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飘零的落叶

——胡适晚年在海外

台北南港，有一处依天然地形设计的墓园。这里曲径回旋，浓荫蔽日，松柏簇拥，碧草如茵。墓穴内那具用香杉木制成的深紫色的柩木重达一吨，里面平静而安详地长眠着一位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风云人物。这个获得30余个博士荣衔的人，身穿蓝色长袍和黑马褂，脚着布寿鞋。棺木上，覆盖的是北大校旗。据说，他出丧那天，有100余个团体参加公祭，自发送殡者多达30万人。不少商店停业，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从离墓地两公里外开始，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自1936年鲁迅去世之后，没有其他文化人享受过这种殊荣。

回顾他71年的生涯，真不知该从哪里说起。在读者的印象中，他并不是用白话文做大众传播工具的第一人，但由于他的倡导，中国文学才开创了一个以白话文为主体的新时代。他并不是第一个用白话文进行创作的人，甚至可以说他缺乏作家应有的禀赋，但他却是中国现代诗歌创作和话剧创作的开山者。他对《红楼梦》的批评实在不算高明，比如他指责这部小说没有一个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就毫不符合现代小说非情节化的观念，但他却是“新红学派”的代表人物。因为有了他，《红楼梦》这部作品才多了“著者曹雪芹”这五个字。他崇尚西方，曾将“全盘西化”的口号修正为“充分世界化”，但他反对基督教，批抽象派、印象派，主张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粹”与“国渣”区别开来。他留居美国二十余年，从未申请“绿卡”，从不以“美国人”自居。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和大官僚的脸皮，却执意要以“无党无偏”的姿态做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诤友”“诤臣”；到头来，蒋介石当面批评他“不相信我们政府”。1956年12月，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甚至发出“极机密”的“特种指示”，将他斥为“思想上的敌人”。

我绕了偌大弯子才直接点明的这位历史人物就是胡适。由于他在大陆的情况为人们所熟知，故本文侧重介绍他晚年在海外的情况。

胡适是1958年4月8日从美国飞抵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的，此前他曾四次到过台湾。

第一次是1893年3月2日至1895年2月随父母在台湾。其父胡传（字铁花）曾先后出任台南盐务总局提调和台东直隶州知州，因此牙牙学语的胡适曾在台南住了九个月零十一天，在台东住了一年零十八天。这两年的生活给胡适的影响，是使他认识了七百多个方块字，学会了两句台湾话：一句是“呷饭”，即吃饭；另一句是“呷米”，即喝粥。因为在台湾的这一段经历，胡适把台湾视为他的第二故乡，他还自称是“半个台湾人”。

第二次赴台是1949年3月，胡适在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夕接受了蒋介石委派，准备去美国。同月22日，他到台湾安置家属，停留了一周，然后回上海，搭威尔逊总统轮赴美。在台湾的胡适纪念馆，保存了一封蒋介石致胡适的密信，他向胡适交代了此行的任务：“此时所缺乏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并进，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大使（按：指顾维钧），多加功夫为盼。”这封密信写于1949年5月28日正午，即上海解放的第二日。

胡适执行此项使命的情况不知其详，我们从有关资料了解到，他曾于同年5月初两次去华盛顿会见美国政界人士，又曾于同年12月9日在“东西协会华盛顿分会”的一次集会上发表讲演：《中国历史上争取自由的奋斗》，鼓吹“西方国家不应贸然承认中共，共产主义同政治自由绝不能相容”。但是，胡适在美国的上述活动处处碰壁，使他精神上感到十分苦闷。

胡适在美国寓居在纽约东81街104号。这是他在辞去驻美大使职务后租赁的一所破烂公寓。这种流亡的寓公生活，几乎使他的经济情况和健康情况陷入绝境。他那位不识字的小脚太太只会夜以继日地打牌。为了避免坐吃山空，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只好应普林斯顿大学之聘，在葛斯德东方图书馆做了一名管理中文图书的小职员。他常手捧纸袋到自选市场采购食物，也常在电车上被挤得东倒西歪。

在胡适生命中这段最灰暗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对他进行了第一次争取工作。1949年4月29日，即胡适抵达纽约后的第三天，胡适的老友、著名史学家陈垣给他写了一封公开信，“很诚挚地”劝告胡适“正视现实”“翻然觉悟”“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批判“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这封信始刊于5月11日的《人民日报》，后被香港左派报纸转载，又被译成英文在海外散发。

