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审问

德·维勒福一离开餐厅，便脱下快乐的假面具，摆出一副掌握别人生杀予夺大权的严肃面孔。虽然他的面容说变就变，而且这个代理检察官就像一个灵活的演员该做的那样，不止一次面对镜子细细研究过，但这一回他要皱眉蹙额和铁青着脸可得花一番工夫。他父亲遵循的政治路线，如果他不是完全拒之千里之外，就会耽误他的前程；确实，除了回忆起这条路线以外，眼下热拉尔·德·维勒福真是享尽人间幸福了。他靠自己的奋斗已经很富有，二十七岁便占据着一个高级职位，快娶上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他爱得并不热烈，而是怀着理智，就像一个代理检察官所能爱的那样。除了风姿绰约的美貌以外，他的未婚妻德·圣梅朗小姐又是属于当时宫廷里最煊赫的家庭中的一个。她的父母没有其他孩子，能够用他们的全部政治影响来培植他们的女婿；除了这种影响，她还给丈夫带来一笔五万埃居的嫁妆。用婚姻介绍人创造的一个恶劣的词来说，希望是有的，这笔嫁妆有朝一日还可以增加五十万法郎的一宗遗产。

因此，对维勒福来说，这一切因素凑在一起，构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无上幸福，以至于他用心灵的目光长久观察自己的内心生活时，仿佛看到了太阳上的黑子。

在门口，他看到在等待他的警察分局局长。看到这位黑衣人马上使他从三重天又掉到我们行走的地面上来；他又装出上文说过的那种神色，走近那个警官。

“我来了，先生，”他说，“我看了信，您逮捕这个人做得很对；现在请告诉我您所搜集到的有关他谋反行动的一切细节。”

“关于谋反，先生，我们还一无所知；在他身上搜出的所有文件都封成一捆，放在您的办公桌上。至于犯人，您从告密信上已经得知，名叫爱德蒙·唐泰斯，是三桅帆船‘法老号’的大副，这条船开到亚历山大和斯米尔纳做棉花生意，属于马赛的摩雷尔父子公司。”

“在商船上做事以前，他在海军服过役吗？”

“噢！没有，先生；他非常年轻。”

“多大年龄？”

“最多十九岁或二十岁。”

这当儿，维勒福沿着“大道”街走到议会街的拐角上，有一个人似乎在他路过的地方候着他，走了过来，这是摩雷尔先生。

“啊！德·维勒福先生！”那个忠厚长者看见代理检察官，大声说，“我很高兴碰到您。请想想，出了最古怪、最骇人听闻的误会，竟把我船上的大副爱德蒙·唐泰斯抓了起来。”

“我知道这件事，先生，”维勒福说，“我就是去审问他的。”

“噢！先生，”摩雷尔先生继续说，他对年轻人的友谊使他激怒起来，“您不了解受到指控的那个人，而我了解他，请设想他是最温柔、最诚实的人，我几乎敢断言，在整个商船界里，他最熟悉业务。噢，德·维勒福先生，我真心诚意地向您保举他。”

读者已经知道，维勒福属于城里的贵族一派，而摩雷尔属于平民一派；前者是个极端保王党人，后者则被怀疑是个暗地里的拿破仑党人。维勒福轻蔑地望着摩雷尔，冷冷地回答他：

“先生，您知道，一个人可以在私生活中温柔，在商务往来中诚实，熟悉业务，但从政治上来说，仍然可以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是不是，先生？”

法官强调最后一句，仿佛他想应用在船主本人身上；而他探究的目光似乎想穿透船主的内心深处，这个人本该了解他本人也需要饶恕，却胆大包天，为别人说情。

摩雷尔涨红了脸，他感到自己在政治观点方面也不是问心无愧的；况且，关于与元帅会面和皇帝对他所说的话，唐泰斯都悄悄对摩雷尔说过，这有点搅乱了他的思路。但他还是用关怀备至的语气回答：

“求求您，德·维勒福先生，要主持公道，秉公执法，像您一向那样仁慈，早些把可怜的唐泰斯还给我们！”

“还给我们”这几个字在代理检察官的耳鼓里敲起了革命的钟声。

“嘿！嘿！”他低声地自言自语，“还给我们……这个唐泰斯难道加入了烧炭党[1]，以至他的保护人不假思索，这样使用多数人称的表达方式？警察分局局长告诉我，我也相信，是在一家酒店逮捕他的；在场有许多人，”他补上一句，“这大概是烧炭党人的秘密集会。”

