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青铜器收藏

清代中期以后，收藏青铜器渐成风气。收藏活动也刺激了陕西等地古器的挖掘。一些今天看来极为重要的青铜器，如散氏盘、大盂鼎、毛公鼎等，都在清代中期以后出土。同治年间，北京的官员中出现了收藏青铜器热，引领风尚的是户部侍郎潘祖荫（1830—1890）。潘祖荫开始有规模地收藏青铜器在1871至1872年之间，他曾自述：

 

同治辛未、壬申年间官农曹，以所得俸入尽以购彝器及书。彼时日相商榷者，则清卿姻丈、廉生太史、香涛中丞、周孟伯丈、胡石查大令，无日不以考订为事，得一器必相传观，致足乐也。

 

潘祖荫所说的清卿即吴大澂，廉生即王懿荣，香涛即张之洞（1837—1909），周孟伯即周悦让（1847年进士），胡石查即胡义赞（1831—1902）。

吴大澂在1868年考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可是他在京师并未久留，八月告假回苏。1870年腊月，吴大澂回到翰林院，次年参加考试，顺利通过，列一等第三，授职编修。也就在翰林院任职期间，吴大澂开始收集吉金文字，他曾说：

 

余弱冠喜习绘事，不能工。洎官翰林，好古吉金文字，有所见辄手摹之，或图其形存于箧。积久得百数十器，遂付剞劂氏，拟分为二集，以所见、所藏标其目，略仿《长安获古编》例，而不为一家言。其不注某氏器者，皆潘伯寅师所藏。此同治壬申（1872）、癸酉（1873）间所刻也。

 

王懿荣此时也在北京供职，他虽年轻，但嗜收藏，“时笃好旧椠本书、古彝器、碑版、图书之属，散署后必阅市”。他还精于鉴定，在京师的收藏圈十分活跃，不少官员请其掌眼。潘祖荫因公务繁忙，多倚重王懿荣为其奔走，打听古董的消息。1872年，王懿荣给潘祖荫写了一封相当长的信，报告青铜器的市场行情：

 

顷自敞还，真兴尽而返也。松竹合有字无字六七器，以重值归西人（含英与之通消息，亦云不错。铜价一时烽起。昨尚与之酬酢，只此一宿，光景变局如此）。内乃作器彝，阳文父癸爵及一有字卣，又数爵，今早一齐取去。彝且在后，而阳文爵不得见矣。筠青数器少可者并二卣，均不在家。询其夥，云被人借去陈设。及在旁闻他铺言，云俱在敞内新设之讲书堂议价矣。西人医士某（布姓），今日计收器至千余金，有字无字一气合卖，并古泉亦收。前伪盘五百余字之伪物（图1-1、1-2），既归聚和成，闻清又加价买回，以待西人。然松、筠各器仅存此数物，尚非上上品，而又为西人豪夺。从此并拓本亦不得有，真可浩叹也。要急，恐其居奇；而稍涉观望，又入外夷。如之奈何！德宝破镜，云系寄卖，而为其夥碰伤四五片者，暂不出，留以挡原主。

信中之“敞”乃“廠”之异体，指琉璃厂“，松竹”“、含英”“、筠青”、“聚和成”、“清”、“德宝”皆古董铺名。王懿荣告诉潘祖荫，他刚从琉璃厂逛了一大圈回家，向潘祖荫报告在各个古董铺打听到的行情。其中最为重要的消息是，一位姓布的西方医生正在大力收购青铜器，以至于青铜器价格一夜之间飞涨，有的店铺甚至把已经卖出的假货“加价买回，以待西人”。此时，在京的官员收藏家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如急于购买，古董铺势必趁机漫天要价；而稍有迟疑，东西又将被西人购走。

信中所言布姓医士，即英国医生Stephen Wootton Bushell（1844—1908，图1-3），中文通常译为卜世礼、卜士礼，有时也译成布绍尔。卜世礼1868年获伦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同年，前往北京担任英国驻华使馆医师，并兼任京师同文馆医学教习。他在1870年代初大肆购买青铜器，确实给京师收藏界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震动。但是，这一震动似乎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在以后的信札中，王懿荣没有再提到这位布医士。从卜世礼的英文简历来看，他兴趣广泛，1874年开始在中国各地旅行，兴趣转向少数民族文字。在艺术领域，他后来更多的精力放在陶瓷的收藏和研究上。为什么卜世礼没有继续收藏青铜器，究竟是财力不逮，还是觉得青铜器太艰深，真伪鉴定不易，有待进一步研究。1877年，吴大澂在致韩学伊（继云）的一札中提及，“都中吉金皆为潘伯翁所得”,可见在1870年代，京师最大的青铜器买家还是潘祖荫。