然而，陈垣的规劝未能改变胡适的立场。1950年1月9日，胡适作《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刊登于《自由中国》第2卷第3期。他从文字方面分析，断言此信百分之一百是别人用陈垣的姓名假造的；又从内容方面分析，找到了一处错漏——将胡适给陈垣写信的日期误为陈垣收信的日期。

“从来不写白话文”的陈垣发表的这封白话书信是否经由他人代笔或润饰，局外人难以准确判断。不过信中表述的一些感受和观点，看来的确反映了陈垣老先生当时的一些真实的思想状况，发表前也不可能不征求他本人的同意。这从陈垣1948年底拒绝飞离北京以及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表现可以得到间接印证。陈垣致胡适的这封信并非一封单纯的私人信札。它之所以得以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显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胡适以及胡适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统战意向。

胡适第三次台湾之旅是从1952年11月19日至1953年1月17日。此次旅台，是应台湾大学及台湾师范学院之邀讲学，主要内容为“治学方法”“杜威哲学”；此外，他还就时事政治问题发表了一些谈话。这些讲词，后由《自由中国》杂志社编辑成《胡适言论集》，由华国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学术及治学之部》，下编为《时事问题及其他》。

讲演之余，胡适凭吊了他儿时在台湾的旧居。1952年12月26日，胡适参观了台南市中区永福路北段的永福国民学校。校内有一座做仓库用的朴陋的老楼，是原台南“巡道署”的唯一遗址，还不到两岁的胡适就是住在这座楼房的附近。参观照相之后，胡适还手植了一棵榕树，并书写了“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及“游子归来”等题词。次日，他又到台东重温了他儿时那模糊的旧梦。胡适在台东的故居在卑南乡槟榔村阿里摆蕃社，但他儿时的住所己变成荒丘。在台东忠烈祠前，胡适又手植了两株樟树。

胡适第四次台湾之旅是从1954年2月18日至4月5日。当时台湾要召开“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改选“总统”“副总统”。蒋介石假意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胡适表示，他是个有心脏病达15年历史的人，连人寿保险公司都不愿意保他的寿险，怎能挑得起“总统”这副担子？当有人问他如果真被提名甚至当选时将怎么办，胡适答复道：“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台湾《中央日报》1954年2月19日）但是，胡适却拥戴蒋介石任“总统”，并亲自把“总统当选证书”送到蒋介石手上。胡适此次在台北住了46天半。返回美国前，他在机场答记者问，期望在台湾实行“无条件的自由”。

胡适鼓吹“无条件的自由”的理由是：“无条件的自由权利并没有多大危险。对人民自由的保障，宁可失之于周全。政府是有权力的，一个公民是无权力的；政府是万能的，一个公民的力量是有限的。一个无权无告的小民对有权万能的政府，人民多得一点保障是没有大危险的。人民的权利最容易为有力量的政府所侵犯，所以对人民的保障宁可是无条件的周全。”（《美国的民主政治》，《大陆杂志》第8卷第6期，1954年3月31日）然而，人类社会只要存在阶级和阶级矛盾，只要存在不同利益的集团或阶层，实现“无条件自由”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胡适在同一篇文章中也不能不承认，美国人的自由“有时也要受某种的限制，那就是各州的‘警察权’，因为警察权是宪法保留给各州的”。

1954年秋冬之季，胡适在海外面临了两面夹击的处境。同年10月16日，毛泽东就《红楼梦》研究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人员致函，号召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同年12月28日，《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实际负责人雷震因屡次触国民党当局之忌，被蒋介石开除了党籍。胡适是雷震的好友，又是《自由中国》的得力支持者和名义发行人。胡适不仅参与了为该刊定名，而且该刊每期都刊登的“宗旨四条”就是胡适1949年4月由上海赴美国途中在船上写的。胡适支持该刊的初衷，可以说完全是为了反共：把大陆的政治描绘成“铁幕恐怖”下一切自由都被剥夺殆尽的“极权政治”，而把台湾国民党政权作为“民主与自由”的象征。但从1951年6月开始，这一刊物却因干预台湾的政治和经济而处于逆境。1952年夏，《自由中国》刊登过一篇题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揭露台湾政府机关或机关人员为牟取破案奖金而事先设计，诱民入罪。文章刊出后，台湾军政当局下达了逮捕《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公文，因被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吴国桢扣押，未能执行。当时，胡适对这篇社论表示了百分之一百的赞成，并对“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表示抗议，认为“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所以国民党当局此次对雷震的处置也是对胡适的一种间接警告。