然后他大声说：

“先生，您完全可以放心，如果犯人是冤枉的，那么您请求我主持公道不会落空；可是如果相反，他是有罪的，而我们生活在一个困难时期，先生，不受惩罚是开了一个会带来不良后果的先例，因此，我不得不尽职。”

说到这里，由于他已走到背靠法院的家门口，便冷若冰霜然而彬彬有礼地向船主行了一个礼，大模大样地走进家门，船主则呆立在维勒福离开他的地方。

候见室挤满了宪兵和警察；犯人平静地、一动不动地站在他们中间，被闪烁着仇视的目光包围着，严加看管。

维勒福穿过候见室，斜睨了唐泰斯一眼，接过一个警察交给他的一捆东西，边说边跨进里面的门：

“把犯人带进来。”

那一瞥虽然飞快，维勒福已足以对那个他就要审问的人有了一个看法：他从那饱满开阔的天庭看出了睿智，从专注的目光和蹙起的眉头看出了勇敢，从半张的、露出两排象牙一般的皓齿的厚嘴唇看出了坦率。

第一个印象对唐泰斯是有利的；但维勒福常常听人说起这么一句老谋深算的话：切勿相信最初的念头。既然这是个好印象，他便把这句格言用于自己的印象中，却不考虑印象与念头这两个词的差别。

因此他压下善意的本能，这种本能竭力渗入他的心头，再向他的头脑发起冲击；他在镜子前摆好一副一本正经的面孔，然后阴沉地、咄咄逼人地坐到办公桌前。

过了一会儿，唐泰斯进来了。

年轻人始终脸色苍白，但很镇静，面带笑容；他落落大方地向法官行礼，然后用目光寻找座位，仿佛他是在摩雷尔船主的客厅里。

只是在这时他才遇到维勒福黯淡的目光，那是搞法律的人所特有的目光，他们不希望别人看到他们的思路，把他们的眼睛变成磨砂玻璃。这目光告诉唐泰斯，他站在司法机关面前，它的形象举止阴沉。

“您是谁？叫什么名字？”维勒福一面问道，一面翻阅警察在他回来时交给他的那些卷宗，一个小时以来这些卷宗已变成厚厚一大摞，苛政恶吏是多么快地扑向所谓犯人的不幸的人的身上啊！

“我的姓名叫作爱德蒙·唐泰斯，先生，”年轻人用沉静而响亮的声音回答，“我是‘法老号’船上的大副，这条船属于摩雷尔父子。”

“多大年龄？”维勒福继续问。

“十九岁。”唐泰斯回答。

“您被捕时在干什么？”

“我在举行订婚喜宴，先生。”唐泰斯用有点激动的嗓音说，这欢乐的时刻与这要履行的死气沉沉的一套程式形成多么令人痛苦的对照啊，德·维勒福先生阴沉的脸使梅尔塞苔丝喜气洋洋的脸显得越发光彩照人。

“您在举行订婚喜宴？”代理检察官不由自主地哆嗦一下说。

“是的，先生，我就要娶一个我爱了三年的姑娘。”

维勒福尽管通常是冷漠无情的，却对这个巧合吃了一惊，在幸福之中猝然被捕的唐泰斯激动的嗓音，就要唤醒他心灵深处一根同情的神经：他也在举行订婚宴，他也处在幸福之中，别人前来扰乱他的幸福，是要让他致力于破坏一个像他一样已经触到幸福的人的欢乐。

他想，这种哲理比较，在我回到德·圣梅朗先生的客厅里时，将会产生强烈效果；正当唐泰斯等待新的询问的时候，他事先在脑子里整理着对比的词句，演说家们总是依靠这些词句来造出博得满场掌声的句子，这些句子有时使人相信演说家确实雄辩。

待他在心里安排好一小篇讲话之后，维勒福想到了它的效果，露出笑容，然后回到唐泰斯身上：

“说下去，先生。”他说。

“您要我往下说什么？”

“让司法机关知道真相。”

“司法机关想知道哪些情况，我会和盘托出的；不过，”轮到他微笑着补充说，“我事先得说一下，我所知不多。”

“您在篡权者手下干过事吗？”

“他垮台时我正要编入海军。”

