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诸神的黄昏
早期的教会是一个很简单的组织。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渐渐意识到世界末日并非迫在眉睫，最后的审判也没有在耶稣遇难后接踵而至，基督教还要在饱含热泪中继续挣扎，于是他们觉得建立一定形式的统治体系是有必要的。
最初，基督徒都是在犹太教堂聚会（因为全是犹太人）。由于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产生摩擦，非犹太人就到别人家的空屋子开会，如果找不到能容纳所有虔诚（和好奇）的信徒的房子，他们就干脆露天或在废弃的采石场集会。
一开始的时候，聚会在安息日，即星期六举行。但随着犹太基督徒与非犹太基督徒之间的感情日趋恶化，非犹太基督徒便废弃了星期六安息日的惯例，把聚会改在死者复活的星期日。
这些庄严的仪式从一开始就完全体现了其大众性和情感性的特点。任何人只要觉得内心被圣火激励，都有权站起来跟大家剖白内心对信仰的证明。保罗认为，这些虔诚的弟兄“以雄辩的口才”为逻辑推论的出发点，还提出了他的二元论哲学思想。简，使这位伟大的圣徒心里充满了对前途的展望。由于他们当中大多人是平民百姓，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们即席的语言真诚得让人无可怀疑，但他们常常过于激动，像疯子一样大喊大叫。教会虽然能承受住宗教迫害，但面对荒唐之事却没什么办法。因此，保罗和彼得及其继承者们不得不努力建立一种有秩序的机制，平息人们因急于宣泄精神世界和神圣热情而引起的混乱。
开始时，这些努力几乎没有获得什么回报，因为固定化的规章制度与基督教的民主性格格不入。不过人们最后还是从实际出发，同意按照固定的仪式进行集会。
集会以一首赞美诗开始（用以安抚可能在场的犹太基督徒）。然后，全体教徒就高唱新近为罗马和希腊的信徒们谱写的颂歌。
唯一固定化的演讲是那篇耶稣总结了他一生哲学思想的著名祷文。然而在数世纪中，布道都是自发的，只有那些心里有话说的人才能登台说教。
随着集会次数的增多，对秘密团体总怀有戒心的政府当局开始出面干涉，于是基督教会决定推举出适当的人选，代表教会跟外界周旋。保罗曾高度评价过领导者的才能，他把他在亚洲和希腊走访的小团体比做惊涛骇浪中的小船，要想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求生，就必须得有绝顶聪明的舵手。
于是虔诚的信徒们又凑在一起，选出男女祭司。他们是整个团体的“仆人”，要照顾好病人和穷人（这是早期基督徒主要关心的事），管理好集体财产，以及料理所有日常琐事。
到了后来，基督教信徒人数有增无减，业余祭司的管理工作变得复杂不堪，这时非有专职的祭司不可，于是几位“老者”被推举担当此任。他们希腊人称这些人“长老”，按我们的说法就是“神父”。
过了些年，每个村庄和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教堂，因此，推出统一的治理政策变得势在必行。人们选出了“总监督者”（即主教）来监督整个教区，并代表教区与罗马政府联系。
很快，帝国的各个主要城市里都有了主教，在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和雅典，他们都是掌管大权的人物，几乎与行省的军政总督处于同样的地位。
当然，在开始阶段，主教掌管着耶稣当年曾经生活、受难、死去并广受尊敬的那部分地方，他最受尊敬。但是，自从耶路撒冷被摧毁、期待世界末日和犹太复国的一代人不复存在以后，可怜的老主教在他废墟一样的宫殿里被剥夺了原有的特权。
他作为虔诚信徒首领的位置很自然地被那个“总监”顶替了。“总监”住在文明世界的首都，守卫着西方大圣徒保罗和彼得当年献身殉教的地方，他就是罗马大主教。
这个主教与其他主教一样，也被称作“神父”或“圣父”，这是对圣职人员最常见的称呼，以示对他们的热爱和尊敬。然而，在以后的数个世纪里，“圣父”这个头衔在人们心目中只与主教的首领有关。在人们心目中，“圣父”即教皇，就算不加以补充，也绝对不会被错认成是君士坦丁堡或迦太基教区的主教。这是个顺其自然的发展过程。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总统”一词时，绝无须再加上“美国”一词限定，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指的是政府首脑，而不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局长、哈佛大学校长或国联主席。