1955年4月，胡适在《自由中国》第12卷第7期发表了一篇读书札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文中摘抄了宋朝范仲淹《灵乌赋》的一大段原文：

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故告之则反灾于身，不告之则稔祸于人。主恩或忘，我怀靡臧。虽死而告，为凶之防。

胡适转引这篇赋，显然是想以托庇于主人常想报恩的乌鸦自比，向蒋介石表明心迹。上面几句引文的大意是：“知我者说我是想逢凶化吉，不知我者骂我是不祥的动物。报告了主人，我自身常遭他痛恨而受害；不报告呢，主人就会因疏于预防或驱避而遭殃。但是主人之恩不可忘，所以我虽冒死也必向他报告，庶几他可预防。”

然而，自由主义不仅是跟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而且它又反对极权政治，因此，跟封建法西斯主义也是格格不入的。尽管胡适再三向蒋介石政权表达他愿做“诤臣”“诤友”的愿望，但仍无法改变他“忠而获咎”的厄运。这一时期，胡适在美国深居简出，跟美国的汉学家也很少交往。1955年12月19日，他在致友人赵元任的信中说：“我这几年所以故意不教书，也不热心向人要教书讲演的机会，实在是因为一种避嫌的心理。一面是许多所谓‘汉学’‘支那学’家总有点怕我们打入他们的圈子里去。一面是这种人在政治上又往往是‘前进’分子，气味也不合，所以我总有点神经过敏的感觉，觉得还是‘敬而远之’为上策，切不可同他们抢饭吃。”

在居美赋闲的日子里，胡适对《水经注》进行了不厌其烦的考证，又为他的友人丁文江撰写了一部12万字的传记。对于大陆批判胡适思想的文章，他通过多种渠道收集来逐篇阅读，看了不止200万字的资料。胡适想解开一个“大谜”：三十多年之中，他从没有发表过一篇批评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什么会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最不可调和的敌人？他想撰写一篇题为《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的文章，解开这个“大谜”，不料写下去他才明白这个问题很不简单，所以这篇文章他至死也没有写成，只留下了一些残稿。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就在中国大陆开展批判胡适思想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仍然没有放弃争取胡适的工作。出面规劝胡适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因主编《涛声周刊》而被称为“乌鸦文人”的曹聚仁，另一位是胡适的老友周鲠生。

1956年，曹聚仁以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和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记者的双重身份回到阔别六年的中国大陆，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单独接见。回到香港后，他以自由主义者的身份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介绍他在北京拜访老文化人张东荪、周作人、梁漱溟的情况，动员胡适也回大陆看看，井表示他愿意陪胡适巡行各地。信中说：

适之先生：

我上回到北京去，朋友们抛给我的问题，其中有关于胡适思想的批判，以及胡适著作被焚被禁的实情。我所看到的实情，和所获得的结论是这样：批判胡适思想是一件事，胡适的著作并未被焚被禁，又是一件事。我在北京、上海的书店，找到你所著的各种书，各种版本都有。朋友们藏有你的著作，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海外那些神经过敏的传说是不值一笑的。

先生是实验主义者，我从《独立评论》上读到你写给张慰慈先生的信。这封信，我可以照样抄一份给你，当作我今日写给你的信。只要把“苏俄”换上“北京”或“中共”二字就行了。今日之事，也正如先生所说的：“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的武断也是不好的。”先生正该组织一个北京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去作一较长期的考察。我相信先生是实验主义者的大师，不容你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你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的。

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气；先生乃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喊过“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口号，那应该和流俗有所不同，面对现实，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吧！

曹聚仁的这封信，当然再次反映出中共对胡适的统战态度，甚至可能出于毛泽东的直接委托。因为没有中国大陆有关机构的首肯，曹聚仁个人是决不可能邀请胡适回大陆的。但是，胡适在此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个字，并派人将此信转交了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作为“匪情”研究的资料。

1956年9月16日，周鲠生先生到瑞士参加“世界联合国同志大会”后，又应“英国联合国同志会”之邀赴伦敦访问。在这里，他会见了创办《现代评论》时期的老友陈源，在无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畅谈了三个小时。周鲠生除规劝陈源回大陆之外，还动员胡适也回大陆看看。陈源于9月20日给胡适致函，原原本本转达了周鲠生的上述意见。信中写道：

