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茅盾文学奖与关注中国社会广阔人生的多个层面

文学是人学，关怀人是文学的根本要义所在。不管什么文学，假若缺乏人的参与，不能以人为中心的话，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然而，文学该如何关怀人呢？这又将内在地决定着文学的品质高低。实际上，茅盾文学奖还是关注了中国现实人生的诸多方面和诸多问题。有写社会变革大潮的，有写工业改革的，有写下层人的苦苦奋斗的，有写边远地区民族风情的，有写都市普通人的日常经验的，也有写尖锐的社会矛盾的。

我认为，关怀人的问题始终是先于关怀哪些人的问题。关怀下层贫困者还是关怀中层的财富拥有者都没有什么不对，关键在于你是不是真正在关怀人本身，是否关怀人的生存本身。加缪的《西西弗神话》《局外人》《误会》《鼠疫》，萨特的《恶心》《自画像》《苍蝇》，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审判》之所以伟大，之所以让人深思不止，不是由于它们在描写和审视对象的选择上高人一筹，而是由于它们诚实而深刻地面对了无论什么人的真实处境，关注了无论什么人的心灵所遭受的来自生活、科技、政治等等的逼压、摧残与异化，人自身真实处境在这些作品冷静、肃穆的展示中显得触目惊心。不绕开问题，不把问题简单化，能看到问题的真相，能揭示问题的根本症结，这种关注无论什么人的姿态、眼光和胸怀，体现着这些作品的价值，真切地关怀人本身是这些作品伟大的唯一原因所在。

在已经评出的茅奖作品中，我以为《芙蓉镇》《李自成》《平凡的世界》《尘埃落定》《长恨歌》《白鹿原》等可能在读者中有更为广泛和稳定的影响。而一些没有获奖的作品，其影响力也丝毫不容小视，比如张炜的《古船》、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铁凝的《玫瑰门》，还有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唐浩明的《曾国藩》，等等。还有一些几乎与获奖不怎么沾边的作品也值得一说，如尤凤伟《中国一九五七》、杨显惠《夹边沟记事》，它们关注了一种政治行为对以知识群体为核心的一代人心身的折磨和摧毁，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当然是报告文学了，它对最底层农民的疾苦和生存困境的关注令人感动。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关注了普通人担荷的巨大苦难和苦难人生的简单和偶然，雪漠的《大漠祭》关注生存本身的艰辛、顽强和苍凉，潘军的《死刑报告》关注了人类向人自己以国家、法律、正义的名义实施的死刑究竟是否具有很大合理性的问题，姜戎《狼图腾》在思想上也许有明显偏颇，但它能够关注草原在人的道理和政治的道理之间的生态命运，也不无警世作用。不管这些作品关注了什么人，不管这些作品具体以哪个阶层的人来展开文本，无论写得笨拙还是巧妙，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品深切关注了人生。不是取巧粉饰，而是尽量诚实地关注了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