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暖:1955—1974农场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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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温暖大家庭

二分场的新家和毛家屯差不多,也是三间的茅草土坯房,内部格局也一样,东西两间各住两户,用土墙间隔开来,不用南炕北炕之间挂布帘子了,也听不见对方的撒尿声了。中间那间依然是过道兼厨房,安着四口大铁锅。

我家是和沈大夫家一起搬来的,因为来得晚,两家都住北屋。北屋缺少了阳光,陌生感、孤独感就很强烈。

住在朝阳的两户分别是王管教和郑政工。王管教的儿子小狗子比我大一岁,伶牙俐齿,爱说爱闹的;郑政工家有个女儿大丫儿,和我同岁,说话不利索,却爱疯爱笑,胖脸蛋红红的,像两个熟透的大苹果。我们搬来时,小狗子和大丫儿已经成了亲密朋友。沈大夫是个单身汉,自然没孩子,我就显得格外孤单。小狗子和大丫儿在一起追逐打闹,我想参与,他俩却不理我,我就想起毛家屯的日本女孩小琴,不知道我离开后有没有新的小朋友陪她玩。我品尝到了孤独无助的滋味,那种儿时的孤独,其杀伤力不是大人能理解的。

一天傍晚,沈大夫家里忽然飘出一阵奇怪的声音,我从未听到过,只是觉得好听,就不由自主地站在沈大夫家门外。他家的门是关着的,我感觉那奇怪的声音是从门缝里钻出来的,却飘飘忽忽地飞进了我的耳朵,直入我的内心。那种感觉真的无法言表,只觉得那声音很美妙,听着,忽而周身温暖,忽而又倍增孤单,让人想哭。

小狗子和大丫儿也来了,他俩不再打闹,和我一样驻足聆听,也是一脸的惊异。

过了一会儿,那声音戛然而止,我们望着沈大夫的门,都舍不得离开。又过了一会儿,沈大夫推开门走了出来。他看见我们,先是一愣,很快就反应过来,笑眯眯地把我们让进屋里,从炕边小木桌的抽屉里拿出个半尺多长的物件,用一条花手绢包着。他展开花手绢,双手捧着那物件含进嘴里吹吸了几下,那好听的声音就悠然响起。沈大夫停下,把那物件在我们面前晃了晃,笑眯眯地问道:“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们都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连说“不知道”。

沈大夫就告诉我们那是口琴,然后问我们好不好听,我们就让他再吹一遍。

沈大夫就认真地吹了起来,我们听得入了神。过了好一会儿,沈大夫停下来,说:“这回满足了吧,我吹了好几首歌,有一首叫《友谊地久天长》,是美国电影《魂断蓝桥》里的插曲。”

我们都听不懂,不知道美国电影是个啥东西,也根本弄不懂什么“魂”什么“桥”的,更不明白什么叫“插曲”。

沈大夫对小狗子和大丫儿说:“友谊地久天长,就是让你们都做好伙伴儿,不管先来的后来的,都是好朋友,都要一起好好玩儿。”

小狗子像听懂了一样,使劲点了点头,就一把拉住我的手,让我和他俩一起玩。没想到,一个口琴,一曲《友谊地久天长》,竟瞬间把三个懵懂无知的孩子黏在一起,我顿时觉得心里暖乎乎的。

由于孩子们的关系,土坯房里的四户人家很快就变得亲密无间。

农场是个县(团)级单位,人员构成却很简单,主要就是管教干部、后勤服务人员和犯人。

我们这四家,男人都是干部,媳妇称为家属,只有王管教的媳妇是护士,也算是干部。

据说,“干部”一词本是外来语谐音,有人说来源于日语,有人说来源于俄语,也有人说来源于法语。我不想深究它的来源,只知道我们国家使用“干部”一词由来已久,使用范围极广,含义也比较复杂,但有个最基本的意义,就是用来和“人民群众”相区别,所以才有什么“干群关系”“联系群众”“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等诸多说辞。这些说辞都是用来约束干部的,这种约束,自然就让干部高人一等,内心充满自豪感,群众嘛,也就自觉身居下位。

