刑制度，联邦政府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新罕布什尔州议会两院投票表决废除该州的死刑（尽管该措施被民主党的州长否决了）。死刑缓期执行的立法正在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新泽西州和密苏里州等待表决，而过去两年里，还有相似的法案在其他10个州里被提出。相当多的城市的政府已经通过决议，支持死刑缓期执行。在国会，一些法案等待表决，它们都是为了实行一种缓期执行制度，也是为了建立防止错判的机制。
几十年来，死刑废除论者首次占了上风。这一成绩的取得，凝结了一系列的艰苦工作——行动主义者、律师、记者、民权和宗教团体——像任何一种运动一样，还要靠一些时运的因素。看一下废除死刑的运动有了怎样的变化，可以让人们洞察到这一运动有多么强劲，以及这场运动的去向。
1999年，美国有98人被执行死刑，是1976年法律重新允许死刑以来杀人最多的一年。作为一个对比，在死刑恢复后的整整10年中，只有63人被处死。死刑执行在20世纪90年代飞快增加，等待死刑执行的人也同样增加（现在超过了3600人）。根据“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的统计，1998年，只有中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处死的人数超过美国，而美国是现今世界上处死18岁以下死罪囚犯最多的国家。
死刑执行和死刑量刑的增加，原因可以溯至政客们鼓吹的严打犯罪(get-tough-on-crime)的热潮。这些政客们来自两大党，并且可以从尼克松时期算起，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完全复苏。“死刑是整个严打运动的招贴画”，这是加利福尼亚州“死刑焦点”(Death Penalty Focus)的主席、行动主义者迈克·法瑞尔(Mike Farrell)说的一句话。
1988年，针对贩卖大量毒品过程中的谋杀，联邦重新启动了死刑。克林顿当政期间的1994年出台了《暴力犯罪控制和法律执行法》(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该法将联邦的死刑扩展到其他60几种犯罪，其中一些并不涉及谋杀，而只是叛国、间谍和贩卖大量毒品。两年以后，随着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的发生，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反对恐怖主义和死刑实效法》(Anti-Terrorism and Effective Death Penalty Act)。这一法律努力缩短定罪和执行之间的时间，设立更短的申诉期限，限制证据听证的机会，并且只允许向联邦法院申请一次人身保护令。此前一年，议会废除了所有为死刑定罪后辩护组织提供的联邦基金，这个基金是为了在人身保护令程序中帮助等待死刑执行的囚犯。
就在几年前，前景还是相当暗淡的。“你要被执行了——我甚至被执行两次了——什么也没发生，”比尔·瑞恩说，“真是令人沮丧。”
自此发生的一切都是关键的。法瑞尔说：“一系列事件汇合起来：在芝加哥的西北大学召开了一次研讨会，讨论错判问题；死刑等待执行者中无辜者的激增；瑞恩州长宣布死刑缓期执行的决定；《芝加哥论坛》(Chicago Tribune)上的多篇文章；海伦·普雷吉恩(Helen Prejean)修女的著作《死囚上路》(Dead Man Walking)所改编的同名电影——如此之多的事情都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一时之间的碰撞……人们突然开始苏醒。而我认为，这里面已经聚集了一种势能，在我看来已经不可逆转。”
这让行动主义者一时头晕目眩。“好像他们终于听到了我们的声音”，乔安·帕特森(JoAnn Patterson)说。她是伊利诺斯州等待死刑执行者阿荣·帕特森(Aaron Patterson)的母亲，正在努力参与“伊利诺斯州死刑缓期执行计划”的工作。
比尔·瑞恩补充说，在他从事反死刑工作的5年中，感觉自己第一次成了反死刑运动的一部分。“直到6到8个月前，我一直不认为这还算是一场运动，”他说，“但它很快变成了一场运动。”
过去30年中，反死刑运动的主力已经走出了教堂和临时总部。他们坚持不懈地出现在死刑执行场所，引起公众对于错误定罪的注意，并且无疑拯救了几十条人命。他们还不时聚众上街游行——特别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等待死刑执行者穆迈·阿布-贾马尔(Mumia Abu-Jamal)的案件过程中——以引起媒体的关注。废除死刑论者尽管能够发动几千人，并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但却未能将美国人的主流导入他们的事业。