“教皇”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正式公文里是公元258年。那时罗马还是实力强盛的帝国的首都，主教的势力完全被皇帝吞噬。但是在以后的三百年中，恺撒的继任者们不断受到内忧外患的威胁，便开始寻找更安全的家园。他们在国土的另一端找到了一座城市，叫作拜占庭。它的名字源于一位传说中的英雄拜扎斯，据说特洛伊战争结束不久，拜扎斯曾经在这里登岸，拜占庭坐落在分割欧亚大陆的海峡之畔，虎视黑海通向地中海的商业要道，控制几家商业中心城市，在商业上享有重要地位，斯巴达人和雅典人曾为了争夺这个富足的要塞，拼得你死我活。
拜占庭在亚历山大时代以前一直是独立自主的地区，后来被马其顿吞并，再后来被罗马接收，成为其行省之一。现在经过十个世纪的资本积累，拜占庭被称为“金角湾”的海港里挤满了来自上百个国家的船只，因此它被选作帝国的中心。
罗马的居民被扔下，任哥德人、范达尔人、天知道还有其他哪些野蛮人的虐待和宰割。他们看到皇宫连续几年都空空如也，看到政府部门一个接一个地搬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看到首都的居民竟要受千里之外的国度所制定的法律的制约，都感到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了。
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事情都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皇帝离开了，留下的教皇就成为了市镇中地位最高的人物，他们是实实在在的皇位的继承人。
他们十分努力地抓住了这个无束缚的好时机。教会的声望和影响吸引了意大利所有的有才之士，因此这些主教又变成了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他们感到自己就是某些永恒信念的代表，因此大可不必操之过急，而是采取缓慢渗透的方法，看准时机一招致胜。他们不像许多人因为迫于操之过急造成的压力，仓促出手，而后忙中出错，以失败告终。
然而呢，重要的是，神职人员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他们也只会向这个目标坚忍不拔地前进，那就是宣扬上帝的荣光，使上帝意志的凡世代表——教会，拥有更强大的力量。
从那以后的十个世纪的历史可以证明，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当时野蛮部落洗劫欧洲大陆，风卷残云之下，帝国的围墙一面面倒坍了，断壁残垣，满目疮痍，数千个像巴比伦平原那样古老的体制像垃圾一样七零八落，只有教堂如磐石般矗立在那里。在每个时代中，尤其中世纪，它都犹如中流砥柱。
虽然最后胜利成了囊中之物，但是代价却很惨痛。
基督教虽然起源于马厩，却终结于宫殿。它最初是以抗议政府发轫的，神父们作为神与人之间毛遂自荐的中介，坚持普通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基督教本来带有变革色彩，但日后不断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竟形成了新的神权政治集团。相比之下，古老的犹太国家反而成了温和而开明的国家，公民们生活幸福，无忧无虑。
然而这一切也是合乎逻辑，不可避免的事情。以下我将进一步说明。
大多数去罗马旅游的人都会去参观罗马斗兽场，瞻仰在那风蚀雨打墙内的圣地，数千名基督徒曾经在这里倒下，成为罗马专制的牺牲品。
不过，尽管确有几次场合发生了对新信仰倡导者的迫害，但这些跟宗教上的不宽容关系不大。
迫害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
基督教作为一个宗教派别，享有最大程度上的自由。
但是，假如一些基督徒公开宣布自己由于宗教道德而拒服兵役，宣称自己是自觉自愿的反对派，在国家面临外来侵略的威胁时吹嘘自己的反战立场，而且不分场合地公开违抗土地法律，他们就会被作为国家的敌人处决。
基督徒是根据头脑中的神圣的信条行事的，但普通的警方法官不管这个，当他们试图解释自己的顾虑从何而来时，那位官员只会满脸狐疑，一窍不通。
罗马的法官到底不过是一介凡夫俗子，听着那些家长里短的鸡毛蒜皮之事，他也觉得十分无趣。长期积累的经验告诉他要远离所有神学争端，他还记得许多皇帝的敕令，敕令曾经告诫公职人员，处理新宗教问题时要讲策略。于是他企图在大堂辩论上说理。可是当全部争论集中到一个原则问题的时候，一切逻辑方法又都行不通了。