四户人家都是干部,自豪指数相当接近,上下班时间一致,做饭时间一致。当四口大铁锅同时蒸腾起热气,灶坑里也冒出缕缕青烟,把个做饭的小环境弄得烟雾缭绕如同仙境,各家的女人就像腾云驾雾的仙女一样。但各仙女厨艺不同,菜式不同,大铁锅里飘出的香味也不同。单身的沈大夫家里没有仙女,自己做饭就显得有点笨,有时就干脆不做,其余几家就分别送给他一点。作为回报,他就会操起口琴,在蒸腾的热气中给大家吹上一曲。我和小狗子、大丫儿听惯了沈大夫的口琴,这时就不再驻足聆听,而是在雾气中追逐打闹,还会到各家的锅前去闻菜香。做好饭菜,仙女们会互相交换一点,每家的餐桌上都蛮丰盛的。

王管教和媳妇赵护士都是东北坐地户,说话都大嗓门,像开机枪似的。郑政工是江西人,说话有点结巴,媳妇是四川人,也是大嗓门,说话尾音带拐弯,像唱戏似的好听,做的菜也最好吃,辣味掺着香味,辣香辣香的。

晚饭后,干部们偶尔出去开个会,大部分时候是轮换着串门聊天吹大牛。

那时,“吹牛”一词没有任何贬义,是用来夸奖某些人口才好会讲故事的专用语。有些人经不起夸,很快就走上了因言获罪的倒霉之路,但此刻,还是吹牛的大好时光。

二分场没有电灯,在煤油灯下吹牛,看不清人脸,但声音里都闪动着每个人的丰富表情。大家直吹到煤烟满屋,呛得咳嗽不止才结束。吹牛是男人的活儿,到谁家吹,谁家的媳妇就去炒一簸箕瓜子,男人们一边嗑瓜子一边吹,孩子们都听得目瞪口呆的。王管教嗑瓜子速度最快,一边吹着牛,一边让瓜子皮毫无影响地从嘴里飞到地上,要是哪天喝了点酒,王管教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再也关不住。郑政工本来就有点结巴,王管教吹牛时,他想插话却插不上,越着急就会越结巴。

王管教在部队当的是文艺兵,会说快板书,他不是吹自己的快板书如何鼓舞了部队士气,就是吹那些文艺女兵如何漂亮,好像部队打胜仗都是靠他的快板书和漂亮女兵唱的歌。他每次吹漂亮女兵吹得最起劲时,他那漂亮的媳妇赵护士就会揪着他的耳朵把他强行带离现场,那场面实在是好玩。

沈大夫没在部队干过,就没什么可吹的,要靠大家帮他吹,不过翻来覆去吹的也就是一件事:某次沈大夫给一个犯人做阑尾炎手术,因手指头太短,总也够不着阑尾,麻药劲儿一过,就痛得那犯人哭爹喊娘地惨叫。这故事每次吹的版本都不太一样,沈大夫也不辩驳,只是红着脸讪笑。

记得有一次,王管教又拿沈大夫做手术的事吹牛,郑政工就让沈大夫伸出手让大家看。沈大夫无奈,就把双手伸出来做投降状,却满脸臊得通红。沈大夫的手白白净净、细皮嫩肉的,就是手指头出奇地短。手,成了沈大夫内心的痛,只是大家都不拿自己当外人,也没人会顾及对方内心的感受。那时候的人似乎也没那么多的内心感受,拿人短处取笑,效果才会更好,这是那年月小地方人亲密关系的一种体现方式。以后每次沈大夫吹口琴时,我都特别注意他的手,他就会有意无意调整一下自己的角度,把手掩藏一下。后来父亲说,沈大夫是个大学生,在学校谈了个对象,就是因为手指头短,谈来谈去的就谈黄了。他很伤心,从此再也不谈对象,还学会了吹口琴。难怪,沈大夫夜晚吹口琴时,我听了会觉得有那么一丝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只不过是一种本能反应,后来才明白,他吹出来的是一种深沉的忧伤。

四家人互相串门是从来不用敲门的,到谁家去,推门就进,这表示互不见外。有次王管教推开郑政工家的门,恰巧郑政工和媳妇正在炕头上亲嘴儿,还都是一身短打扮,露胳膊露腿儿的,被王管教弄得惊慌失措,一时无处藏无处躲。

慌乱之中,郑政工解释说:“天有……有点冷,我俩就是暖……暖和暖……和。”

王管教发挥了他的吹牛天分,把这点事儿吹得人人皆知。当着我们小孩子也毫不避讳,把那亲嘴的动作学得惟妙惟肖,还时不时地问郑政工:“今天你暖和了没有?”