我说起大陆上许多朋友的自我批判及七八本“胡适批判”。他说有一时期自我批判甚为风行，现在已过去了。

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我说你如回去看看，还能出来吗？他说“绝对没有问题”。

他要我转告你，劝你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他说应放眼看看世界上的实在情形，不要将眼光拘于一地。

周鲠生先生是知名的国际法学者，1921年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翌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是胡适的同事和文友。他们共同的友人除陈源外，还有王世杰、杨端六等。1949年之后，周鲠生先生完成了《现代英美国际法的思想动向》和《国际法》两部专著，深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视，被聘为外交部顾问兼外交学会副会长，参与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决策。据说，某些重要的外交文件，非经周鲠生先生提意见，周恩来是不批发的。

就在会见陈源的同年，周鲠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依据当时的外事纪律，他跟陈源的接触事先必须经过请示，事后也必须进行汇报。周鲠生保证胡适可以在大陆来去自由，当然也不会是他个人的轻率承诺。一年之中连续两次争取胡适，表明中国大陆1956年的政治气候的确是早春艳阳的天气。不过，胡适对此仍表疑惧。他在陈源信中“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这句话的下面画了线，并写了一句旁批：“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跟对曹聚仁来信的态度不同，胡适未将老友陈源的这封信交给台湾的调查局，而是收藏起来，直到他百年诞辰纪念日才作为文物在台北公开展出。

中国大陆1956年积极贯彻“双百方针”的新形势，使胡适更加希望台湾实行“彻底的言论自由”，以突显台湾跟大陆的不同。但是，胡适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使他又触一次霉头。

这年10月30日，是蒋介石七十寿辰。10月19日，台湾立法委员胡健中给胡适拍来一份电报，要他赶写一篇短文，依据蒋介石“婉辞祝寿，提示问题，虚怀纳言”的意思，“坦直发表意见”。因为时间迫近，胡适赶写了一篇《述艾森豪（即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刊登于《自由中国》第15卷第9期为蒋介石祝寿专号。故事之一，是艾森豪威尔就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之后，取消了接见63位分院院长和联合学部主任的计划，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同盟国联军统帅时，也只接见三位受他直接指示的将领。第二个故事，是说艾森豪威尔对一件公文无法决断，便在同意和否决两份拟批件上都签了名，让副总统尼克松替他挑选一份。胡适讲这两个故事的目的，是奉劝蒋介石学艾森豪威尔的榜样，试试《吕氏春秋》中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这期“祝寿专号”刊登的其他文章，也是希望蒋介石守法守宪，节制自我，更有效地保障言论自由。刊物发行后，引起广泛反响，印行至九版之多。

但是，胡适等人的谏言大触蒋家父子的忌讳。国民党御用报刊《国魂》《幼狮》《革命思想》《军友报》《政治周刊》等刊出大量文字，指责《自由中国》搞“思想走私”“为共党的统战工作铺路”。《中华日报》把《自由中国》的文章比喻成毒蛇嘴里的玫瑰，《中央日报》拒绝刊登《自由中国》的广告，蒋经国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发出“极机密的特字第99号《特种指示》”，宣称《自由中国》“企图不良，别有用心；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曲论调”，是“毒素思想”。1957年1月，该部又印发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说胡适要蒋介石奉行“六字诀”是“荒谬绝伦的言论”，“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这本小册子认为胡适的政治主张“完全近乎一种天真的妄想”，目的在于“好叫人们尊崇他为自由主义的大师”。胡适的这一境遇，跟他20世纪30年代因提倡“人权”“约法”反被国民党警告以至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之职一样。

1957年秋，主持“中央研究院”达18年之久的朱家骅执意辞职，胡适被公推为院长候选人。11月4日，蒋介石批准了朱家骅的辞呈，任命胡适接任院长之职。胡适以正患肺炎为由恳辞，未能获准；但允许在胡适调养期间由考古学家李济代理院务。这时，台湾各方函电劝请胡适允就的很多，胡适也逐渐产生了回台湾久居的想法。他打算利用“中研院”史语所的藏书，完成《白话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这两部著作下卷的撰写工作，同时也想在台湾继续宣传他的政治主张。1957年7月26日，他在致友人赵元任的信中曾经透露过这种意图：“你大概不知道，或者不很知道，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要回去，实在是为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我的看法是，我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可能留在国内或者可以使人‘take me more seriously’。”