“据说您的政见很狂热。”维勒福说，没有人向他透露过这一点，但他乐于像提出指控一样提出这个问题。

“我的政见，先生？唉！说起来真叫人惭愧，我从来没有什么政见，我刚满十九岁，我刚才有幸对您说过了；我一无所知，我生来不是要叱咤风云的；眼下我地位低微，将来也不过如此，如果有人给予我巴望得到的位置，那将全靠摩雷尔先生的栽培。因此，我的一切见解，我不说政见，而说个人见解，只限于这三点：我爱我的父亲，我尊敬摩雷尔先生，我深深爱着梅尔塞苔丝。先生，这就是我向司法机关和盘托出的话；您看，它并不让人感兴趣。”

唐泰斯说话时，维勒福凝视着他既柔和又开朗的面孔，不觉记起蕾内的话，蕾内虽然不认识他，却为这个犯人求情。根据代理检察官对犯罪和犯人已拥有的经验，他从唐泰斯的每句话中看到了无辜的证明。确实，这个年轻人，几乎可以说这个孩子，单纯、朴实，那滔滔不绝的话语是从心底发出的，硬要追求反倒追求不到，他与人为善，因为他很幸运，而幸福会使恶人也变得善良。他把从心里满溢而出的和蔼可亲也流泻到法官身上，尽管维勒福粗暴严厉，爱德蒙在目光、声音和动作中，对审问他的人唯有温情和仁爱。

“不错，”维勒福寻思，“这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我希望，完成了蕾内对我的第一次嘱托，我就不难得到她的欢心，我能在大庭广众中紧捏她的手，在角落里美妙地亲吻她一下。”

想到这甜蜜的希望，维勒福的脸上笑逐颜开，以至他从思索转到把目光投向唐泰斯时，一直注视着法官一切面容变化的唐泰斯，也随着他的想法而微笑起来。

“先生，”维勒福说，“您知道自己有仇人吗？”

“我有仇人吗？”唐泰斯说，“幸亏我地位低微，不至于树敌。至于我的性格，或许有点急躁，我始终竭力对下属和蔼一点。我手下有十到十二个水手；可以去问问他们，先生，他们会告诉您，他们喜欢我，尊敬我，不是把我当作父亲，我还太年轻，而是把我当作。兄长。”

“但即使没有仇人，或许有人忌妒您，您在十九岁时便要被任命为船长，在您的职业中，这是一个高级职务；您就要娶一个爱您的漂亮姑娘为妻，这对人世间各种地位的人都是罕见的幸福；命运对您的双重偏爱足以引起别人对您的忌妒。”

“是的，您说得对。您比我更了解人情世故，这是可能的；但是，即使这些嫉恨的人是我的朋友，不瞒您说，我也宁愿不知道他们，免得要去憎恨他们。”

“您错了，先生。必须始终尽可能地眼明心亮；说实话，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高尚的年轻人，因此我会为您破例，把通常的司法规则撇在一边，帮助您查清情况，告诉您何以有人告发，把您带到我的面前，这是揭发信，您认得笔迹吗？”

维勒福从口袋里掏出信来，递给唐泰斯。唐泰斯读了信，又辨认了一会儿。一片疑云浮上他的额角，他说：

“不认得，先生，我不认得这笔迹，这是伪装的，但相当洒脱。无论如何，书写的人手法熟练。我很高兴，”他感激地望着维勒福又说，“跟一个像您这样的人打交道，因为忌妒我的人确实是一个真正的仇人。”

看到这个年轻人说这番话时掠过眼中的闪光，维勒福看到了在表面的温柔下隐藏着可怕的毅力。

“现在，”代理检察官说，“您坦率地回答我，先生，不要像一个犯人回答法官那样，而要像一个受委屈的人回答一个关心他的人那样，这封匿名的揭发信有多少实情？”

维勒福把唐泰斯刚还给他的信不屑地扔在桌上。

“都是实情又根本不是，先生，我以我水手的名誉，以我对梅尔塞苔丝的爱情，以我父亲的生命起誓，这是大实话。”

“都说出来，先生。”维勒福大声说。

然后他喃喃自语：

“要是蕾内能看到现在的我，我想她会对我满意的，不会再说我是一个刽子手！”

“好吧，在离开那不勒斯的时候，勒克莱尔船长得了脑膜炎病倒了；由于船上没有医生，他又不愿在任何港口靠岸，急于前往厄尔巴岛，他的病恶化了，到第三天结束时，他感到即将离世，便把我叫到他身边。

“‘亲爱的唐泰斯，’他对我说，‘以您的名誉起誓，按我告诉您的话去做；这是牵涉到最高利益的大事。’

