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生平简介

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陈云的一生，经历了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同中华民族抗争、独立和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紧紧相连，是伟大、光荣的一生。

1905年6月13日，陈云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章练塘镇（今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那时，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封建专制压迫，中国人民和许多志士仁人正在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陈云自幼生活在社会底层，饱尝艰辛。他两岁丧父，四岁丧母，由裁缝出身的舅父抚养长大。1919年五四运动的影响传播到他的家乡，他参加了罢课和宣传活动。这一年的冬天，他高等小学毕业，因家贫无力再上学，离家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后来当店员，独立谋生。他刻苦自修，勤奋学习。此后，他开始接触并接受革命的民主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1925年他参加五卅运动，同年8月任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参与领导全馆职工的大罢工，并取得胜利。在革命斗争的洗礼中，他认识到，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把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作为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从那时起他就意识到，“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干革命”，把毕生精力献给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赫赫功勋。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陈云参加上海工人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而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先后任中共青浦县委委员、淞浦特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等职，参加领导当地农民武装暴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缉。后回上海先后担任中共闸北、法南区委书记，江南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省委书记等职，参加领导江苏和上海的工人运动。对参加革命可能面临的风险，他清醒而从容：“铁窗风味，家常便饭。杀头枪毙，告老还乡。”

1930年9月，陈云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5月任中央特科书记，9月被指定为中共临时中央成员。他领导中央特科，在险恶环境下开展地下工作，英勇机智地进行对敌斗争，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1932年3月，他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1月，陈云离开上海进入位于江西省南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继续参加党中央及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在领导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中，他深入实际，依靠群众，纠正了当时发生的若干“左”的错误倾向。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同年夏，负责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需生产。

在1934年10月中旬开始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他担任五军团（后卫军团）中央代表，后改任军委纵队政委。10月20日，他率五军团十三师最后渡过于都河踏上征途。1935年1月，红军占领贵州省遵义县城时，陈云任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在遵义会议上，他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他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并到部队传达。这个提纲是在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关头的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红军四渡赤水进入云南后，他任渡河司令部政委，同司令员刘伯承一道指挥部队顺利北渡金沙江。

1935年6月，他遵照中央的决定，作为中央代表，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经雅安、重庆到达上海，恢复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同年9月又受命由上海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向西北战略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他化名“廉臣”，撰写完成《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3月起，先后在法国、苏联和中国出版发行，第一次向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随后，他进列宁学校学习，并在东方大学任教。1937年4月他回到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5月，他和滕代远到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地区接应李先念等率领的西路军余部400多人进入迪化，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并组建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航空队。

1937年11月至1944年3月，陈云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这段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用很大精力从事党的建设，包括组织建设、培养使用干部、党员教育、群众工作以及秘密工作等。他先后发表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等重要著作和讲话，很大地丰富了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他明确提出共产党员的标准，领导制定“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的十二字干部政策，提出选拔任用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他在党的建设方面做出的重要建树，为发展壮大党的力量、打造全民族抗战的坚强领导核心，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延安整风期间，他是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员之一。他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中，提出领导者指导工作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态度。1944年3月，他改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就改变了财政经济混乱的被动局面，实现了金融稳定、财政平衡和生产发展，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卓有成效地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1945年6月，他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云参加领导东北解放战争，坚定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的战略思想、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并提出了若干关系全局的正确意见，为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全境的解放，为东北经济的恢复和大部队顺利进关作战，做出了突出贡献。1945年11月初，陈云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他提出当前的基本方针应该是把武装力量及干部分散到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建立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广大的巩固的根据地。这个正确主张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同年12月，毛泽东明确提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以后，他用大量时间在宾县、通河、方正、木兰等地进行调查研究，领导创建北满根据地。1946年7月，他为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经东北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并得到中共中央批准。这一决议按照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思想，进一步明确提出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关键的工作方针，使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大步前进。1946年10月，在国民党对东北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调集重兵进攻南满解放区的危难时刻，陈云出任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提出坚持南满斗争的正确战略主张。在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三下江南的配合下，他同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劲光等指挥南满部队四保临江，这一胜利为东北民主联军转入攻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接着又指挥南满部队参加对国民党军的夏季攻势，同时领导辽东地区的土地改革，使南满解放区得到恢复和扩大。

1948年1月，陈云回到哈尔滨，继续参加东北局的领导工作，同时兼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东北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在新形势下，陈云审慎对待、仔细分析、筹谋对策，迅速并妥善地解决了当时东北解放区财经工作面临的如何处理新接受企业中的职工和物价暴涨这两个重大问题。由此，恢复和发展了生产，保持了经济稳定，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11月沈阳解放后，他兼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有条不紊地完成了接收沈阳这个大城市的任务，为党提供了由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宝贵经验。中央认为接收沈阳的做法是成功的经验，并加以推广。1949年5月，他奉命到北平（今北京）参加筹组并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年9月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云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了杰出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对全国尤其是大城市物价飞涨、经济混乱的态势，陈云以上海等中心城市为重点，沉着应战，见招拆招，屡出妙棋，抓住“两白一黑”，打击投机，有效遏制了遍及全国的物价暴涨，稳定了市场。在他的主持下，只用不到一年时间，就迅速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之后，在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在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重大决策中，在有步骤地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特别是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在制订和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开创性工作中，陈云既注意学习苏联经验，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科学布局，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创造性地提出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市场调节为补充等重要思想，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同时，陈云特别强调处理好建设与民生的关系，认为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他多次指出，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事是第一位的大事，“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根本办法是积极增加生产”；“人民生活水平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辩证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展现出的卓越才华，为全党同志所钦佩。毛泽东说，陈云同志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到要点。

