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柏拉图和争吵不休的水手

当你病情严重时，最好去看医生、心理咨询师或护士；当你的鞋坏了，理性建议你最好交给技术精湛的鞋匠；当你想学弹曼陀林，去请教曼陀林乐手才是理性的选择。咨询电话应该打给专家。理性的人不会向不懂解剖的外科医生寻求建议，或者让外行为自己的钢琴调音。至于如何解决数学、医学和音乐上的问题，我们不会用“民主方式”解决，我们不会投票来决定。相反，我们会向知识寻求答案。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票决是不可靠的解决手段，无法找到应该用技术和知识解决的手段。所以，为什么寻求良好的治理社会的手段，非要求助于民主投票呢？就像丘吉尔所说的：“与普通选民的五分钟交谈，就能彻底粉碎民主的观念。”

借林肯的话来说，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有力例证，但具体到每个国家，关于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有”“治”和“享”的原则，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民治”代表由成年人治理，少数人明智，多数人被误导，投票给代表或全民投票。某些人投票是出于自身利益，另一些人投票是为了支持他们自以为对整体有利的东西。民治规则可能是通过“票多者得”来实现的。从大小各异的选区中，根据“票多者得”原则，或根据一定比例确定人选。无论选择哪种手段，我们都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由此产生的政府和政策会是更好的、最好的，甚至代表了某种神秘的“民意”。

判断什么政策对社会是有益的，需要从经济、道德和社会学方面进行评估，包括犯罪、感情亲疏和疾病因素，还有税收水平、核能和绿色环保的社会经济后果。没有人会真的以为，大多数选民或者少数掌权者对这些问题了然于胸。诚然，专家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我们当然会遵循多数专家的意见。然而，民主不是要投票给专家，而是要投给所有人。而“所有人”一词，很容易使少数具备专业知识的人陷入困境。

柏拉图的提醒

上述反对民主的思考，出自柏拉图的对话录《理想国》，写于两千多年前。柏拉图提醒我们：在航行中，我们应该选择专业领航员，而不要听信爱争吵的水手—即使你是水手，也别相信聒噪的水手对天气状况和潜在危险的判断。

柏拉图所说的争吵不休的水手，指的就是“暴民”—由暴民统治的制度，就是暴民政体，在古代，暴民政体与民主政体是截然对立的。在柏拉图那个时代，“民主”仅仅适用于具有某种地位的公民的统治。它可以是一种直接民主：有一定地位的公民聚集在城市广场上公开辩论，直接对提议进行投票。基于这种对古代民主的理解，美国国父之一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将美国描述为一个“共和国”，而非“民主国家”。

今天的民主政体和古代的民主制度截然不同。如今的选举通常面向的是职业政客，他们为当上民意的代表而多拉选票。投票机制最后会选择具有说服力和魅力的候选人，如果还有商业赞助就更好当选了。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古代的民主国家，领袖会通过抽签来产生—这避免了“万人迷”和普通人在选举上的不平等。

柏拉图的论点有什么问题？柏拉图关于船的隐喻，恰好可以用来反驳他本人的观点。柏拉图说的领航员，不是一般的领航员，不是把乘客带到他们指定的目的地，而是自己帮乘客选择路线和目的地。就像某些餐馆的服务员，不仅为你点餐、上菜，还告诉你应该吃什么。实话跟您说，英国的某些餐馆就是这样的。

上述对柏拉图的批评，也有其内在的缺陷。这种批评观点认为，重大的政治决策应该由人们的偶发需求来决定。在餐馆里，我今天可能想吃羊肉、不想吃鲑鱼。然而，社会问题就远没有这么简单。即使在餐馆里，一想到我的心血管状况或动物的权利，也该斟酌一下到底要吃什么。公民们可能会误以为个人和社会的利益最大化应该通过对富人多征税来实现。

这种针对柏拉图的批评，也可能带来一种片面的观点—在价值观层面，所有人的意见和选择都同样是好的，似乎所有这些事实都涉及是非判断。柏拉图（略带夸张地）提醒我们—我们常常会忘记自己最初的路线和目标，忘记自己要追求什么，社会应该崇尚什么价值观。他可能在暗示一种过于理想主义的、狭隘的直接民主，即仅仅允许有智慧、有道德的人参政议政。然而，就算所有选民都是善人，也不能保证他们都能明智地为社会找到最佳方案，或者在寻求最佳方案和目的时达成一致。例如，深度思考和道德意识会引导善良之人重视社会公平，但在税收、薪资水平、高考录取率和福利待遇等方面，我们仍会怀疑，到底怎样才算公平。比如优先权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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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投票是一种提供决策的机制，而且无论这个决策是什么，选民至少参与了。这可能会促进某些因共识而产生的政府、法律的产生。毕竟你作为选民参与了，但是，假如投票机制与你的投票意愿背道而驰—你是少数派—投票结果可能会排斥你，甚至侵犯你的自由。比如，你想投票给自愿安乐死、妓院合法化和征收高额遗产税，但政府的立法倾向与此相悖。这样一来，你就无法认同这个社会的价值观。

选民仍然是民主选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他们的选择会受到严格限制，且常常会失效。因此，选民的普遍参与只是一种虚幻的优越感。不过政治家们还是需要尽力争取选民，尽可能拉拢更广泛的人群来投票。但他们的竞选口号往往瞄准的是选民的一些短期利益。

也许，究其根本，民主是有一些价值的，毕竟它推动了平等和自由的实现。除了儿童、精神病人和某些群体以外，绝大多数成年人拥有选举权。因此，选民是自治的，他们是自己的代言人，而不是接受别人的命令。但这种表达同样很有误导性。因为，正如前面说的，少数选民可能会被与他们的期望相悖的法律伤害。西方民主就是这样的，即使是多数选民，也很少会支持执政党和他们通过的法律。

也许民主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强调尊重人民的权利。说它有价值，并不是因为投票权本身，而是因为投票者拥有对他人行为的否决权。否决权保护了我们每个人免受暴政的侵害，无论这些暴政是服务于大多数人、保守主义者、强权政府，服务于某些宗教权威，还是服务于少数大权在握的独裁者。

柏拉图用船的隐喻提醒我们：民主需要一台强大的导航仪，引领我们远离暴政，不被投票的结果所左右。当然，一个长久以来的问题是：我们为事情制定的目标，往往是自相矛盾和混乱不堪的。在最低限度上，民主制允许通过言论自由来表达不同的声音，正是这些不同的意见，保证了社会多样性和批评的自由。民主制没有为不同声音提供充足的空间，却为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宗教的或世俗的、严肃的或娱乐的、横向的或纵向的。民主制本着民主的精神，既不允许多数人，也不允许少数人强迫所有人齐唱同一首赞歌。

因此，正如E. M. 福斯特在几十年前所说—尽管民主充满幻想、效率低下、危险重重，但它还是值得我们“欢呼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