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保安官、土匪与因果链

在阻止土匪班迪抢劫某个偏远牧场的战斗中，保安官身负重伤。他伏在一匹忠实的老马身上，老马把他驮回了小石城（忠诚的马都会这样）。而土匪头子班迪回到了他山里的土匪窝“班迪之家”，对手下炫耀说：“我打死了保安官。”然后他把抢来的财物摆成一排，开起了庆祝派对。受人爱戴的保安官回到小石城，由城里的医生照料。城里有一群喜欢私刑的暴民，他们则开始寻找那些土匪。保安官是执法者，明确表示反对私刑—“我只是被打中，我还没有死。”虽然他让他们把土匪活着抓回来，但他（确实）害怕发生更糟的事情—不仅是对土匪更糟，对法律的尊严来说也更糟。

土匪们在班迪的庆祝派对上喧闹不已，喝得酩酊大醉，而暴民们骑了几天的马，不费什么功夫就找到了他们。班迪被他们抓起来就地绞死了。暴民们回到小石城，医生仍在努力抢救保安官。医生竭尽所能，但依然徒劳（肯定因为医生喝多了）。几周后，保安官死于伤口感染，死前仍然对暴民们动私刑耿耿于怀。请注意，我们已经遇到了问题：由于医生自我放纵、沉迷酒精，是否应该由医生—而非班迪—对保安官的死承担直接责任？我们先把这放在一边。假设医生高度尽职、滴酒不沾，很明显是班迪杀了保安官，保安官的直接死因是枪伤。

班迪什么时候杀了保安官？这个问题真令人费解，他是开枪打中保安官时杀死保安官的吗？难以置信，因为在枪击发生几周后保安官还活着，所以他不可能是在枪击瞬间被打死的；而在枪击后的一段时间，保安官明显还活着。在他死的时候是班迪杀了他吗？这似乎也不对，因为保安官去世的时候，班迪已经被暴民们处死许久了。死人怎么能杀人呢？又不是说班迪的尸首在绞刑架上来回摇荡，恰好踢死了保安官。

枪杀发生的地点也让我们摸不着头脑。枪击发生在牧场，但保安官没有死在牧场，而是死在小石城；但班迪却从来没有到过小石城。当保安官最终死在小石城时，班迪已经在山里凉透了。

保安官的死发生在何时何地？

这可不单单是学术问题，也是法律问题，法律必须对这些事实做出清晰的判定。假设班迪的杀人行为是刻意的（其他的条件也都满足了），那么保安官就是死于一场谋杀—但谋杀发生在何地？是何时发生的？而案发地点可能与判决密切相关，因为这通常会影响量刑结果。在某些国家，谋杀罪会被判有期徒刑（一种比较短的“无期徒刑”，比如十年），在另一些国家，杀人犯会被直接判死刑（一种瞬间的“无期徒刑”）。而案发时间也是密切相关的因素，因为要根据犯罪时间和罪犯的年龄来依法判决。

要正确看待这个问题，只需记得：法律会对一切事实做出判决。考虑到对现实的影响，我们在这儿只要做出决定就好了。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我们通过调查一切，就能准确地推断谋杀恰好发生的时间、地点。错误的根本在于，当我们需要精确的时间、地点的时候就一定能找到。

例如，1892年，在弗吉尼亚州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但“弗吉尼亚州”和“1892年”都是比较大的概念。毫无疑问，我们还可以更精确地描述谋杀案，而不该随便假设。原则上讲，为满足条件的高度特异性，我们总是要精确找出谋杀案的时间和地点。而“谋杀”的概念，既不需要限制在某一特定时刻，也不需要精确的地点，不会像“某时某地最先响起了警报声”那样精确。

再回到保安官和土匪的故事，故事里给出了正确的描述。保安官被枪打中了，这才是他的死因，因为几周后在另一个地方，保安官死于伤口感染。法律工作者应该决定什么情况下适用哪些法律，而且，基于公正原则，他们需要确保事件的前后一致性。这就是我们可以讨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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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们还能多讨论一些。在生活中很多情况下，我们还没有遇到应该运用哪些规则、法规、法律做决定的需求。想象一下，有一场足球比赛，一名球员在被射杀前踢了一脚球，几秒钟后，球滚进了球门。死去的球员进了一球，比赛规则允许这样吗？我不是踢足球的，不太清楚，但在比赛中发生这样的事是有可能的，可是没有特定的规则来处理这种极个别的意外。或者，想象一下，有个国际象棋手走了一步棋，突然心脏病发作，当场猝死；他的对手研究棋盘，逐渐意识到自己陷入僵局，决定投降认输。这个棋手在他死后赢了，规则允许这样吗？

我们不应该感到意外，现实中，关于某些人的规则，是在他们死后才开始适用的。有些人故意服毒，效果很缓慢，但只有当他死后，预谋自杀才算成功，而不是服毒的那一刻—但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他何时自杀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班迪在死后才变为谋杀保安官的凶手，这不奇怪，就像一个住在纽约的女人，会因为上海的一场意外变成寡妇，比如她的丈夫死了；她也可能突然当了姥姥，因为她女儿在千里之外的伦敦生了孩子。假如依据这样的事实，就断定纽约女人本身会因为上海和伦敦的变故而发生变化，这也是错的。17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就犯了这个错误，他倒是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真实情况的改变，并不一定能改变这个人本身。

莱布尼茨一生争名夺利，死前却幡然醒悟，只有他的秘书出席了他的葬礼。他最后被葬在一座无名坟墓里。后人研究了他的大量著作（还有许多未公开的研究），并对他做出了重新评价。他是一位伟大非凡的哲学家与数学家，他的智慧理应受人敬仰；当然，尽管出现了一些小插曲，他的名声却没有丝毫动摇，这是由于他的成就在几百年当中传播的因果链的作用。

我们平常所做的一些事，也和因果链息息相关。我们的注意力往往只集中在眼前的事情上，却没有关注几百年后的影响。

这里还有个例子：萨曼莎（Samantha）倒出了一桶汽油，扔了一根点着的火柴，火柴点燃了汽油，烧着了窗帘，导致木地板被烧光，再导致房倒屋塌、火灾蔓延，再导致周围的人惊恐尖叫……“房子是不是被萨曼莎烧毁的？”这个问题要看在最初的倒汽油和扔火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但是她最初的那个“行为”不是持续了好几年。

人类冷冻精子、卵子和胚胎技术的发展，也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在这一领域，会遇到“我们何时何地当上父母”的问题。奥斯卡（Oscar）的精子和奥利维亚（Olivia）的卵子是在2007年被提取的，2011年人工授精，2014年受精卵被植入子宫，2015年孩子出生。问题是，奥斯卡和奥利维亚是什么时候当上父母的？假如他们在提取精子和卵子时都死了，比如，先后死于2008年、2012年，该如何判断？生活中，有些渣男自豪地说“我稀里糊涂就当了爹”，在未来的某一天，可能无论男女都能这么说，甚至躺在坟墓里也能这么说。

坟墓或许是个“美丽、安详”的地方，但即使在那里面，我们已经安详地死去—死了很久—还是有可能当上父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