从1958年开始，党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发生“左”的错误，随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遇到严重挫折，城乡人民的生活发生很大困难。陈云一贯坚持立足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较早地发现了“大跃进”的问题，积极建言，尽量减轻损失。毛泽东赞许地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陈云参与部署和领导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农业生产，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走出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1958年12月他提议，不要公布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确定的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之后他又指出，四大指标是难以完成的。1959年4月，他提出要增产节约粮食、组织城市副食品的供应、专门安排日用必需品生产、精简城市多余职工、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要的运输等措施，以缓和市场供应异常紧张的状态。5月，他受毛泽东的委托，对当时关系经济全局的过高的钢铁生产指标进行调整。此后他在因病休养期间，到全国多个省、市、自治区，考察农业、钢铁、矿山、化肥等生产问题和人民群众生活问题。1961年春，他提出进口粮食、对几种商品实行高价以回笼货币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等几个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陈云重视调查研究，1961年他回家乡青浦开展农村调查，用了15天时间蹲点，体察农民生活，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写下了《青浦农村调查》。他所提出的关于农村粮食问题、生产发展等方面的看法和意见，为中央制定、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在小组会上针对当时片面强调主观意志的倾向，提出看问题一定要互相“交换”意见，要作多方面的“比较”，还要根据实践经验“反复”考虑，才能使自己的认识比较全面，比较切合实际，指导工作才能大体正确。2月，他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做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这个讲话对当时统一全党思想、调整国民经济和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好转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62年4月，陈云重新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为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消极后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此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国民经济得到有效恢复并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2年，为了解决当时农业发展所遇到的严重困难，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陈云支持并提出实行包产到户的正确建议。由于他的这一主张和其他切合实际的经济主张，被认为是“右倾”而受到长期的政治冷遇。“文化大革命”中，他除继续保留着中共中央委员的名义外，被解除了在中央的一切领导职务。1969年他被下放到江西南昌的一个工厂“蹲点”，达三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写的有关新经济政策方面的著作，并联系中国实际，研究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1973年至1974年，他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在就外贸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后指出：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大势已定，要很好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上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他还指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银行要理直气壮地担当利用外资的任务。这些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75年1月，他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受到严重破坏，陈云受到错误批判和不公正待遇，但他始终怀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职责。1976年，他积极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他曾对叶剑英元帅讲，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郑重提出和坚决支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主张正确认识和重新评价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他积极支持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非常赞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1978年3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陈云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身体力行，为推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恢复和发展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勇气和胆识提出，要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必须解决好历史遗留的若干重大问题。他的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积极响应，为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改变会议原定的主题，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978年12月，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成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陈云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为全党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正确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为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卓越贡献。

陈云积极支持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并以自己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推动改革开放不断发展。1979年，针对当时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他和李先念联名写信给中央，提出用两三年时间依照按比例发展原则调整国民经济。中央根据这一建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的困难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改革。陈云积极支持和推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就提出突破苏联单一计划经济模式、发挥市场补充作用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新构想。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他又率先探索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如何发挥好市场调节的作用，对于突破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支持宝钢建设，支持开发开放浦东。他倡导对外开放，支持办好经济特区。他认为改革将会大大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同时，他认为由于改革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广大干部还很不熟悉，在进行中还会出现一些难以预见的问题。因此，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陈云重视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强调经济建设必须注意综合平衡，处理好一些重大的比例关系。他指出：“如果不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乱状态。”他高度重视做好宏观调控，提出既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又要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他一贯主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适当，不赞成积累比重过大，即建设挤生活，也不赞成消费增长超过生产增长。他明确指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这是经济工作的大方针。他还一贯主张，从全局的利益出发，中央应该集中必要的财力。他非常重视农业问题，尤其是粮食生产，提醒大家要牢记“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这个历史经验。这些真知灼见，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

陈云高度重视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的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他坚决支持邓小平关于科学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做出重大贡献。他积极倡导干部队伍新老合作和交替，提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成千上万提拔中青年干部，使党保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队伍，这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的一项战略任务。他强调培养选拔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首先要看德，有才无德的人不能用”。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倡在党内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维护正常的党内生活。他始终强调治党从严，指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纪、整顿党风。他高度重视党风建设，严肃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他要求高度警惕执政条件下党脱离群众的危险。他特别强调加强党的纪律，提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他特别强调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认为“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他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宣传工作，认为经济搞不好会翻船，宣传出问题也会翻船。

陈云反复倡导领导干部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认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他本人所以能够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一些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做出卓越贡献，是与他始终遵循和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分不开的。他的工作方法，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既唯物又辩证，坚持实事求是。他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一种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概括，是他几十年实践经验的哲学结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他大力提倡领导干部要亲自搞调查研究，广交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

党的十三大以后，陈云退出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重大决策中，陈云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陈云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为制止动乱、稳定局势所做的正确决策，旗帜鲜明地为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做了大量工作。他主持召开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议，指出：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由于陈云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这一表态对于平息这场政治风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四大以后，陈云过着离休的生活，但仍时刻关心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他特别强调，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在20世纪中国苦难而辉煌的历史进程中，涌现了一大批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优秀共产党人，陈云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体现的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强的党性原则，求真的务实作风，高尚的公仆情怀，勤奋的学习精神，是他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他曾经说过：“我们国家有现在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它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换来的。”“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大有前途的！”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号召全党，学习陈云同志坚守信仰的精神、党性坚强的精神、一心为民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刻苦学习的精神。习近平同志指出：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陈云同志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确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的功勋，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郑重表示：“伟大的事业呼唤着我们，庄严的使命激励着我们。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最好纪念。”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断从老一辈革命家们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