结果，长官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决断：是以国家赋予的权力判犯人无罪释放，还是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对犯人实施严刑峻法？不过，那些教徒坚信生命只有在死亡之后才会开始，允许他们离开这邪恶世界去享受天堂的快乐，他们只会欢呼雀跃而已。
于是，当局和基督徒之间那痛苦而漫长的游击战争爆发了。究竟有多少受害者，我们掌握的真实数字极少。根据三世纪著名神父奥利金的记载（他有些亲戚在亚历山大的一次迫害中被杀死了），“为信念而死的真正基督徒的数目还是可以很容易地统计出来的”。
另一方面，只要我们追溯早期圣徒的生活，就会发现许多鲜血淋淋的故事。我们不禁奇怪，一个饱受摧残迫害的宗教是如何保留下来的呢？
不论我提供的数字如何，终究会有人指控我为狭隘偏激的骗子。因此我且保留己见，让读者自己去下结论吧。通过研究皇帝德西乌斯、瓦莱里安的生平，读者能够对迫害最严重时期的罗马不宽容程度得出相对准确的看法。
此外，倘若读者还记得，就连马可·奥勒留皇帝这样开明且富有智慧的君主尚且不得不承认无法妥善处理基督徒臣民，就会察觉罗马帝国偏远地区的无名小吏履行职责有多难。基督徒不能也不愿意服从帝国为保全自身而制定的几项原则性法令，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官员们要么昧着良心背弃自己的就职誓词，要么只能处死恰好也是基督徒的亲朋好友。与此同时，基督徒完全不被异教徒的假意关怀与劝说迷惑，继续稳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基督徒没有被异教臣民虚伪的伤感迷惑，步步为营，继续扩大自己的影响。
四世纪后期，罗马元老院里的基督徒上诉说，在异教偶像的阴影下面过日子实在有伤感情，在他们的请求下，格拉提安皇帝命人挪走胜利女神的雕像。于是，这座矗立在恺撒建立的宫殿里达四百年之久的神像从此就别院而居了。几位议员曾经表示抗议，但是无济于事，只造成其中几个人被驱逐和流放。
这时，远近闻名的忠诚爱国者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挥笔写下了那封著名的信，信中提出了折衷的意见。
他问道：“为什么异教徒和基督徒不能和平相处呢？说到底，我们都是世间的过客，居住在同一片大地上，仰望着同样的星空。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终极真理，走哪条路去寻找真有那么重要吗？生存的奥妙高深莫测，通向答案的道路也不只一条。”
他并不是唯一认识这个道理、看出古罗马宽松的宗教政策传统正在受到威胁的人。与此同时，随着罗马胜利女神像的搬迁，在拜占庭避难的两个敌对的基督教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内讧。这场争论引发了世上最充满智慧的有关宽容的讨论。哲学家西米思蒂厄斯是讨论发起人，他对祖先信奉的上帝忠诚不渝，但当瓦林斯皇帝在正宗和不正宗的基督教臣民之争中有所偏袒时，他也感到有必要告知皇帝真正的职责所在。
他说：“在美德之国里，任何统治者都休想在那里施展权威，更别说要控制宗教自由。压迫与强制只能带来建立在欺骗之上的伪善与皈依。因此，统治者最好还是容忍一切信仰，因为只有宽容才能防止公众冲突。况且，宽容是神的旨意，上帝已经表明希望有许多不同的宗教，人类用以理解神圣玄机的方法，上帝就能够独自裁判。上帝喜欢多样化的表示敬意的方式，喜欢基督徒采取某种仪式，也喜欢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其他仪式。”
的确是金玉良言，但根本没用。
古代世界已随同它的思想、理想一起灰飞烟灭了，任何倒转历史洪流的企图都注定失败。生活意味着进步，进步意味着磨难。社会的旧秩序迅速分崩离析，土崩瓦解。军队只是一群图谋不轨的外国雇佣兵暴徒，边境发生公开叛乱，战火连天。英格兰及其他边沿地区早已落入野蛮人之手。
在灭顶灾难爆发的时候，数世纪以来一直从事国家公职的青年才俊发现，晋升之路基本都被堵死了，只剩一条，这条路就是教会工作。西班牙的基督主教可以行使地方长官的权力，基督教作者只要愿意毕生专门研究神学问题，肯定会赢得大批读者；基督教外交官只要愿意在君士坦丁堡宫廷上代表罗马大主教，或者接下危险的活儿，到高卢或斯堪的那维亚博得野蛮人酋长的友情，就可以步步高升；他们只要当上了基督教财务大臣，就能敛财致富。拉特兰宫的主人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土地拥有者和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靠的就是这样积累的财产。
