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深化与拓展——《南宋词史》代序

步入20世纪90年代，词史研究渐趋热潮。两三年内，已有四五种词史专著问世。其中陶尔夫、刘敬圻二先生合著的《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初版）是引人注目的一种。该著（下称陶著）在词史的建构和词艺的开掘，点的深化和面的拓展诸方面，都独具特色。

词史和文学史，是多种风格体系、文体类型、艺术表现方式不断演进更迭的有机整体，而不是众多互不关联的作家作品的拼合物。如何将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众多“各自为战”的作家及其作品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和向度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清晰而具体地揭示出词史或文学史的发展过程、流变轨迹，是词史和文学史研究者所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难题。陶著独具匠心的词史建构方式是很富有启发性和创造性的。

概括言之，陶著对南宋词史的建构，是由一个基点和两条主线贯穿的。“一个基点”是指著者在通观整个中国词史的发展过程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词史，大体上经历了兴起期、高峰期、衰落期与复兴期四个阶段。纵观此四个阶段，南宋恰值高峰时期。”基于南宋词是“高峰期”的认识，著者将南宋词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即词坛的转型期（南宋初高宗朝的南渡词人群）、词史的高峰期（张孝祥、辛弃疾及“后南渡词人群”）、词艺的深化期（姜夔、吴文英、史达祖和高观国等人）和宋词的结获期（宋末遗民词人群）。通过对四个时期和八十多位词人及其词作的具体分析，揭示出南宋词史是如何由南渡词人的转型和变异而经辛弃疾把词推向高峰，辛派词人又是如何在辛词“巅峰的晕圈”内充实、丰富、巩固词史的巅峰状态，姜夔和吴文英又是怎样深化发展词艺而另起峰峦形成三峰鼎峙的局面，宋末遗民词人群在总体滑坡的态势下又是从哪些层面上仍然不懈探索、发展的历史进程，使人清晰地看出南宋词逐步朝向高峰运行、变异的轨迹。“杂乱无章”的南宋词史在陶著中形成了系统化、条理化的有机整体。这是陶著的特色和贡献之一。

陶著对南宋词史的分期也颇具特色。泛览前贤的词史专著和有关文学史的著作，大多是将两宋词史划分为六个时期或四个时期，南宋词坛则相应地被划分为三个时期或两个时期，无论哪一种划分法，都是把张元幹等南渡词人与辛弃疾等人划分为同一个时期。这种分期一是忽略了南渡词坛在南宋词史上的独立地位，二是有悖历史分期的共时性原则。张元幹等南渡词人先后谢世退出词坛后，辛弃疾等词人才逐步走入词坛。把两代完全不同时期的词人放在同一创作时期内考察，难以确切把握词史的发展进程和流变走向。众所周知，南渡初期（宋高宗朝三十余年）虽未出现足以与苏、辛等并驾肩随的第一流大词人，但李纲、赵鼎、叶梦得、朱敦儒、向子、吕本中、李清照、张元幹等一大批由北宋入南宋的“南渡词人群”，因时代的巨变和词学观念的更新，彻底改变了北宋末年的词风和词史的发展走向。他们在两宋词史的发展进程中的独立地位是不应被忽视的。可以说，没有南渡词人群这一大批先行者完成了“词坛的转型”并进行多方面的探索，辛弃疾等人就不大可能把词推向高峰。因此，陶著把宋南渡初期三十余年的词坛作为南宋词史进程中的一个独立而重要的阶段予以重视和全面细致的论析，是颇有历史眼光的。虽然略早于陶著问世的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和笔者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也都是把宋南渡初期词坛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予以探讨，但考虑到陶著的写作（初稿成于1988年）到问世有一个较长的周期，陶著这种分期和审视角度仍然是富有特色和创造性的。几位研究者都把南渡词坛作为一种独立的发展阶段来看待，也反映出学术界近年来逐渐形成的一种共识。

“两条主线”是指陶著以豪放、婉约两种风格体系为线索来探讨南宋“词艺”的发展与深化。陶著明确指出：“不论南宋豪放词以外有多少种不同风格，归根结底，都不过是婉约词在南宋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与深化而已。所以，此书将始终以豪放与婉约二者为线来加以贯穿。至其发展演变以及风格特色之明显不同，则主要靠分析阐释来加以解决。”从陶著的结构安排上，可以看出以这两条主线贯穿的词史建构方式。全书分为四章（每个时期占一章），第一、二章是沿“豪放”一线探讨豪放风格体系的承传与变异，第三章则主要是依“婉约”一线探索婉约风格范型在词艺上的进展与深化。第四章则分别沿着这两条线来论述宋末“结获期”词坛的发展概貌和流变走向。词史的发展并不是单向、单线式的，不大可能一个时期只是豪放词在发展，另一个时期只是婉约词在深化，而常常是两种甚至是多种风格的共存互竞。既要照顾这种复杂的词坛的多元态势，又要线索清晰、条理分明地描述出词史的发展演进轨迹，于是陶著在分期上既采取以时间先后为序的分期法，也适当进行一些逻辑层面的切割，如把与陆游同时但风格却不相同的范成大、杨万里等放在第三个时期来考察，便突破了时序的划分，而主要是从逻辑和风格的趋同性上来考虑的。这种划分，就使得“词艺”的演进轨迹被清晰地展示出来。

