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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看是这三部作品的共同特点。不过，这样的特点也不仅仅是存在于这三位作家的创作之中。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于90年代以前，从来就没有好看与不好看的考虑。作家们坚持不懈的是如何引导读者去认识我们现在能够允许人们去了解的历史和社会。

正是这种以教喻为目的，以认识为手段的创作，使得文学与社会政治学经常地混为一谈。为此，文学创作追求的往往不是美学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而是社会意识的敏感。这样，我们的作家更像社会素材、社会动向的记述者和追寻者，而不像探索人类灵魂和人生命运的创作者。

《黄河东流去》《钟鼓楼》《沉重的翅膀》就是这样的创作。作品所关心和表现的不是人的灵魂、人的精神和人的命运，而是生怕读者不明白，因此，十分通俗、十分直接地告诉读者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一般都是以虚构的人物，成熟或不那么成熟的故事，按主观的意图，突出某种问题去解释生活。

解释生活而不是表现人生，一直十分普遍地存在于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之中。解释生活，表现人生，看似只是字眼、概念的区别，实际上却是能否迈入真正意义之文学创作门槛的一种鉴定。解释生活是从文学之门外写文学作品，表现人生才真正是遨游于文学的领域之中。绝对一点说，直到《白鹿原》的出现，我们才看到了表现人生的创作。这样说，无疑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悲哀。可是，作为中国文学的最高奖，只能选择出《黄河东流去》《钟鼓楼》《沉重的翅膀》这样的作品。何况，这些作品比起第一届和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不少作品都还稍强一些呢！近年，不少人说文学陷入了低谷，不过，于艺术的视角而不是社会学的层面去看，当代中国的文学什么时候曾经登上过高峰呢？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