亲嘴也能暖和?我觉得郑政工两口子有点奇怪,有一天竟去问大丫儿,她却伸出右手食指刮着自己又红又胖的脸蛋,说:“没羞没臊,没羞没臊。”吓得我再也不敢问了。

转眼间到了元旦,不知是谁提议的,吃晚饭时,大家都把饭桌子搬到外间,拼凑成个大桌子,每家的饭桌子大小高矮形状都不一样,大桌子就拼凑得奇形怪状,各家做的菜式也都不同,摆了满满一桌儿,琳琅满目的。王管教喜欢喝酒,家里存货不少,他献出一瓶老白干,还提议,不分男女,每人都要干上几杯。

那天,王管教最活跃,吃完了饭,他提议搞个大家庭文艺晚会,四家有三家赞成,只有我的父母不积极,因为他们都没有文艺细胞。

赵护士唱了一首《东方红》,银铃一样好听。

沈大夫掏出口琴吹了两曲,除了那首《友谊地久天长》,还吹了一曲新的,很好听,可大家都没什么文化,除了小屁孩儿,就是大老粗,都听得云山雾罩的。会唱《东方红》的赵护士也听得似懂非懂,沈大夫只好自报家门,说那曲子叫《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郑政工结巴着说:“什么早……早上晚……晚上的,还是听我讲……讲……讲个故事吧。”他就结结巴巴讲了个笑话,内容一点也不可笑,倒是小狗子结结巴巴地学了他几句,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王管教逼着父亲唱歌。无奈,父亲像去年在路上赶猪那样,胡乱吼了几句:“北大荒,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

表演节目是王管教的拿手好戏,他从屋里拿出一副“呱嗒板”,说:“我自编自演,来一段快板书,听了不许笑。”

他看了一眼郑政工两口子,坏笑一声,就一边打“呱嗒板”一边说了起来:

打竹板,呱嗒嗒,

咱家有个大结巴。

郑政工知道他要拿自己开涮,就结巴着骂他:“我就知……知道你狗……狗……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王管教更来劲儿了,继续表演,还时不时地学着郑政工的语调,穿插上两句结巴话:

大结巴,真有趣儿,

猫在炕头亲……亲……亲那个嘴儿,

不擦胭,不抹粉儿,

露胳膊,还露……露……那个露大腿儿,

要是以后再亲嘴儿,

让沈大夫给你配个曲儿。

那段日子过得真是开心温暖,后来每当和别人有了点小摩擦,或者来了运动闹得人和人关系高度紧张时,父母就会翻出那段旧事,说一房四户在一起过得如何快乐,心里如何暖和。几十年后,父母老了,就更喜欢怀旧,喜欢感叹人生,翻来覆去提起那段日子,有时父亲还用王管教的腔调,说上两句快板书:“打竹板,呱嗒嗒,咱家有个大结巴。”

老人说话容易重复,每次说的都差不多,就像小孩子让大人讲故事一样,喜欢反复听同一个故事。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说:“那时候人和人都亲着呢,可不像现在,不是吵架,就是不说话,像谁欠了谁八百吊似的。”

每次母亲说出这话,父亲都会呼应着说同一句话:“唉,世道变了。”

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沈大夫,仿佛还能听到他那悠扬的口琴曲子,耳边也会响起他对小狗子和大丫儿说的话:“不管先来的后来的,都是好朋友,都要一起好好玩儿。”

“一起好好玩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每念及此,我也会像年迈的父亲一样叨咕一句:“世道变了,大家不是一个阶层的,又都各顾各,再也玩儿不到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