死刑废除论者并非因为提出了什么新的论点而在一夜之间赢得了美国人的倾听。“18年前，当我开始调查这些案件时，根本无人理睬”，罗布·沃登(Rob Warden)说，他是西北大学“错误定罪研究中心”(Center for Wrongful Convictions)的执行主任，以前是《芝加哥律师》(Chicago Lawyer)的编辑。伊利诺斯州最早被曝光的10个被错误定罪的等待死刑执行者，其中就有7个是在这本杂志上被揭露的。“死刑信息中心”(Death Penalty Information Center)有一个研究资料库，其中有些资料已经近10年了。这些资料所提出的问题，直到最近才唤醒了公众的意识，并得到仔细的复查：等待死刑执行的无辜者；不当的刑事指控；无效的律师辩护。那么，为什么现在才见成效呢？
最重要的，在过去两年中，有13人被证明是无罪的，从而走出了等待死刑执行的行列，并由此触发了这场运动。用“死刑信息中心”执行主任理查得·戴特尔(Richard Dieter)的话说：“无辜者的问题，从等待死刑执行行列获得自由者的活生生的数字，以及人们现在听到的故事——被定罪者都是些异类的敌手——被证明是错误的。”
以往，关于死刑的争论集中在伦理道德问题上；而今，这个争论的中心是整个刑事司法制度。“我认为人们并不是在道义上确信死刑就是错的，”戴特尔说，“那方面没什么变化。变化在于，人们开始在实践的、以事实为基础的层面上关注死刑到底是怎样适用的。变化在这里。”……
民意的改变给了政治家们一个反省既有立场的机会。2000年2月份进行的“盖洛普调查”显示，支持死刑的人下降到19年来的最低点，不过支持者还是占多数，只是理由不那么一致：66%的被调查者说他们只赞成对构成谋杀罪的人适用死刑。但最近的调查显示，同样占多数的人支持死刑缓期执行。在全国范围内，“正义计划”(Justice Project)于2000年9月公布了两党民意投票结果，有64%的被调查者说他们赞同死刑延期，直到其公正性得到充分的研究——因为等待死刑执行者中有许多人是基于新证据或者DNA测试而得以解脱的。《旧金山新闻》(San Francisco Chronicle)于2000年6月报道说，加利福尼亚这个等待死刑执行者居美国之首的州，竟有73%的人投票赞成搁置死刑执行，以便研究该州死刑体系的公正性。《休斯敦新闻》(Houston Chronicle)的一篇分析显示，就连德克萨斯这个仅在今年就处死33人（约全国总数的一半）的州，也有3/4的被调查者说，该州应当宣布对那些可能受DNA测试影响的死刑案件缓期执行。
民主党在可以预见民意改变的年头，竟然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在原本中立的政纲中插入了赞成死刑的条款……
哪些事情推进了这场运动？
●1994年5月，《死囚上路》。
海伦·普雷吉恩修女写的这本书，由导演蒂姆·罗宾斯(Tim Robbins)于1995年改编成同名电影。故事讲述了海伦修女与等待死刑执行的杀人犯的友谊，并且将死刑问题的讨论推向主流公众文化。海伦修女在电影公映后不久说：“我们从未找到一种方式让死刑问题如此贴近美国公众，通常情况下都是嘴上说说而已。”
●1996年7月，DNA测试与“福特·海茨四人冤案”(Ford Heights Four)。
这个案件中的等待死刑执行者因科学而获得无罪开释，在媒体中引起巨大反响，并且强烈震撼了公众。1978年，在芝加哥南部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案。4名被告中，有两人被判死刑，一直等待执行；另外两人被判终生监禁。DNA测试证明这4名囚犯无罪，还确证了另外一名未被判刑的被告的自白。
依照法律，只有伊利诺斯和纽约两个州允许定罪之后还进行DNA测试，不过这种情况即将改变。2000年3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92%的被调查人说，在DNA测试技术成熟以前被定罪的囚犯，如果可以被证明无罪，就应当让他们进行这种测试。
●1997年2月，“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呼吁死刑缓期执行。
这个历来走中间道路的组织，终于相信死刑制度是有某些地方不对劲儿。明确表示接受“死刑缓期执行”（而不是废除）的想法，为一个走入死胡同的争论提供了第三种选择。
●1998年2月，卡拉·法耶·塔克尔(Karla Faye Tucker)被处死。
“死刑信息中心”执行主任理查得·戴特尔说：“每当死刑被具象为一张人脸，都会改变一些事情。人们抽象地支持死刑。卡拉是一张脸，它属于一个对任何人都没有真正威胁的女人。这是一个关键的案件：如果死刑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就是卡拉·法耶·塔克尔这个样子，而不是某种无面相的恐怖，那么他们就不会那么热衷于死刑的执行了。”“塔克尔案”之所以关键，还在于那些坚定的死刑支持者基于人道精神也在呼吁宽恕。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说，“再生的基督”应当被宽恕，让她能够继续向其他囚犯宣讲上帝的声音。
●1998年11月，“错判与死刑问题全国研讨会”。