我们在过去五年中已经见过相同性质的事情发生，一直到一九一四年为止，欧洲雄心勃勃而又不靠体力吃饭的年轻人几乎都步入仕途，在不同的帝国和皇家陆军、海军中任官职。他们把持法庭要位，掌管财政，或在殖民地做军事领导。他们并不奢望一夜暴富，但他们的官职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威望，凭借些许聪明、勤奋、诚实，就可以赢得美满的生活和功成身退后受人尊敬的晚年。
而后，战争来临了，它把社会旧封建结构的残渣洗涤干净，下层阶层夺取了政权。一些正式官员已经年迈，无法再改变一生养成的习惯，于是把勋章典当出去，离开了人世。但绝大多数都随波逐流。他们从小接受教育，把从商看作低等的职业，不屑一顾。也许从商是不体面，但人们总得选择是进办公室还是进破房子。为信念宁愿饿肚皮的人相对是少数，因此，动乱发生几年后，我们看到大多数原来的文武官员都在做十年前不屑一顾的工作，经起了商。此外，由于他们中多数人的家庭世代从事行政工作，善于指挥别人，因此在新的生涯中总能进展得顺利些，反而比所期望的更幸福和富足。
今天生意场上的情形，就是教会在十六个世纪以前的写照。
一些年轻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赫尔里斯神、罗米拉斯神或特洛伊战争的英雄，要让他们接受一个奴隶的儿子、一个朴素牧师的教诲，确也不太容易；然而，出身奴隶的朴素牧师所奉献的东西，正是那些把祖先追溯到赫尔里斯神、罗米拉斯神或特洛伊战争英雄的年青人所渴望得到的。因此，如果双方都很聪明（很可能如此），就能很快学到彼此的长处，相处融洽。这是历史的又一条奇怪法则：表面的变化越大，本质就越是相同。
自古人类形成之时起，就似乎有一条不可避免的规律，即总有一小群聪明男女是统治者，一大群不太聪明的男女是服从者。两类人在不同时代中分别有不同的名字，一方代表力量和领导，另一方代表软弱和屈从。它们分别被称为帝国、教堂、骑士、君主和民主、奴隶、农奴、无产者。但是，操纵人类发展的这条神秘法则不受时间地点限制，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伦敦、马德里和华盛顿，都异曲同工。它常常乔装打扮成陌生的模样，披上拙劣的外衣，高喊对人类的爱、对上帝的献身以及为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的谦卑愿望。但是在宜人的外壳下面却一直藏有并继续隐藏着那原始法则的严酷真理：人的第一职责是生存。讨厌说我们生在哺乳动物世界中的人听到此言一定暴跳如雷，也对这种论点很反感。他们称我们是“物质主义者”“愤世嫉俗者”等等。他们一直把历史当作娓娓动听的神话故事，所以当发现这也是一门科学时就别提有多震惊，震惊于这门科学也得服从同样的、支配全宇宙的定律。他们也许还会反对平行线法则和乘法口诀表呢。
就个人而言，我奉劝他们还是服从规律为好。
这样，也只有这样，历史才能对人类有实用价值，而不是一伙从种族偏见、部落的专横和广大同胞的无知中坐收渔翁之利的人的帮凶和同伙。
假如有人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便请在我几页前所写的这几个世纪的编年史中寻找证据吧。
他最好再研究一下最初四个世纪教会领袖的生平。
他肯定会发现，他们几乎无一例外来自古老的异教社会阶层，在希腊哲学家的学校里受过训练，只是到后来不得不选择一个职业时才随波逐流转到基督教会。当然其中有几个人是被新思想吸引，诚心诚意地接受基督的教诲，但大部分人从效忠世俗的大师转变到效忠天国之王，是因为晋升的机会多了许多。
教会从自己的角度始终是明智而善解人意的，因而并不过分细究许多新信徒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突然改奉基督教的，还小心谨慎地去迎合所有人的口味。有些人向往实利凡俗的生活，教会便提供机会使他们在政界和经济界大显身手。情趣不同的人对信仰更有感情，教会就尽可能地让他们离开喧嚣拥挤的城市，在安宁中深思冥想生存的邪恶，追寻他们认为对灵魂的永恒幸福至关重要的个人圣境。
开始时，这种信奉上帝、冥想的生活显得十分容易。
教会在建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只是底层人中一条松弛的精神纽带，但是当教会继帝国之后成为世界的统治者、成为在意大利、法国、非洲拥有大片领土的强大政治组织之后，隐居生活的可能性便减少了，许多善男信女开始追忆“过去的好日子”，那时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把毕生精力都花在慈善和祈祷上。为了重获幸福，他们人为地创造一些条件，以再现过去的盛况。
