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伦敦的第二天，我坐在房间里，悲伤而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你到底是不是真如我所想的那样，浑身充满可怕的缺点，对自己和别人来说都是彻底的祸害，不远离你的话将带来致命后果。我思考了整整一周，不断琢磨我对你的判断会不会不公平、有冤枉你之处。最后，我收到令堂的来信。这信彻底印证了我对你的每一个印象。她谈到你那盲目夸张的虚荣心，说这虚荣心让你鄙夷自己家人，让你把你那位老实人哥哥视为“庸俗之辈”。她提到你的脾气是那么的大，让她不敢过问你的交友状况；她谈到你对金钱的态度最让她心忧。她当然也看出可怕的家族遗传让你背上多大的重担。她坦然承认这一点，语气充满忧惧：“他是我几个孩子中继承了道格拉斯家族致命性情气质的那一个。”信的最后，她说她觉得有责任坦言，依她之见，你与我的友谊大大助长了你的虚荣心（虚荣心是你所有缺点的根源），又恳切求我不要在国外与你会面。我马上回信，说我完全同意她的每一句话。我还补充了更多，把能说的都说了。我告诉她，你我是在你就读于牛津的时候认识的，那时你惹上性质非常特殊的大麻烦，前来求助于我。我告诉她，你后来的生活继续如是，继续受同一性质的麻烦所困扰。因为你把错推到去比利时的同伴头上，而令堂在信中责怪我把你介绍给那个找你一道去比利时的同伴（你说是他出的主意），我便告诉她真正出主意的是谁：阁下。我在信末保证，我没有一丝要与你在国外会面的念头，又求她设法把你留在国外——可能的话帮你弄个荣誉参赞当当，不行的话也让你借这机会学习几种外语。总之是用她想得到的任何理由把你留在埃及至少两三年。此举既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我好。

这期间你从埃及不断写信给我，每个邮班都少不了你的信。我全然不当一回事，每封信都是读过便撕掉。我铁了心不再与你有任何瓜葛。吾意已决，也很高兴可以重拾被你打断的艺术创作进程。没想到，三个月后，令堂却出于她一贯的软弱（这软弱对我人生悲剧的贡献并不亚于令尊的蛮横个性），写信来帮你说话。她告诉我（我毫不怀疑是你授意的），你因为我不回信而食不下咽、睡不安稳，而为了让我不至于找借口不写信，还把你在雅典的地址告诉我（雅典当然是一个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城市）。她的信无疑让我讶异万分。我无法明白，鉴于她在十二月写给过我的那封信和我的回信，她此时又怎么会设法修复或更新你我那份不幸的友谊。我当然回信，信中再次呼吁她设法帮你在某间驻外大使馆谋一职位，以防止你回国。但我并没写信给你，也没理会你发来的电报。没想到，最后你居然写信给我太太，求她运用影响力促使我给你写信。你我的友谊一直是她的烦恼之源：不只是因为她不喜欢你的为人，还因为看出我已被你我的友谊所改变，而且不是往好的方向改变。但就像她一向以最雅量好客的方式对待你，她这一次也无法忍受我对我的任何朋友无礼。她认为（应该说知道）这不是我一贯的为人。出于她的请求，我发了电报给你。我还清楚记得这电报的措辞。我说，时间可以治愈每个伤口，但接下来许多个月，我将不会写信给你，也不会见你。没想到，你一收到电报便毫不迟疑地启程，动身去巴黎，路上又不断发来热情洋溢的电报，求我无论如何至少再见你一面。你在一个周日的深夜抵达巴黎，但我在你预订入住的饭店留了一封短柬，表示我将不会见你。第二天早上，我在泰特街收到一封十至十二页的电报。你在电报中表示，不管你对我做过什么，你都不能相信我会永不再见你。你提醒我，为了见我一面，你六日六夜兼程横跨欧洲，中途完全没有停歇。我必须承认，你的电文表现出最苦情的哀求，结尾处又隐隐以自杀相威胁，让人读了于心不忍。你以前常常谈到家族中有多少人是双手沾满自己的鲜血：你叔叔确实是自杀而死，你祖父可能是死于自杀，还有许多人后来发了疯^[21]。基于同情，基于难忘的旧情，基于想到你的死会对令堂构成几乎不可承受的打击，基于想到你如此年轻的生命就此断送实在可怕（必须承认，这生命虽然包含各种丑陋瑕疵，但仍然包含着未萌芽的美），我答应再见你最后一次（若还有必要找什么借口的话，光是基于人性考虑我便有义务这么做）。