然而，就在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当天，他跟蒋介石发生了一次正面冲突。

1958年4月10日，胡适的就职典礼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考古馆楼上举行，典礼结束后，接着举行第三次院士会议的开幕式。这时，蒋介石和“副总统”陈诚都到了，蒋介石在“训辞”中赞扬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并号召“发扬‘明礼义，知廉耻’之道德力量”。胡适当面反驳了蒋介石的这一提法。他说：“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根据胡适秘书王志维跟笔者的谈话和胡适秘书胡颂平当时的记录）胡适侃侃而谈时，蒋介石已怫然变色，其他听众也一个个目瞪口呆。事后，有朋友规劝胡适，认为他当时的态度有些过分。胡不接受，后来也没有机会就此事跟蒋开诚布公地谈谈。

胡适参加完“中研院”院长就职典礼之后，再度赴美处理私人事务，然后于同年11月5日回台北定居，住进“中研院”特别为他修建的院长住宅。早在1956年，胡适就有在南港盖两间小房的想法。蒋介石得知后，曾表示愿将他的《苏联在中国》一书的版税拨给胡适盖房。1957年冬，因胡适已应允出任“中研院”院长，台湾“行政院”便给“中研院”追加了20万元预算，作为建筑费用。这座住宅约占地50坪（165平方米），包括书房一间，客房一间，卧室两间，客厅连餐厅各一间。此外，还有厨房、配餐厅及工友住的小房间。1957年2月初破土，4月底落成。胡适对这座房子有三点不满意：一、书房是格子窗，像监狱一样；二、潮湿，东西易发霉；三、昏暗，白天也需要开灯。

胡适在南港的生活比较有规律，他每天早八时许起床，在洗手间待的时间很长——洗手间里总摆一两本书。早餐一碗粥，一杯桔子水，两碟咸菜，烤面包，刮上人造黄油或果酱。边吃饭边看报，有时安排朋友聊天。饭后如无公务，就一卷在手，神游其间。中午四盘菜。医生嘱他不吃肉，少吃油，但他偏爱吃红烧肉里的肥肉。午饭后休息半小时。有三天下午看书、写作，另三天下午安排应酬。晚餐基本上都做一条鱼——医生建议他多吃鱼。友人建议他晚饭后三千步。但胡适几乎没有散过一千步，有时刚走几步，就借口说“冷了，冷了”，赶快回家继续工作。他说，治学要有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功力——这就是他读书写作不辍的原因。星期天客人不断，来者不拒。有时也留两三人吃饭，在日常菜谱外另加一份炒鸡蛋。由于胡太太不在身边，胡适的日常事务由王志维、胡颂平两位秘书照顾，另外还配有厨师、司机等。胡适有台小收音机，但他很少听广播。他可以说没有娱乐，写文章就是他的娱乐。

南港的生活本应是宁静的，胡适也说过，“当国家多事之秋，说话太多是不聪明的”。但他仍改不了好说话的积习，因此他跟蒋政权的冲突有增无已——他把这种冲突概括为“自由”与“不自由”的斗争，“容忍”与“不容忍”的斗争。

1959年2月底，台北市启明书店董事沈志明及其夫人、书店经理应文婵被警备总司令部以叛乱罪拘押，“犯罪”事实有两项：一、1950年2月，香港出版的《长征二万五千里》（即《西行漫记》）译本印有香港启明书局发行字样；二、1958年1月，台湾启明书局出版了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其中最末三页提到“无产阶级的文学”。为此，胡适给“行政院”正、副院长陈诚、王云五致函，指出十年前香港启明书局发行之书，不应归罪于台北的启明书局。至于冯沅君著作中涉及“无产阶级的文学”，此不过是“二十年前的文人学当时的时髦风气，何必在今日认为‘叛乱’罪的证据？”“起诉书中有‘渲染自由主义文学’一语，试问‘渲染自由主义文学’何以构成‘叛乱’罪名？此系根据哪一条法令？”胡适认为，“书籍之事，文艺之事，都不应由军法机关管理”。胡适的一再抗议惊动了蒋介石和宋美龄。他们都推说自己不知道，“是下面的人办的”，沈志明夫妇方得交保获释。事后，沈志明对胡适表示谢意。胡适说：“我没帮你什么忙。我不是对你一个人的问题，我是为人权说话。”