这次会议在芝加哥西北大学举行，它把30个被证明无罪的、原等待死刑执行者推上了这个舞台，并让全世界将聚光灯照在错误定罪问题上。这次会议使关于死刑的讨论不再囿于道德说教，而是转向媒体对于制度性缺陷的关注，并且让人们高度重视无辜者的问题。
●1999年2月，安东尼·波特(Anthony Porter)被证明无罪。
就在离死刑执行只有48小时的时候，波特被一群调查他的案件的记者拯救了。波特的案件成了国际头条新闻，他是自伊利诺斯州恢复死刑以来第10位被证明无罪的等待死刑执行者。
●1999年11月，《芝加哥论坛》上的系列文章。
这些文章分成5个部分，题目是“死刑在伊利诺斯州的失败”。文章控诉了伊利诺斯州的死刑是“一个充斥着错误的证据、肆无忌弹的审判诡计和法律上的无能的制度，正义被这个制度彻底抛弃了”。伊利诺斯州州长乔治·瑞恩就是援引《芝加哥论坛》上的调查作为其决定在该州实行死缓制度的关键根据的。
●2000年1月，伊利诺斯州实行死刑缓期执行制度。
州长乔治·瑞恩在宣布死刑缓期执行时说：“我严正关切我们这个州的可耻历史，它曾经陷无辜于有罪，并将无辜者塞进等待处决的行列。我不能支持这样一种制度：它的实行被证明充斥着如此之多的错误，如此接近一个终级的噩梦，那就是，一个州对无辜生命的剥夺。”
●2000年6月，加里·格雷厄姆(Gary Graham)被处死。
许多死刑执行只不过在报纸上取得一个角落，但加里·格雷厄姆却在全国范围内占据了头版头条。广播和电视对处决格雷厄姆进行了倒计时的报道。全国像一个大剧场，人们翘首以待乔治·布什在其任期内介入德克萨斯州这第135次死刑执行。格雷厄姆又叫阿卡·沙卡·圣库法(aka Shaka Sankofa)，对他的定罪绝大部分依赖一个仅有的目击证人的证词，而人们的关注主要是由于他可能是无辜的。格雷厄姆不得不被强行戴上手铐，浑身用皮带绑缚着，死拖活拽到死刑注射床上。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今晚他们要杀死我。今晚他们要谋杀我。”
提示与问题
1．在你的国家里，死刑方面有何进展？还在执行死刑吗？刑法做了修订吗？
在你的国家里，赞同死刑的公众的主流意见是什么？公众对于刑法及其实施是已经足够了解，还是依然像马歇尔法官指出的那样对于死刑所知甚少？
2．在“弗曼案”前后，一位犯罪学教师停止讲授死刑问题，理由是在他看来所有的趋势都表明不会再有死刑了。他认为讨论死刑就像讨论奴隶制——历史上野蛮的一页，已经没有当代的重要性了。
随后，电椅（或者更正确地说，犹他州的行刑队）复活了，已经陈旧了的话题又有了新的生命。现在这位教师发现在他的班级里赞同死刑的意见如此惊人地一致，好像死刑问题已经不需要讨论了。事实上他所惊讶的是，学生们的“心中充满了虚构的故事”，这种时候又能从一门课程中学到什么呢？
他还提到，系列谋杀案迅速成为课堂上论证死刑正当的最佳根据。系列谋杀案无论怎样令人发指，它都不是刑法所必须处置的主要问题——多数的袭击罪都是发生在家庭成员或者熟人之间——但这些关于连环杀人的奇闻逸事，正在为报复的冲动火上浇油，使死刑的价值在某些人的想象中成为无可置疑的东西。
3．2001年6月11日，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以注射方式被处死，因为他制造了俄克拉何马城联邦大楼爆炸案，使168人丧生。这个人所共知的案件对于死刑讨论的长远影响，一时还不可能说清楚。
4．法院还审理了其他一些认为死刑是残酷而非常的刑罚的案件。在“阿特金斯诉弗吉尼亚州案”中，最高法院裁定，智障（智商少于70）者不能被处死。本书付印之际，最高法院正在面对可被执行死刑的最低年龄问题。正在处理的案件所涉及的罪犯，在18岁时以极其残忍的手段谋杀了一个年轻女子。他与一个同伙将这名女子从家中强行带出，用货车拉到一个州立公园，捆绑起来扔到河中淹死。密苏里州的初审法院判处这个年轻人死刑，但这个量刑被密苏里最高法院推翻，改为“终生监禁，除非有州长命令，不得缓刑、假释或者释放”。
该院注意到，自1976年恢复死刑后，对未成年人执行死刑是相对罕见的。该院还分析了各州的立法情况，发现50个州中有28个不对18岁以下者执行死刑。一些宗教团体、国际人权组织，包括联合国，都持相似立场。（有些还反对所有案件的死刑。）
密苏里最高法院运用了相似于“弗曼案”中大法官马歇尔的语句：“处死未成年人不再符合不断发展的衡量体面的标准。”
美国最高法院肯定了密苏里州最高法院的裁定，同样认为死刑对于未成年人是残酷而非常的刑罚。(U.S.Law Week，2005)
无论法律、巫术或医药的专业培训或执业，还是对一州认为的不宜生育者所做的绝育手术，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仍然是抽象的。并且，当某人被判处死刑后，我们可以从报纸上读到这个人“向社会偿还了债务”。在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地方，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被一些我们不认识也不大可能碰到的人处死了。乔治·奥威尔，一位英国著名作家，却没有这般“轻松暇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