这场为修道院式的生活而发起的运动起源于东方，它对以后一千年的政治经济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教会镇压东方的异教徒或异端者的战争提供了一支具有奉献精神的、有用的突击队。
对此我们不必奇怪。
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国家的文明已经很古老了，人民已经精疲力竭。仅在埃及，自从第一批定居者占领尼罗河谷以来，就有十个不同的文明形态在此循环往复，交替更迭。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平原也是如此。生活的虚无缥缈和人类努力的白白浪费，路旁成千上万个庙宇和宫殿的废墟里都是徒劳无功的影子。欧洲年青一代接受了基督教，是因为它体现了他们对生活的迫切期望，使他们获得了具有持续感染力的精力和热情。但是，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对自己的宗教生活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在欧洲异教徒中进行的初期传教工作已经完成了。不过，为了不使教徒的成果付之东流，个人的传教工作是不够的，必须得到就像百姓和官员们有组织的支持。于是僧人们扛着铁锹和斧头，捧着祷告书，来到德国、斯堪的那维亚、俄国和远方冰岛的荒野，耕耘，收获，布道，办学，把人们仅仅有所听闻的最初的文明种子播到那些遥远的国土上。
教皇——整个教会的执行官正是用这种方法激发了形形色色的人类精神力量。
做梦者能找到静静丛林中的幸福一样，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也同样找到了用武之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没有浪费。它所产生的力量不可小觑，很快，皇帝和国王不得不屈尊聆听那些自称为基督信徒的臣民的意愿。
研究一下最后取得胜利的方法，也很有意思，因为它表明基督教的胜利是来自注重实际的目标，而不是（如一般人所认为的）心血来潮突然勃发的宗教狂热的结果。
对基督徒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迫害发生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
奇怪的是，在借助保镖统治欧洲的君王中，戴克里先本来不是最坏的那个，可是他却饱受古往今来的那些肩负统治人类的人的责难。其实，他对基本经济规律方面的知识一窍不通。
他发现自己的帝国正在四分五裂、分崩离析。他一生都从事戎马生活，深知罗马帝国的软肋就是它的军事体制的组织工作。这个体制把边沿地区的防卫任务交给殖民地的守军，而这些士兵早已经丧失斗志，变成了悠闲自得的乡下佬，照理应该把野蛮人挡在前线安全距离之外，但他们却把包菜、胡萝卜卖给那些人。
戴克里先无法改变风雨飘摇的体制，为解燃眉之急，他决定建立一支新野战军。这支军队由灵活机敏的年轻人组成，命令下达几星期内就能赶到帝国任何一个受到侵略威胁的地区。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不过，正如任何精彩的军事思想一样，需要的花销十分庞大，要以赋税的方式由内地老百姓承担。不出所料，百姓们群情激愤，高呼再缴钱就要破产了。皇帝回答说他们弄错了，并授予税收官只有刽子手才有的权力，但仍旧无济于事，因为各行各业的臣民兢兢业业苦干一年，到头来反而亏损，于是他们便纷纷抛弃家园、牲口，拥入城市成为无业游民。可是皇帝陛下却一不做二不休，下一道御旨来解燃眉之急，他大笔一挥，使所有政府机关和手工业、商业都成为世袭的职业。也就是说，官员的儿子注定要做官，不管愿意不愿意，面包师的儿孙尽管有音乐天赋或做典当业的才能也要继承父业，水手的儿子即便在台伯河划船都晕船也得在船板上漂流一生。苦力虽然在技术上是自由的，但终其一生都不得离开出生之地，无异于一般奴隶。这表明，古罗马共和国堕入东方专制主义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谁要是以为自信心极强的统治者能够容忍由一小部分人根据自己的好恶去遵守或反对那些规定和法令，那就太可笑了。但是我们在指责戴克里先对基督徒的粗暴时不要忘记，他已经进退维谷，他有充分理由怀疑数百万人对帝国不忠，这些人受益于他的保护措施，却袖手旁观，丝毫不替国家分忧。
别忘了早期基督徒没有费心去做文字记录，他们认为世界随时会土崩瓦解，为什么要花钱费时间去写说不定不到十年就会被天堂之火吞噬的作品呢？但是新教并没能使预言兑现。基督的故事（历经一百年的耐心等待后）被人添枝加叶地口口相传，也已经改头换面，面目全非。虔诚的信徒不辨真伪，无所适从了。于是，人们觉得需要一本书真实地阐述这个教义，并附上一些简短的耶稣生平记载和保存下来的使徒的亲笔书信，这就是《新约》。