我去了巴黎，而一整个晚上，不管是在瓦赞（Voisin）餐厅吃晚饭还是在帕亚尔（Paillard）餐厅吃消夜，你都泪如雨下，没有停过。你看到我时流露的真心和欢快，你一有机会就抓住我手的举动，都像一个柔顺和悔过的小孩。你的悔悟之意在当时是那么单纯而真诚，让我同意恢复你我的友谊。回到伦敦的两天后，我们在皇家咖啡厅吃午餐，被令尊撞见，他走过来坐下，喝了我的葡萄酒，然后，当天下午，他写了一封信给你，信中对我展开了第一轮攻讦。

说来也许奇怪，但与你分手的责任（这一次我不会说是“机会”）后来再一次落在我身上。不用我提醒了吧，这次的起因是一八九四年十月十日到十三日那几天，你在布赖顿对我的刻薄态度。那是三年前的旧事了。对你来说，三年前发生的事当然是远之又远，但对我们这种在牢里度日的人来说（这种人的生活除了悲苦没有别的事），时间是以痛苦的搏动来计算的，是以咀嚼苦涩的往事来记录的。我们没有其他事好想。你听起来可能奇怪，但痛苦是我们赖以存在的方法，是唯一可以让我们意识到自己还存在的方法。回忆旧痛可以提供证据，证明我们和旧时的那个我具有连续性。一如现在的我和现实中的快乐隔着一道深渊，我和记忆中的快乐也隔着深渊。如果你我共同生活的那段日子果真如外界所想象的那样快乐无忧和充满笑声，那我将会无法记得其中任何一个段落。相对应地，正因为它充满苦味、不祥之兆、可怕枯燥的争吵和不得体的暴力，我如今才可以看见或听见每起事件的每个细节。确实，除了这些，我如今很少能看见或听见别的。监狱生活是那么的痛苦，以至于每次我被迫去回忆你我往日的交往情况时，总觉得那是一首序曲，是我每天都得承受的各种煎熬的前奏。事实上，站在现在回顾往事，我的人生根本就是一首悲伤交响曲，一乐章一乐章地推向某个结局，其中每个环节都有其必然性，一如艺术上处理每个重大题材的一贯手法。

我谈到三年前你有三天对我很刻薄，对不对？那时我一个人待在沃辛，想把一个剧本完成。中间你来了两次。后来你又突然出现，还带着一个同伴，要求我让他住一晚。我断然拒绝了（你现在应该看得出来，这要求有多么不恰当）。我当然还是招待了你们，因为我别无选择——但我是在别处招待你们，不是在家里。第二天周一，你朋友回去工作，而你留了下来，住在我那里。但你已经在沃辛待腻了，坚持要我带你到布赖顿的格兰德饭店散心（我毫不怀疑，你这样要求还是因为不满我把全部心思放在写作上）。到达布赖顿那个晚上，你病倒了，微微发烧，得的是那种被人愚蠢地称为流感的病。如果这不是我认识你之后你第三次身患此症，便是第二次。我对你无微不至，不只提供给你各种金钱买得到的慰藉（昂贵的水果、鲜花、礼物和书本），还提供给你金钱买不到的殷勤照顾、柔情蜜意和爱。其间，除了早上散步一小时和下午坐马车一小时去买东西之外，我不曾离开过饭店。因为你不爱吃饭店提供的水果，我便跑到伦敦买来上好的葡萄。我还编些故事说给你听，使你解颐，要睡也是睡你旁边或隔壁房间。每个晚上我都坐在旁边陪你哄你，让你安心。

你在四五天之后康复，而为了把剧本写完，我搬出饭店赁屋而居。你当然跟了过来。安顿下来的第二天早上，我感到身体极其不适。你当时有事非得到伦敦一趟，但答应下午便会回来。你在伦敦见了一个朋友，可直到第二天很晚才回到布赖顿。当时我已发着高烧，而据医生诊断，我是从你那里感染了流感。我发现，对生病的人来说，没有比住在出租屋更不方便的了。起居室在二楼，我的卧室却在四楼。我没有仆人伺候，甚至没有人可以帮我送信或购买医生吩咐的东西。但因为有你在，我并不惊慌。然而，接下来两天，你却把我一个人晾在一边，让我既缺人照料，也要不到任何想要之物。我不是指要不到葡萄、鲜花或精致的礼物，只是指要不到必需品。我连医生吩咐我喝的牛奶都喝不到，想喝柠檬水更是不可能的事。我求你到书店帮我买本书，说是如果找不到我指定的那一本，就随便挑一本。你却懒得跑一趟，害我一整天无书可看。好不容易等到你回来之后，你若无其事地告诉我，错不在你，因为你已买了书，也吩咐书店送过来，却不知怎么搞的没有送来（事后我无意中得知，你这番话完全是鬼话）。