不过，1872年确实是青铜器价格迅速上涨的一年。在此前一年的十二月十四日，顾文彬（此时在宁波）在致其子顾承的家书中说：

 

闲所藏铜器，得价不过千金，今有数倍之利，尚不肯售，愚哉。

 

䍩闲即潘祖荫的叔叔、苏州收藏家潘曾玮。当青铜器价格成倍地疯涨时，他还不愿出售自己的藏品营利，顾文彬认为他“愚哉”。潘祖荫也在1872年写给吴大澂的信中愤愤地抱怨古董价格的飞涨：

 

市侩居奇，种种可恨（古泉一个不成，已尽斥矣），尽已挥斥矣。囊已罄，而索值者动辄盈千累百，真不顾人死活也。

 

1872年七月二十八日，吴大澂写信给在苏州的收藏家李嘉福（笙鱼，1829—1894），向他打听在南方的一个自乾嘉以来就流传有绪的周代重器虢叔钟（图1-4）：

笙鱼六兄阁下，一别两年，时光苒苒，企怀良友，我劳如何？近想履絇介祉，金石娱情，至以为颂。弟近日搜罗吉金拓片，与二三同志互相考订，闲得小品数种，无可为知己告者。前闻书森云，吾兄新得一器，如莲瓣，款识极精。想系匜之小者，可否拓寄数纸？如可见让，乞示价值为幸。或有他器字文精确者，并望留意寄示拓本，即可议价。如铜质有破碎处，亦乞注明为要。尊藏黄山弟四灯尚在否？闻虢叔大林钟在蒋寅舫处，需价若干，吾兄知之否？如晤退楼、养闲丈，均勿提及为祷。

 

蒋寅舫即蒋光焴（1825—1892，字绳武，号寅昉，亦号吟舫），蒋光煦（生沐，1813—1860）的从弟，著名藏书家。退楼即吴大澂的老师吴云，养闲丈即上面提到的潘曾玮，潘祖荫的

 

叔父，两人皆为住在苏州的收藏家。吴大澂应该是受潘祖荫的嘱托，向南方的友人打听虢叔钟的情景，探询蒋家是否愿意出售。因为担心吴云和潘曾玮也有意于此，蒋家居奇抬高价格，所以才嘱咐李嘉福打听虢叔钟消息时，不要让吴云和潘曾玮知道。

 

当吴大澂打听到虢叔钟的价格并向潘祖荫报告后，潘祖荫给吴大澂写了一封信：

 

虢叔钟索值二（谦慎按：原迹有涂改，或为“三”）千四百元，岂不可发一大噱乎？始知敞肆之物，未足云贵也。

 

潘祖荫显然对虢叔钟的开价极不以为然，觉得这个价钱比琉璃厂卖的东西还贵。他在致吴大澂的另一通信中说：

 

此辈射利之徒，原不值与之计较。然使此辈以兄等为翁（覃溪）、阮（芸台）之流，此风断不可长，且使南中好古者以为我等盲人瞎马，与彼等同也。甚且抬出何子贞，则亦一盲人而已，亦一空疏而已矣。尚不如寿卿之富也。

 

翁覃溪即翁方纲（1733—1818），阮芸台即阮元（1764—1849），乾嘉时期两位重要学者、金石收藏家。何子贞即何绍基（1799—1873），晚清最著名的书法家，也是文化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1870年，何绍基应江苏巡抚丁日昌（1823—1882）

 

之邀，主苏州、扬州书局，1873年在苏州去世。1872年时，何绍基在苏州。想必是精于小学的何绍基看过此钟，开价人便援引何绍基对虢叔钟的赞誉来抬高此钟身价。可潘祖荫对此甚是不屑，以为何绍基并不像山东大收藏家陈介祺那样通青铜器。言下之意，他若以如此高价买下虢叔钟，定会被南方的同道视为“冤大头”。

 

得知潘祖荫觉得虢叔钟开价太高，不愿购买，吴大澂在1872年的初冬（壬申十月初七日）由北京寄给其兄吴大根（1833—1899）的信中说：

 