几乎在沈志明案的同时，台北地方法庭为《自由中国》第20卷第2期上刊登《革命军人何为以“狗”自居》一文传讯雷震。这篇文章是同年1月16日刊出的，作者署名“陈怀琪”，内容是揭露国民党军内办三民主义讲习班，训导主任借戴笠的故事，要求军人以领袖的走狗自居，如果有人攻击领袖，大家就毫不客气地咬他一口。文章刊出后，台湾陆军工兵基地勤务处制造厂有一位同名同姓的中校行政课长陈怀琪，发布新闻，刊登广告，指责《自由中国》冒用名义，虚构事实，“诋毁国家元首，动摇反共抗俄领导中心，诬蔑革命军人”，酿成轰动一时的“陈怀琪事件”。

针对这一事件，胡适一方面建议《自由中国》改善编辑方法，今后不再发表不署真姓名的文章；另一方面撰写了《容忍与自由》一文，在同年3月16日出版的《自由中国》第20卷第6期上刊登。他在文中写道：“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是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胡适这篇文章在台湾舆论界引起不同的反响。殷海光在《自由中国》第20卷第7期发表《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认为“这篇文章是近40年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而青年党的朱文伯在《联合报》上连载题为《凤凰与乌鸦》的长文，认为舆论是要讲求是非的，如果大家先有实验主义者所谓“世间无绝对真理”的想法，先存有一个“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成见，大家何必求知呢？何必写文章谈问题呢？

同年6月，胡适呼吁“立法院”迅速修改著作权法。台湾的出版法是1952年公布的，其后又有施行细则，限制言论自由，阻挠新报刊出版。胡适对此早有不满。加之台湾出版商翻版盗印成风，严重损害了著作人的正当权益。比如胡适所著的《四十自述》《胡适文选》等都被翻印。胡适对此十分气愤。他说：“我国作家稿费版税收入低微，生活清苦，好容易绞尽脑汁，呕尽心血，产生一部创作，却被别人轻而易举地非法翻版，这简直与扼杀著作人的生命无异。”他一方面要求修改著作权法，另一方面建议组织一个保障著作权的机构。

1960年3月，又轮到六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当时蒋介石已73岁，陈诚也重病缠身，蒋已连任一次，如再连任，显系违背台湾“宪法”。然而，面对退留问题，独裁者蒋介石做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他阿Q精神十足地对下属说：“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

胡适对蒋介石恋栈的表现极为不满。早在1959年11月15日，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他盼望蒋介石公开宣布不做第三任“总统”，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他奉劝国民党不要再玩弄“劝进”的花招。“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见胡适当天日记）1960年2月14日，陈诚来访，劝胡适承认蒋介石将第三次连任“总统”的事实。胡适说：“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同年3月11日，胡适的上述希望又一次化作了泡影。“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第六次大会”修改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其中规定：“行宪首任总统，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连选得连任。”这就是说，蒋介石不仅可以第三次连任“总统”，就连担任“终身总统”也都“合法化”了。

跟胡适的态度一样，《自由中国》也以“历史毁誉”“宪政精神”等为由，撰文反对蒋介石连任，并在“国民大会”召开前向蒋介石作“最后的衷告”。由于反蒋连任失败，雷震等人与在野党和无党派人士合作，酝酿筹组新党——“中国民主党”，并拥戴胡适为党魁。据雷震回忆，胡适对他们组织在野党是赞成的。他希望在野党强大，能够发挥制衡作用，以和平的方法，争取选民的支持，使政治发生新陈代谢。胡适不但答应参加他们的组织，在成立大会上讲演捧场，而且就连“中国民主党”也是由胡适命名的。（《雷震日记》，第328—329页）。但胡适拒绝担任在野党的领导，并在私下多次劝告雷震略作约束。他对雷震说：“你说的话，我自己说的话，都会记在我的账上。你不知道吧？‘杀君马者道旁儿’。人家都称赞这头马跑得快，你更得意，你更拼命地加鞭，拼命地跑，结果，这头马一定要跑死了。现在你以为《自由中国》出了七版、八版，你很高兴，这都是你的灾害！”

