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西方的危机？
经常有人抱怨：为什么老有西方人“唱衰”中国？动辄中国即将崩溃，没看见中国正乘风破浪大步前进嘛。其实，西方知识界不但老有人“唱衰”中国，“唱衰”西方自身也是他们的传统。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到奥威尔的《1984》，从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到2008年金融危机时比比皆是的“资本主义衰亡论”，过去一百年来，从某些人的角度看，西方的崩溃似乎是随时随刻的事。
《大断裂》乍一看也是一部“唱衰西方”之作。“唱衰”的角度与同时期出版的《独自打保龄球》类似：西方国家的“社会资本”在流失，而“社会资本”是民主制度（乃至市场）的文化和社会基础——一旦“社会资本”被侵蚀，民主和市场的未来就时日无多了。
“社会资本”意指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的密度与黏性。根据“社会资本”理论，人们通过密集、广泛的社会交往培养参与精神、组织能力、责任意识、契约习惯乃至信任，而民主的良好运作就依赖于上述社会资本的丰富。从参加教会活动到成立羽毛球小组、从组织读书会到为临终老人做义工，社会生活中来回穿梭的人际交往与联结，即使与政治毫无关系，也是在为民主制度输送给养与水分。民主的“秘密”不是“制度”约束与激励，更不是开明精英，而是——至少根据一些人——“社会资本”的丰富。
然而，《大断裂》显示，有理由相信西方的“社会资本”正在大规模流失。《独自打保龄球》提供的论据是很多社团的成员数量在减少、人的社交生活在萎缩等等，而《大断裂》则主要集中于犯罪率上升、家庭乃至社区系统的损毁以及信任的流失等现象。不同的角度，都指向同一个焦虑：随着个人主义的崛起，社群主义的衰退，西方是否会出现制度危机？
福山在《大断裂》的后半部分试图寻找答案。答案在两个方向：一个是自下而上式的——人类具有寻求自发合作的天然能力，一旦旧的合作形式遭到破坏，人们有根据情势来调整合作方式的能力；关于这一点，福山大量借助于生物学、人类学甚至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来论证旧的社会资本之衰落很可能是一个危机，但同时也是一个契机。另一方面，由于人类自发合作达至善治具有相当的社会条件（比如长时段的重复博弈），在这些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政府还可以介入，为培育新的社会资本提供激励机制——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等级制的危机解决方式。
所以，归根结底，福山并没有真正“唱衰西方”，而只是拉响警报，然后指出逃生的出路在哪里。
事实上，后来的历史演变以及更多研究——此书出版于1999年，至今已经十五年——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一种更“乐观主义”的态度。美国的犯罪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也恰恰是福山采集数据的时间之后）一直持续下降，欧洲各国也大体如此。离婚率近二十年也是稳中有降。至于美国人的社团参与精神，许多研究显示，的确参与工会、教会这种正式组织的成员大大减少了，但是一种非正式的、松散的、水平的社会交往正在崛起——尤其是互联网兴起之后，人们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密集“结社”。某种意义上，垂直型社团的减少以及水平型社团的增加，这是一个进步而非问题。换言之，“社会资本”不是衰退了，而是转型了。
更重要的是，个人主义这种价值观真的那么洪水猛兽？到底什么是个人主义？是指每个人自私自利、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还是指将每一个“他人”也理解为一个“自己”，其权利、尊严与利益不能被某种集体主义的口号或诉求所吞没？前者似乎只能被称为“自我主义”，后者则是某种意义上的“人本主义”——比如，不能以阶级斗争或者爱国主义的名义凌辱或虐待他人——哪怕地主或所谓叛徒，也应当享有法律权利与尊严。
如果个人主义的本质是“人本主义”而非“自我主义”，那么个人主义果真与“社会资本”相矛盾吗？显然并非如此。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持续了几十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正在从一个“物质主义”时代走向一个“后物质主义”的时代，人们普遍更认同平等（比如更鼓励女性工作权利）、更宽容（比如对同性恋）、更有创造力、更热衷于参与和表达——价值观念的这种转型，被他们称为“解放价值”的崛起。这些“解放价值”（平等、宽容、创造力和参与），不正高度近似于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资本”？也就是说，“个人主义”的兴起，不但与社会资本的发展并行不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发展。
这其实没有那么难以理解。人们之所以对“个人主义”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敌意，往往是因为他们将个人主义理解为“我的权利，你的责任”，但真正的个人主义，本身也内嵌着“我的责任，你的权利”这一原则。正是对“我的责任，你的权利”的价值认可，催生人们的参与精神与分享意识，而这正是民主制度得以运转的文化基础。
正是因此，似乎没有必要因为“个人主义”的兴起而哀叹社会资本的流失，更没有必要因此匆匆断定“西方的没落”。据我观察，在有自由的地方，社会危机通常总有出路，因为自由允许并鼓励试错与纠错，从而避免了故步自封。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隔三差五的“西方没落论”，与其说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唱衰”，不如说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警报。福山的《大断裂》也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