笙鱼所得小匜，已见拓本（书森寄潘司农看），的系赝品（一小灯亦不真），无须问价。南中古器更少，佳者价亦更贵，如有拓本，寄来一阅。即向来至名之器，其值不可问，司农先生亦不能出此重价。都中时有出售者，其价较廉也。

 

吴大澂此信明确指出，当时南方的青铜器价格高于北京，连潘祖荫（司农先生）也无力购买。

对虢叔钟耿耿于怀的潘祖荫不久之后又接连写了两封信给吴大澂：

 

今日晚间薄酌，无事，将阮、张、孙三家虢叔钟细细校对，然后知其无一不伪。从此死心塌地，不复想此物矣。亦一快也。容日后面谈。须知好古易受人欺耳。

钟之难得，甚于他古器。除阮、张虢叔钟未可深信外，寿卿之十钟，其尽可信耶？此时固无由得十钟以与陈氏匹，若其有之，兄以为正当修德以禳之也。宣和器六千有余，以帝王而尚有播迁，且器尽毁于金亮。可畏也哉！

 

自负的潘祖荫不但认为阮元和张廷济（1768—1848）收藏的虢叔钟都是伪器，同时代的大收藏家陈介祺引以为豪的所谓“十钟”也未必都可靠。

潘祖荫话说得如此肯定，他的门人王懿荣也不得不附和老师的意见。他在1872年致潘祖荫的信中说：

 

虢钟是伪无疑，不惟平津馆赏鉴不可凭，董贾带来阮庙三器拓本，盖无不伪者也。考据之学不惟后来居上，真是目见者比前人较多，所以事半功倍。

 

阮庙指阮元家庙藏的青铜器（包括虢叔钟），平津馆指乾嘉时期另一位重要学者、收藏家孙星衍（1753—1818），他也收藏过一个虢叔钟。王懿荣认为在鉴定和考证方面，后来居上，乾嘉时期的前辈大家阮元、孙星衍认为的真器，如今他们能够辨为伪器了。

老师潘祖荫和结拜兄弟王懿荣都认为虢叔钟是假的，吴大澂也开始附和伪器论了。他在1873年正月十八日致潘祖荫的信中这样写道：

 

虢叔钟之伪，前人均受其欺。或明知不可恃，故作考释以实之，同时流辈群相附和，不敢异词。后人亦为前人所绐，此亦好古者所不免也。嘉兴虢[叔]钟如在二百金以内，吾师想亦收之。（图1-5）

吴大澂也认为嘉兴张廷济旧藏的虢叔钟是假的，如果能以二百两成交的话，潘祖荫或许还有兴趣买下。

不过，王懿荣另一通致潘祖荫的信札却反映了他的犹豫和迟疑：“元信已传示清卿，敬缴。虢钟究竟真伪，尚不敢定也。若以此较山农拟购万金之说，差相类耳。”山农即李宗岱（? -1896），也是晚清金石收藏界的一个重量级人物。现在传闻他愿意出一万两银子来买虢叔钟，王懿荣不再断言“虢钟是伪无疑”了。

虢叔钟的价格能开到如此高，与钟鼎为青铜重器有关。陈介祺在致吴云的信中说：“吉金以钟鼎为重器，敝藏有十钟，因名斋为十钟山房。”人们常说钟鼎彝器，就是以钟鼎来代称青铜礼器。虽说鼎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是权力的象征，但由于钟更为稀少，那些铭文长或和历史上重要事件、人物相关的钟（如虢叔钟），就受到收藏家们的格外青睐，如果曾经名家递藏和著录，价格更昂贵。

不过，由于张廷济旧藏虢叔钟一直在南方，在潘祖荫还没有委托吴大澂为他打探消息之前，南方的收藏家就对它觊觎已久了。1871年十二月十四日，顾文彬在致儿子顾承的家书嘱咐：

 

邢叔钟名声大振，不但不可卖，且须配对。嘉兴之虢叔钟应托人急购，价稍昂，不必十分过紧，以成为度。有此两钟，足以雄长东南矣。

 

但是，顾家此次并没有得手。这件曾为张廷济旧藏、后归蒋家的虢叔钟，被上海的金兰生购入。1873年七月三十日，顾文彬在致顾承的信中说：

 

上海有顾子嘉者，金利源之东家也，手笔极阔，因欲刻金石书，广收铜器，金兰生所藏铜器售之，皆得善价。兰生复以一千五百金购得叔未所藏虢叔钟，专待购与再得善价。虢叔钟汝曾托人往购，今已被捷足者得去，惜哉！然千五百之价，我家亦出不到也。

 