胡适的这番话不幸言中。1960年9月4日，台湾警备司令部以“涉嫌叛乱”罪逮捕了《自由中国》杂志社负责人雷震，以及编辑刘子英、马之骕、傅正等人。军事法庭以“煽动叛乱罪”判处雷震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民权七年；马之骕有期徒刑五年，傅正感化教育三年。国民党当局还散布谣言，说“中共驻港的工作人员暗中支持台湾的新党活动”（江南：《蒋经国传》，第364页），“副总统”陈诚也说什么“现被拘执之四人中，已有一人承认受匪指使来台活动，雷至少有知情包庇之嫌”。由于台湾政府的强力镇压，筹组中的“中国民主党”胎死腹中。

雷震等人被捕时，胡适正在美国出席“中美学术合作会议”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会议。他在新闻广播中听到这一消息，感到极为震惊。他在接受美联社电话采访时，赞扬雷震“是一位最爱国的人士”，《自由中国》“一直是台湾新闻自由的象征”。他还两次复陈诚电，指出台湾当局摧残异己，无异于昭告世人台湾全岛今日仍是戒严区。此举不甚明智，恐将腾笑世界。当他得知友人准备年底为他做寿时，断然表示：“我今年决不做七十生日。这个年头，哪有过生日的兴趣？”

10月22日，胡适由美国经日本飞返台湾，当日即接见记者，表示愿为雷震出庭作证。他说：“我不是营救雷震，我营救的乃是国家。”11月18日，经“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安排，胡适会见了蒋介石。张群为了避免他们长谈，特意把时间订在上午11点半，即午饭前半小时。张群还在事前叮嘱胡适，会见时只谈赴美参加学术合作会议情况，不要提及雷震案件。胡适以前会见蒋介石，都是单独交谈。但这次会见气氛紧张，在蒋介石身后，站着两个杀气腾腾的便衣保镖。不料谈话不久，蒋介石首先说：“我们谈谈政治吧？”胡适问：“谈国内的呢，还是谈国外的呢？”蒋说：“国内国外都谈吧。”因此谈起了雷案。胡适激动地说：“雷案十月七日晚（美国的时间）宣判之后，美国各报八日早晨都登出了。八九两日我都不敢见人，公共场所都不敢去。十日这一天，我躲在乡下朋友家里。”蒋介石辩解说：“我对言论自由，放得很宽；但是匪谍，是要法办的。我也晓得这个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响。但一个国家有它的自由，有它的自主权，我们不能不照法律办。”胡适说：“军法审判的日子（十月三日）是十月一日才宣告的，被告律师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查卷，可以调查事实材料。十月三日开庭，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半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了八日宣判。这是什么审判！”胡适在这次谈话中，还向蒋介石表示，希望“国防部”的复判不可草率（参阅胡适当天日记）。但是，“国防部”的复判仍处雷震十年徒刑，胡适再次受挫之后，向记者发表了六个字的感想：“大失望，大失望。”此后，他又跟友人为争取特赦雷震而努力，仍无结果。1961年7月26日，雷震65岁生日。大病了56天的胡适为狱中的雷震题诗祝寿，表彰他在言论批评方面的奉献：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我最爱读，今写给儆寰老弟，祝他六十五岁生日。

适之

胡适这次生病是因感冒导致心脏病猝发，此前即患有冠状动脉栓塞症，又新增了狭心症。2月25日入台大医院医救，至4月22日才出院。胡适希望这次病愈后，再有十年时间做一点更实际的工作，但他也有死的预感。6月10日是星期六。晚上，秘书王志维陪胡适喝了一点酒。胡适对王志维说：“当你有一天看不见我的时候，请你到我卧室去，卧室铁柜里有一个小皮箱，你打开就知道了。”王志维随后即打开铁柜，发现小皮箱里放的是一张英文遗嘱。王志维按捺住惊骇的心情，宽慰胡适说：“先生的老师杜威博士不是早就立好遗嘱吗？但他活到93岁……”7月11日，胡适因急性肠炎而半夜昏厥，一度手脚冰凉，脉搏间歇，经急救方得复苏，但他拒绝再住医院。

1961年10月18日，胡适的小脚太太江冬秀才乘坐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从美国飞到台北，照料他的生活。记者问胡太太带了什么礼物，她说：“我11年前离开台北到美国去是带了两件东西，现在回来还是两件东西：一件是这个蓝包袱，一件是旧的手提箱。”其实，胡太太还托运了一件大行李——那就是陪伴了她多年的一张笨重而破烂的旧床。胡太太的到来，使胡适减少了几分孤寂，生活也好像有了拘束，但同时带来了搓麻将的嘈杂声和跟亲友的吵闹声。胡适背地叮嘱秘书王志维说：“我太太刚来不久，亲戚朋友几乎都被她骂了，没有一个能跟她处得好。她的牌友多，而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宿舍。傅孟真（斯年）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的好传统之一，就是不准在宿舍打牌。我也应遵守这条规矩。我有六万新台币的版税交你保管，请你设法在温州街一带买一所房子给我太太住。”