“‘我对您起誓，船长。’我回答他。

“‘那么，由于我死后这艘船的指挥权就属于您，作为大副，您要负起这指挥权，朝厄尔巴岛驶去，在费拉约港上岸，求见元帅，交给他这封信，或许他们会交给您另一封信，委托您完成某项使命。这项使命本来是留给我的，唐泰斯，您要代我去完成，由此获得的一切荣誉也将归于您。’

“‘我会照办，船长，但是，或许不像您所以为的那样，能轻而易举地见到元帅。’

“‘这儿有一枚戒指，您拿了它去求见，’船长说，‘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说完，他交给我一枚戒指。

“非常及时，两小时以后，他陷入谵妄状态，第二天就与世长辞了。”

“这时您怎么办？”

“先生，我要做的事，不论谁在我的地位都会做的，无论如何，一个病危的人的祈求是神圣的；对水手来说，上司的请求则是命令，必须完成。于是我扬帆开往厄尔巴岛，第二天便抵达，我下令大家留在船上，我一人独自上岸。正像我所预料的那样，他们设置了一些困难，不让我去见元帅；但我叫人把戒指给他送去，这枚戒指能为我打通关节，于是我通行无阻。他接待了我，问我关于不幸的勒克莱尔临终时的情况，正像勒克莱尔预料的那样，他交给我一封信，委托我亲自带到巴黎。我答应了，因为这是完成我的船长的遗愿。我在马赛上岸之后，迅速了结船上的一切事务；然后我赶快去看我的未婚妻，我看到她比先前更漂亮、更情意绵绵了。多亏了摩雷尔先生，我们绕过了教会方面的一切麻烦；最后，先生，就像刚才我对您说的，我举行了订婚喜宴，过一小时我就要结婚。我打算明天动身到巴黎去，而这时我被捕了，就因为这封告密信，现在您看来像我一样对它不屑一顾。”

“是的，是的，”维勒福喃喃地说，“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实情，如果您有罪，这也只是不谨慎；而且这种不谨慎是执行您的船长的命令，因而是合理的。请把他们在厄尔巴岛上交给您的信交出来，给我许诺，一起诉您就出庭，现在您回到朋友们那里去吧。”

“这样说我自由了，先生！”唐泰斯欣喜万分地喊道。

“是的，不过把这封信交出来给我。”

“这封信大概就摆在您面前，先生；因为已经跟我的其他文件一起，从我身上搜走了，在这捆东西里我认得出几份。”

“等一等，”代理检察官对唐泰斯说，他正拿起手套和帽子，“等一等；信是写给谁的？”

“写给巴黎鸡鹭街的努瓦蒂埃先生。”

雷霆落在维勒福的身上，也绝不会打得这样迅速得不及掩耳和出乎意料；他跌坐在扶手椅上，他半站起来去拿从唐泰斯身上搜到的那捆文件，迅速翻阅起来，抽出那封要命的信，投以充满难以形容的恐惧的目光。

“努瓦蒂埃先生，鸡鹭街十三号。”他小声念道，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

“是的，先生，”唐泰斯吃惊地回答，“您认识他吗？”

“不，”维勒福赶紧回答，“国王的忠臣是不认识逆贼的。”

“这牵涉到谋反吗？”唐泰斯问，他自以为获得自由以后，开始比先前更加惶恐不安，“无论如何，先生，我已对您说过，我完全不知道我携带的这封急信的内容。”

“不错，”维勒福轻声说，“但您知道收信人的名字！”

“为了将信送到他手里，先生，我必须知道他的名字。”

“您没有让别人见过这封信吧？”维勒福说，他一面看信，一面脸色变得更加苍白。

“绝没有，先生，以我的名誉做担保！”

“没有人知道您从厄尔巴岛带回来一封写给努瓦蒂埃先生的信吗？”

“没有人知道，先生，除了交给我这封信的人。”

“太成问题了，仍然太成问题了！”维勒福喃喃地说。

随着他摸清底细，维勒福的脑门越来越阴云密布；他苍白的嘴唇、颤抖的双手、火热的目光使唐泰斯的脑际掠过最难以忍受的恐惧。

看完信后，维勒福用双手捧着头，有一会儿痛苦难熬。

“噢，我的天！怎么啦，先生？”唐泰斯胆怯地问。

维勒福一声不吭；过了一会儿，他抬起苍白的、容貌大变的脸，又读了一遍信。

“您说您不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是吗？”维勒福又问。

“以我的名誉做担保，我再说一遍，先生，”唐泰斯说，“我不知道内容。您怎么啦，我的天！您看起来不舒服；您要我拉铃、要我叫人吗？”

