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罗迦诺的乡村

冯至

乘车穿过了郭塔尔得山洞，便走入瑞士东南的特精省，这是意大利人种的瑞士，一切风物也是南欧的了。最惹人注意的，房屋在山北都是灰色，忽然变为耀目的粉白色——但白色里处处透露着衰老腐旧，反不及北方的灰色那样新鲜。

特精省的南端是罗迦诺城，临着一座爪形的湖，这座湖由意大利和瑞士两国分领。若是坐在汽船上，绕湖一周，左边一站是意大利的，右边一站是瑞士的，虽然居民都说着意大利话，可是一边热衷于法西斯主义，一边是自由和平，百余年不知干戈，对比起来，煞是有趣。

我在湖边的一个小村落里住过一个晚夏的八月。

脚刚踏上轻松的土地，举目一望两旁的浓绿，便深深嗅到浓郁的故乡气味。不只是气候和北平夏季的乡间很相似，就是几种违阔许久的生物，也在这里重逢了：中午是无边无际的蝉声，夜晚窗外时常有窸窸窣窣的声音，那是蝎子在墙缝里出没，更有成群成队的壁虎，灰色的，绿色的，在壁上和草间爬来爬去，有时清早起来，露水未晞，草地上常有大的壁虎，身长逾尺，绿得透明，像是碧玉一般，湖山寂静，它一动也不动，你可以轻轻地在它身旁赏玩许久，不提防有一个大的蝗虫跳出，它也飞箭般跟着蹿入草的深处。

植物方面呢，也多是故乡所有的。西瓜、蜜桃，这些暑中的鲜品，都非常肥美；更有那大芭蕉叶子，成荫地伸出矮矮的墙头。只是暗绿色，瘦而火焰形的扁柏，三三两两地被移种在别墅里，或是白色的圣母堂旁，给我们一些异乡之感。这可以说是在故乡一样的乡间。我们背山临水，租下一所小楼。房东是这村里唯一的富户，唯一的“世界人”。据说祖父曾经到非洲去经商，赚下了一些财宝，死后供给儿孙们享用，所以家人也无所事事，天冷了到巴黎去过冬，只有夏天才回到家乡；但在家乡也忘不了都市的繁华，晚饭后每每放开收音机，收听都市的音乐，搅得四邻不得清静。

除此以外，远远近近却是异常清静。不但听不到瑞士以外的国家是怎样摩掌擦拳，勾心斗角；就是瑞士以内的事，也好像与他们无干。你若问一个本地人，“你是意大利人吗？”他自然回答你一个“不是。”——再往下问，“你是瑞士人吗？”——那么他便瞪着惊愕的大眼望着你，也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只说“我是特精省人”。不必和他们谈什么罗马、伦敦，就是本国内的日内瓦、瞿里许，在他们看来也是极辽远的地方，虽说乘车几小时便到。

可是我们在那些严肃的大都市里过过生活的人，骤然来到这里，对于这些疏散无事的“特精省人”，总有一些缺乏信任。——我们在外边漂流无定，无论到什么地方，第一个去处便是邮局，看看有没有转来的信件，或是把新的通信处留在邮局里。但当我行装甫卸，在当地邮局办了一番交涉后，走出来，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走进邮局，空旷旷的屋里，坐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她问我话，我不懂；我用几句临时速成的意大利话向她说，她不懂。后来似乎彼此会意，我在一个纸条上写好了通信处，交给她，她接过来，点头笑一笑，放在抽屉里，便无事了。一瞥间我望见那抽屉里乱七八糟，甚至还放着一些针线。我很不放心，但事情已经办完了最后一阶段，紧接着只有推门出去。

后来我才知道，那邮局里的局长，邮务员，信差，是三位一体的，这集中的“一体”，正是那女孩的哥哥。这位哥哥本来就事务繁重，午饭后又要午睡，睡醒了还要在酒店里喝红酒，所以把邮务员和信差的职务都交给他的妹妹，他自己则悠悠自得，处在局长的地位。

两天后，那少女果然背着一个大信袋，在我们门前出现了，递给我几封初次转来的信。我接到这些信，真是高兴！这是前日交涉并没有误会的证明，但是她笑着不肯走，殷勤地问我：“Francobolo？”我知道这字是邮票的意思，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问我。正犹疑间，她从信袋里取出一个硬纸夹子，里边都是邮票，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邮票是在她身边带着，问我买邮票不买。我想，这真是方便：邮票既可送上门来，那么新写完的信也可以直接交给她了，落得不出门。但我对于她还是不大信任，邮票固然可以在门前买，可是待发的信还是不肯直接交给她。

我们时常乘公共汽车到罗迦诺城去，沿站都有大小邮包送上来，一次，车子在一个站上停住了，石上坐着一位年老的邮差（这恐怕也是这站上邮局里“三位”集中的“一体”吧），把刚从邮筒里取出的信件一封封地在太阳底下盖邮戳。车到了，他也不慌，下车的人下完了，他也不慌，上车的人上完了，他仍然不慌，开车的人耐着性儿等他，一直等到他不慌不忙，把邮戳盖完，把信件包好放在车上，——才将喇叭一按，加速驶去；回头看，那老邮夫却坐在那块路石上，我望着他，他望着我们的车，直到车拐了弯，两不相见。