1961年11月26日，胡适心脏病复发，再入台大医院。病状是左心房血管硬化，血流不到右心房，冲到肺部，致使痰中带血。12月17日，胡适在医院度过了他的71岁生日（实足年龄70岁）。台北文化界二百余人为他签名祝寿。他的病房门口摆满了鲜花和花篮——有两盆特别耀眼的圣诞红，是康奈尔大学同学会赠送的。1962年1月10日，胡适出院，暂住台北福州街26号。这里离台大医院较近，便于即时治疗。

然而，友人的祝福毕竟不能改变冷酷的现实。1962年2月24日，胡适终于在“围剿”声中倒下。

当天，台湾“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馆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下午五时，举行欢迎新院士酒会。“中研院”院士分编为数理、生物、人文三个组。胡适事前吩咐秘书王志维：“人文组请副院长李济做代表发言。如果李先生婉辞，就不必再请他。他不讲话最好，免得讲些不三不四的话。”不料，王志维一请，李济立即表示：“胡先生之命，我岂敢不从？”会前台大医院还准备派医生、护士在现场照顾胡适，但他忌讳医生护士的白衣，说：“今天的会是喜事，你们一来，像是要办丧事。”

酒会上，胡适先致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他幽默而得意地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大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李济的讲话不免有几分悲观。他说：“我感到科学思想在中国社会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经过50年提倡，今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一切科学设备是从外面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须出洋去，我们有什么中文的科学大著作？还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乐观，科学不能在这里生根，就觉得它是舶来品。”李济在讲话中，又特别提到了1961年11月6日胡适所作的英文讲话：《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这篇演讲词经徐阮高译成中文发表后，曾受到徐复观、叶青等人的“围剿”。还有一位“立法委员”廖维藩，竟在“立法院”对胡适的讲演提出质询。李济重提这种令人不快的事，而且表示胡适那次讲演中的有些观点他不敢苟同，使胡适颇为不快。他想到他的观点在社会受“围剿”，“中央研究院”内部竟也有人不赞成，顿时脸色就变了。王志维暗示胡适不要生气。胡适连连摆手，不要他管。接着吴大猷讲话。吴劝李济不必太悲观。胡适连连点头，并对吴大猷的意见表示赞成。他接着说：“我去年说了25分钟韵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胡适越说越激动，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地面上……会场内顿时一片慌乱。秘书和司机先给胡适输氧，院士中唯一的医师魏火曜为他做人工呼吸，“中研院”的大夫还给他注射了三针强心剂，但这一切抢救措施均无济于事。7时25分，台大医院的杨思标医生匆匆赶到，他蹲在地上试试胡适的脉搏，看看瞳孔，然后缓缓起身，摇摇头说：“已经……十多分钟了。”又过了十分钟，司机把在市内打牌的胡太太接到了现场。这位与胡适同年并长胡适数月的老人见此情此景，禁不住用安徽口音大声号啕达数小时，直至昏厥过去……

当晚，成立了由103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王志维从那个小箱中取出了胡适的遗嘱。主要内容是：一、请求火葬（按：后改棺葬是胡太太的意思）；二、将遗留在北京的102箱书籍、文件捐赠北京大学；三、留存在纽约寓所的手稿、书籍、文件捐赠台湾大学……清点他在南港的财产时，发现除了书籍、文件，他的余款只有153美元。人们不禁想起了他生前的一段题词：“金钱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撑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学识，便是很富有的人了。”

2月25日，胡适灵堂布置完成，他的遗体安放在台北极乐殡仪馆的上天厅（后移至极乐厅）。依旧俗，遗像两旁应挂未亡人或子女的挽联，但新文学大师胡适生前不赞成骈文、对子，所以他的遗属不做挽联，但各界送来的挽联一律照挂。

其中一幅是：

先生去了，黄泉如遇曹雪芹，

问他红楼梦底事？

后辈知道，今世幸有胡适之，

教人白话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