毋庸说，你这期间的开销（包括马车费和在格兰德饭店的晚餐费）完全由我供应，而且你也只有在要钱时才会出现在我的床头。周六那天晚上，鉴于你从早上起便放着我不管，我要求你吃过晚餐之后回来，陪我一下。你带着恼怒的口气和不优雅的手势答应了。我等你等到十一点，始终不见人影。于是，我在你房间里留下一张便条，提醒你你答应过我却又食言。到半夜三点，我因为睡不着又渴得要命，便强撑起身体，下楼去起居室，希望可以找到水喝。没想到我却看见了你。你马上兜头盖脸对我破口大骂，措辞之粗俗只有毫无节制和毫无教养的人才说得出口。通过“自我中心”这种可怕的炼金术，你把你的理亏转化成了暴怒。你指控我，说我指望你在我生病时陪我是一种自私心态，指控我不应在你和你的娱乐之间作梗，指控我设法剥夺你的快乐。你说（我知道这话不假）你会在午夜回来，只是为了换套衣服，好再到别处去寻欢作乐，却不意看见我留的信，这让你大为扫兴，害你重新作乐的能力大减。我回到楼上，整晚都睡不着，直到破晓之后许久才弄到东西止息我那因发烧而引起的口渴。你在十一点走进我房间。你前一晚的吵闹让我意识到，我的信到底对你的放纵起了一些抑制作用。到了早上，你看似已经恢复常态。我自然会等着听你以什么借口解释你的行为，用什么方式请求我原谅——因为你绝对相信，不管你干了些什么，总是会得到我的原谅（说真的，这是我最喜欢你的地方，或许也是你身上最美好的部分）。不过，我猜错了。你非但没有道歉，求我原谅，反而把昨晚的不满又宣泄了一遍，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更激烈和更凶猛。我最后只好叫你出去。你假装照办，当我把埋在枕头里的头抬起，却看见你站在原地，随后你又突然含着狞笑和歇斯底里的怒气朝我走过来。我心里一惊（是什么原因我也说不清），马上从床上跃起，赤脚走了两层楼梯，逃到起居室，一直待到房东（是我摇铃找他过来的）保证你已经离开我卧室为止。他又保证会留在附近，以防万一。一小时之后（其间医生来过，发现我处于一种神经高度紧张的虚脱状态，烧得也更厉害了），你默默走进卧室。你是为钱而来。在梳妆台和壁炉架搜刮过一遍之后，你便带着行李离开了。需要我来告诉你，在接下来卧病孤苦的两天，我是怎样看你的吗？需要我来提醒你，即便只是泛泛之交，你对病中人表现出的这样的行为也是可耻的吗？我由此意识到，最终时刻已经来临，并由此感到大大地松一口气。我知道，从今以后，我的艺术和人生将会在各个可能的方面都变得更自由、更美好和更美丽。我人在卧病，心里却很轻松。一想到这分手将是不可挽回的，我便感到心灵平静。我在周二退了烧，几天来第一次可以下楼用餐。周三是我的生日，桌上放着一堆贺电和信件，其中一封是你的亲笔信。要展信披读那一刻，我满怀惆怅，因为我知道，这一次我不会再因为你的一句柔情之言或忧伤之语而原谅你。但我完全被骗了，我低估你了。你会在我生日写信来，只是为了把前两次的谩骂写成白纸黑字，用更精心和更慎重的方式把它们重现一遍！你用你那些不入流的俏皮话挖苦我。你说，整件事情让你最得意的是你回伦敦前先去了格兰德饭店，把吃午餐的账记到我头上。你恭喜我还算聪明，懂得赶忙从病床上爬起来，飞奔下楼逃命。你还强调：“那是你的凶险时刻——比你猜想的还要凶险。”唉，不用你说我也能感觉得到！我不知道的只是你当时是想把为吓唬令尊而买的那把枪掏出来（你曾经在一家餐厅里发射过它一次：当时你以为枪膛里没有子弹），还是想抓起那把放在桌子上你我中间的餐刀，还是想要（因为盛怒使你忘了自己身材比我瘦小）对我来一番拳打脚踢。我至今还不知道答案。我唯一知道的是我当时被一股彻底的惊恐攫住，晓得若是不赶快逃出卧室，你就会做出或是尝试做出某种会让你愧疚一辈子的行为。那之前，我只从另一个人那里体验过一次这种大惊恐。当时我人在泰特街的书房里，面前站着令尊，处于我们中间的是霸凌（换言之是他的好朋友）。令尊挥舞着癫痫发作似的小手，满嘴只有他的污秽脑袋才想得出的污言秽语，一再叫嚣着威胁我（他后来说到做到）。那一次，先走出房间的人是他，是我赶他走的。但与你的那一次，先走出房间的人是我。这不是我第一次被逼着救你，免得你做出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