书中有一个章节叫《天启录》，其中某些引述和预言涉及一个建立在“七座山”上的城市。众所周知，罗马城自罗慕路斯以来就是建立在七座山上。这个奇特章节的匿名作者的确小心翼翼地把那个城市称为他深为憎恶的巴比伦，但还是没有逃脱帝国官员的理解力。书中把那座城市说成是“娼妓之母”和“世界之污”，饱浸着圣人和牺牲者的鲜血，是所有魔鬼和邪恶精灵的栖身之所，是所有肮脏、令人厌恶的禽鸟的笼子，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不敬之词。
这些言论可以被解释为一个狂热分子的谵语，当他想到许多朋友在过去五十年间惨遭杀害，被怜悯和怒火蒙住了眼睛。然而宣读这些言论是教堂庄严礼拜式的一部分，在基督徒集会的地方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旁观者自然会认为，这是所有基督徒对台伯河上那座伟大城市的真实情感。我并不是说基督徒没有理由产生旁观者所说的感情，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戴奥里先难以分享这种热情就责备他。
但这并不是全部。
罗马人开始越来越熟悉整个世界以前还闻所未闻的一个称呼，就是“异教徒”。起先“异教徒”的名字只是用于那些愿意相信某些教义的人，或称一个“教派”。但渐渐地，其含义缩小到指选择相信某种不“正确”“合理”“真实”“正统”的教旨的人，用圣徒的话说即为“异端的、谬误的、虚假的和永远错误的”人。
少数几个坚持古老信仰的罗马人名义上免遭异端罪名的责难，因为他们仍然隔膜在基督教徒之外，而且严格来讲，他们的个人观点不足为论。同样，《新约》中的一些话也有伤皇帝的自尊，如“异端邪说是可怕的恶魔，犹如通奸、猥亵、淫荡、偶像崇拜、巫术、怒火、争斗、凶杀、叛乱、酗酒”，诸如此类不雅的字眼，出于礼貌我在这一页上就不一一列举了。
所有这些导致了摩擦和误解，继而导致了迫害。罗马监狱里又一次挤满了基督囚徒，罗马刽子手的纪录中又添加了不少基督徒烈士。血流成河，却无济于事。最后戴克里先彻底绝望了，放弃了统治地位，干脆回到达尔马提亚海滨的家乡萨洛马城，一心一意地在后院种起特大包菜，这个消遣甚至更加刺激，令他乐此不疲。
他的继承者没有继续镇压政策。相反，他看到用武力除去基督教已经无望，便决定在这桩糟糕透顶的交易中获取最大利益，想通过收买的方式来赢得敌人的好感。
这事发生在三一三年，君士坦丁大帝第一次以官方名义承认了基督教会。
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能有一个国际历史修编委员会，所有皇帝、国王、总统、教皇、市长，凡享有“大”字称号的，都得在委员会面前申请这个特殊称号，那么站在这个法庭前面的候选人中的一位就是上面所提的君士坦丁皇帝。
这个狂野的塞尔维亚人在欧洲各个战场上挥舞长予，从英格兰的约克杀到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拜占庭，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姐妹的丈夫、侄子，还屠杀了一些地位低下的亲戚。然而尽管如此，他在进攻最危险的敌人马克森提之前突然露怯，贸然决定争取基督徒的支持，反而赢得了“第二个摩西”的名声，亚美尼亚和俄国教会都推崇他为圣人。他生来死去都是个彻头彻尾的野蛮人，虽然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但至死还试图用蒸祭祀羊的内脏来卜测未来。人们对这些都忽略不计了，只是盯着皇帝用来向他心爱的基督臣民“自由表达思想和集会不受干扰”示好的著名的《宽容法》。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四世纪上叶的教会领袖都是些务实的政治家，当他们终于迫使皇帝签署了这条值得纪念的法令后，就把基督教从名不见经传的教派一跃成为正式的国教。不过，他们知道成功是怎样取得的，君士坦丁的后裔对此也一清二楚，虽然他们极力用洋洋洒洒的华丽辞藻来掩盖，但机关算尽仍不能瞒天过海。
“救救我，强大的统治者”，皇帝狄奥多西的牧首内斯特叫喊道，“把教会的全部敌人都交给我吧，我将给你天堂。与我站在一起，把不赞成我们教义的人打倒；我们也将与你在一起，打倒你们的敌人。”
在随后的两千年里，还有过其他交易。
这种无耻妥协寥寥无几，却使基督教从此大权在握，由此而登上权力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