“不，先生，”维勒福赶紧站起来说，“别动，别多嘴，这里发号施令的是我，不是您。”

“先生，”受了伤害的唐泰斯说，“我是叫人来照顾您，仅此而已。”

“我什么也不需要；一时头昏眼花，如此而已。您管好自己吧，别管我，回答我的问话。”

唐泰斯等待着随后的审问，但没等到，维勒福又跌坐在扶手椅里，用一只冰冷的手去抹冷汗涔涔的额角，他第三次开始看信。

“噢！如果他知道这封信的内容，”他咕噜着说，“而且一旦知道努瓦蒂埃是维勒福的父亲，我就完了，永远完了！”

他不时瞧瞧爱德蒙，仿佛他的目光能穿透这道看不见的壁垒，它围住守口如瓶、藏在心中的秘密。

“噢！不用再疑心了！”他突然叫道。

“以上天的名义，先生，”不幸的年轻人大声说，“如果您怀疑我，如果您不相信我，那么审问我吧，我准备好了回答您。”

维勒福花了极大的努力克制自己，用竭力坚定的口吻说：

“先生，这次审问的结果，您牵涉到最严重的罪行，因此我不能做主，像我起先所希望的那样，马上恢复您的自由；在采取同样措施之前，我应该征询一下预审法官的意见。这段时间，您已经看到我是如何对待您的。”

“噢！是的，先生，”唐泰斯高声说，“谢谢您，因为您待我宁可说是个朋友，而不是法官。”

“那么，先生，我要再拘留您一段时间，尽可能短；对您不利的最主要的罪状，就是这封信，您看……”

维勒福走近壁炉，把信投到火里，一直到信化为灰烬。

“您看，”他又说，“我将信化为乌有了。”

“噢！”唐泰斯大声说，“先生，您超过了公道，您实在仁慈！”

“不过，您听我说，”维勒福又说道，“经过这样一个场面之后，您明白您可以信赖我，是吗？”

“噢，先生！下命令吧，我一定服从。”

“不，”维勒福走近年轻人说，“不，我想给您的不是命令；您明白，这是忠告。”

“说吧，我一定顺从，就像服从您的命令一样。”

“我要把您拘留在法院，直到傍晚；或许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要来审问您，把您对我说过的通通说出来，但只字不提这封信。”

“我答应，先生。”

恳求的人好像是维勒福，而犯人倒在要法官放宽心。

“您明白，”维勒福说，瞥了一眼灰烬，灰烬还保存着纸的形状，在火焰之上飘飞，“现在，这封信化为乌有了，只有您和我知道有过这封信；今后绝不会有人再向您出示这封信，如果有人向您提起，您就否认，大胆否认，您就有救了。”

“我会否认的，先生，放心吧。”唐泰斯说。

“好，好！”维勒福一边说，一边将手搁在拉铃的细绳上。

正当要拉铃的时候，他止住了，说道：

“您只有这一封信？”

“是的。”

“您要发誓。”

唐泰斯伸出手说：

“我发誓。”

维勒福拉铃。

警察分局局长走了进来。

维勒福走近警官，在他耳畔说了几句话；警官点头回答。

“您跟着这位先生走。”维勒福对唐泰斯说。

唐泰斯鞠了一躬，最后向维勒福投了一瞥感激的目光，走了出去。

门一关上，维勒福就没了力气，几乎晕倒在扶手椅里。

过了一会儿，他喃喃地说：

“噢，我的天！生命和前程系于千钧一发！……如果检察官在马赛，如果刚才叫的是预审法官而不是我，我就完了；这封信，这封该死的信会把我投入深渊。啊！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您总是我在世上获得幸福的一个障碍，我要永远同您的过去做斗争吗？”

突然，一道意外的光芒掠过他的脑海，使他的脸神采奕奕；一道笑容浮现在他仍然扭曲的嘴唇上，他惊恐的目光变得专注起来，似乎盘桓在一个想法上。

“是这样，”他说，“是的，这封本来要使我身败名裂的信也许会让我飞黄腾达。好，维勒福，付诸行动！”

确信犯人已经不在候见室，代理检察官便走了出来，急急忙忙朝未婚妻的宅邸走去。

注释

[1] 烧炭党原是十九世纪初在那不勒斯王国建立的一个秘密政治组织；在法国，这个组织由拉法耶特领导，反对复辟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