像这样的松缓随便，在我们过惯都市生活的人看来，有些看不下去，但同时又觉得也实在亲切可爱。每个大都市的人口动辄号称几百万，可比起全人类来究竟是极少的少数。至于过着像这里的生活的人们，无论什么地方，还是占人类的大多数。我们到底怎样才对呢，是要使那大多数的人跟我们一样紧张起来才对，还是叫我们这极少的少数去学一学他们的松缓？

那少女几乎天天送我们的邮件来，一封也没有遗失，日子久了我再想起我刚来到时对于信件的那种疑神疑鬼的心，未免太小家气了。——在大都市住久了的人，会一天比一天地变得小家子气。——有一天，她的哥哥送信来了。我真是惊异！穿着制服，戴着制帽，皮靴橐橐，我从来没有看见他这样严肃整齐过。我把信握在手里，不由自主地问：“令妹呢？”他的回答是，家里生了一个小牛。

不久，小牛的诞生传遍了左邻右舍，我们都被邀请去参观小牛。我们在牛棚外看见一畦硕大的番茄，于是我们摘了一篮，付了一些代价，带回家来。从此这一家不但供我们番茄，还时常送来其他的菜蔬和做果酱的苹果。

瑞士的肉类是出名贵的，我们一日三餐，只以菜蔬为主。可是面包常起恐慌。附近没有面包房，每天早晨由一个少年骑着车挨户送，有时却得不到。我们一向是现钱交易，怎么也想不出不送的理由。有一次我们在湖边候船，看见那少年正在码头上放跳板，同他谈起来，才知道清早送面包是他的“兼差”，他的正常职业是在船码头上放跳板。我问他，为什么时常忘记给我们送面包呢？他仿佛在叙说与他无干的旁人的事，所举出的理由也似乎很正当，那是因为我们住房的台阶太高。我听着有些忿忿，同住的某夫人到底乖巧，示意给他，往后不会让他白登高台阶的。——经过这番谈话后，彼此的交情似乎深了一些。第二天，面包按时送到了，某夫人也不失信，送他一支香烟作为登台阶的报酬。他满意地接受了。果然，此后每日一支香烟，面包也天天送到。

想不到，住房的台阶高也会这样影响到吃饭问题。然而并不止于送面包一件事。我们的厨房是用煤油炉子烧饭，零买不如整购，到邻村唯一的杂货店里订下一桶煤油，说妥立刻就送来，我们回来后，却空等了一个下午。第二天又去催问，说是昨天店里没有闲人，今天下午一定送到，于是我们回去等着，又等到了黄昏，仍然不见送来。气忿有什么用呢，只好在次日清晨再忍着气去问，店里老板的回答是：

“已经送去了。”

“我们却没有见到。”

于是大家把昨日送煤油的小厮唤来。他理直气壮地说：

“他们的台阶太高，我把煤油交给他们的邻居了。”

回去到邻家一盘问，那桶油放在苹果树下，等它的主人，已经等了一夜。

在这些人们中间住不上几天，大家便熟识了，自己也不知不觉把皮鞋脱去，换上家乡的布鞋，把领带抛开，换上反领的衬衫，时表也用不着，锁在箱子里，自有那日出日落给我们正确的时间——人、动物、植物，好像站在一个行列上，人人守着自己的既不能减损，也不能扩张的范围：各自有他的勤勉，他的懒惰，但是没有欺骗。这样，湖山才露出它们的雄壮。一片湖水，四围是默默无语的青山，山间的云，层出不穷地变幻。有时远远驶来一只汽船，转个圈子，不久又不见了，与这里的世界好像不发生一点关系。

【人物介绍】

冯至（1905-1993），河北涿县人。现代作家、诗人、文学翻译家。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开始从事新诗创作。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德文系，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1929年出版第二部诗集《北游及其他》。冯至的抒情诗含蓄深沉，幽婉动人，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1930年赴德国留学，研究文学和哲学。回国后，在上海同济大学附属高中教书。抗战爆发后，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冯至致力于翻译、教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工作，并一直坚持创作。主要作品有：散文集《东欧杂记》、传记《杜甫传》、诗集《十年诗抄》、论文集《诗与遗产》、译作《海涅诗选》和海涅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

细品精读

祖国——您何时给我如此生趣的生活

《罗迦诺的乡村》写于1937年。是作者对自己留学欧洲时的一段美好回忆。当时国内抗战如火如荼，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作者借此文表达了一种对宁静、远离战火的生活的向往与思考。

作者在开篇写过异国所见的昆虫、植物等景观后，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写人。

对于人物的描绘，作者由点带面。分别写了邻居、邮局的少女、送面包的少年及送煤油的小厮等。不同的人都有着独特的共性：自足自乐，不问世事，与世无忧，可谓异域版的桃花源。

作者对人物的刻写是非常成功的。邮局少女的热情、殷勤，罗迦诺城沿站的老邮差的慢条斯理，兼职少年的憨厚、质朴，都被写得活灵活现。使读者在体察异国奇异民风的同时，感到正因有了这些人生活才变得和谐快乐，充满生趣。

散文抒发了一种对和平生活的渴望，对战争的莫名痛恨，虽未着一字，却隐晦地表达了对正遭受日寇践踏的祖国的由衷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