自明人张镃、清初王士祯把宋词分为婉约、豪放两“体”、两“派”以来，词学研究历经了数百年，仍被圈定在一个固定的格局内，一般说来，是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而陶著却据此具体地揭示出南宋词史上婉约、豪放两种风格体系不断发展、演进、深化、互渗的过程，以两条主线贯穿把南宋词史融结成一个前后承传变异、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从而取得词史研究的新进展，是令人敬佩的。但是，如果能突破婉约、豪放两分法的传统格局，另从一个新的角度或层面去把握南宋词史的发展进程，或者更具有启发性。

文学史，不仅仅是心灵史、行为观念史，更是文学艺术的演进史、主体创造力的发展史。因而，一代词史，就不能不探求词的表现方式、艺术技法的发展和演进。陶著的另一特色和不同于一般词史著作之处就在于：它十分注重对词艺、技法的开掘和探索，力图将词史、审美发展史与艺术鉴赏史融合在一起，通过具体细致的鉴赏，分析每一词作的艺术构成和艺术技巧，然后再归纳、概括每一词人的艺术个性和独创性，进而通过纵横的比较分析，揭示出词的艺术表现史的发展变化轨迹。无论是对辛弃疾、姜夔、吴文英这样的大词人，还是对许多被忽略的“小”词人，如王以宁、范成大、朱熹等，陶著都充分翔实地分析了他们的独创性成就和作品的艺术特色，精彩纷呈，随处都可见著者独特和敏锐的艺术慧眼。

把审美鉴赏和词史的叙述结合起来，是陶著的一大特色。这种词史的研究方式的长处是能使每位词人的艺术个性、表现技法得到具体化的显示，而不流于空泛和抽象，使得有关每位词人艺术独创性的结论能建立在丰富扎实的基础上，对每位词人所运用的变化多姿的艺术技法、结构方式有完整而具体的了解。但如果鉴赏过多，则容易冲淡词史发展脉络、变化轨迹的明晰性。由于著者高度的艺术鉴赏力和文字驾驭能力，每段鉴赏文字都写得各具面目，准确深刻，而且对鉴赏与词史叙述的关系处理得很有分寸，不至于观点被材料和鉴赏分析所湮没。但不是每位研究者都具备这种素质和能力，因而在借用此种研究方法时必须慎重。

点的深化和面的拓展，是陶著的又一特色和贡献。点的深化，是指陶著对辛弃疾、姜夔和吴文英等被前哲时贤研究得很全面深入的重点词人做了新的深化探索。其中对“稼轩体”内涵的剖析，从生命的“高峰体验”的角度探求“稼轩体”及其艺术高峰形态的成因，对吴文英词梦幻境界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等等，尤具独创性和启发性，把对辛、姜、吴等重点词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和观照的深层。

面的拓展，是指陶著拓展了词史研究的领域，拓宽了词的研究对象。陶著具体论析的词人有八九十人之多，大大超过了一般词史所关注的幅度，许多鲜为一般词史著作所提及的词人，如赵佶父子、周紫芝、王以宁、苏庠、蔡伸、王质、赵善括、刘学箕、王珣、葛长庚、黄孝迈、楼采、李好古和一大批存词只有一两首的女性词人，陶著都把他们放在词史的演进历程中做了比较具体深入的分析。研究领域的拓展，不只是一种研究视野的转换和拓展，更表明一种文学史观念的更新。一个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和演进，一种文艺思潮的形成和变异，一种文学类型趋向高峰状态，固然需要大作家的开拓和创造，但也少不了为数众多的“小”作家的共同努力。一代文学史著作，如果只关注几个“明星”作家，而忽略了烘云托月的“众星”，就不可能全面立体地展示出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也无法展示峰壑林立、群峰起伏的文学史的“高峰”形态。故陶著把为数众多的“小”词人纳入观照的视野之内，实体现出一种完整新颖的文学史观。陶著点面结合，以线贯穿，既从历时性方向揭示出了南宋词史阶段性的发展过程，也从共时性角度展示出了每一阶段词坛丰富多元的审美形态，既从深度上推进了南宋词史的研究层次，也从广度上拓展了南宋词史的研究领域。

王兆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