由于顾子嘉等大商人的积极投入，青铜器的价格迅速上涨。在同年八月初三日致顾承的信中，顾文彬说：“近来铜器为顾子嘉买贵。”

当金兰生从海宁蒋家购得虢叔钟后，便待价而沽。此钟最终被沈秉成购入。吴云在致陈介祺信中最早透露了南北收藏家都在关心的虢叔钟的新归属：

 

南中古物不独金器为有力者收括殆尽，即碑帖书画磁玉等类稍可入目者，价便奇贵。未翁所藏虢尗钟后归蒋生沐。辛酉年（1861）曾留弟处三月，谐价未就。去冬已为敝姻家沈仲复以重值购去。

 

吴云此处所说的蒋生沐即蒋光煦，浙江海宁人，家业充裕，遇金石书画不惜千金，为晚清著名收藏家，也是上引吴大澂致李嘉福信札中提到的蒋寅舫的从兄。太平天国时期，蒋家避居上海。而身为苏州太守的吴云，也在1860年苏州被太平军攻陷后来到上海，筹划保卫上海和收复苏州。所以，吴云在上海见到了蒋家收藏的虢叔钟。由于蒋光煦在1860年去世，不排除吴云所记有一年误差的可能性。蒋光煦去世后，蒋家收藏的虢叔钟由其从弟光焴保管。

《两罍轩尺牍》所收的吴云信札没有日期，我们只能从信札的内容来推断沈秉成在哪一年冬天购入虢叔钟。在同一信中吴云说：

 

本月五日，伟功来苏，携到二月廿四日手书，并《古泉汇》二套、富贵吉羊图、齐刀范、建武范、绥和雁足灯、太康匳、渔阳郡甗、汉李夫人墓门字、魏金沙泉三字各墨拓。

 

吴云还向陈介祺报告了何绍基的近况：

 

子贞兄今年正月间大病甚危，弟新正谢绝詶应，直于元宵后三日出门，首先到彼，在卧榻相见。执手呜咽，涕泗满颐，谓呃逆不止。眠不安枕，食不得味，与其病而生，不如速之死。想兄闻之定亦同唤奈何也！

 

《簠斋尺牍》收有陈介祺1873年二月二十四日致吴云的信札，其中提到随信寄给吴云“李竹朋亲家《古泉汇》二册”及富贵吉羊图等墨拓，与吴云回信中所说的内容完全吻合。而何绍基也是在1873年正月大病，数月后去世。因此可以断定，沈秉成是在1872年冬，亦即潘祖荫犹豫不决之时，在上海购入蒋家所藏虢叔钟。此时，沈秉成正任苏松太道台（首府在上海），俗称“上海道台”，管辖苏州府、松江府（包括上海市）、太仓州，是中国最富庶地区的行政长官，所以有能力购此重器。

吴云并没有告诉我们沈秉成所出“重值”到底是多少钱。幸运的是，上海图书馆藏有潘祖荫手抄金石杂录和张廷济信札，在虢叔钟条下恰有潘祖荫的批注：“由生沐归仲复，以五千金得之。”由此可知，沈秉成是以五千两银子从蒋家购得第二大的虢叔钟，这在当时确实算是极其昂贵的了。但是，潘祖荫的这一记载是否准确呢？因为按照顾文彬的记载，金兰生大约在1872年以一千五百两白银购入此钟。

那么，张廷济当年又是花了多少钱买下虢叔钟的呢？日本京都大学所藏张廷济的《嘉兴张氏清仪阁所藏古吉金之文》，有张廷济所藏虢叔钟拓片，旁有张廷济本人题跋：

 

周虢叔大林钟，孙渊如观察旧藏，沈龙门曾拓本见贻。顷二月七日吴门郑竹坡偕陈苇汀、徐蓉村携此来余斋，售归于余，价银二百八十四饼。此视阮仪徵师所藏者略小，视伊墨卿太守所藏者略大。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四月六十叔未张廷济记。

 

这一题跋告诉我们，在乾嘉时期，已为学界所知的虢叔钟有三个，皆藏于当时的文化名人之手：最大者由阮元所藏；第二大者由孙星衍所藏，后归张廷济；最小者为伊秉绶（1754—1815）所藏。张廷济在另一个自己所藏虢叔钟拓片上不但记录了自己所藏虢叔钟的价格，而且写道：“阮师得虢叔钟用银二百两，陈受笙归于伊，得银百两。”这样看来，孙星衍所藏虢叔钟约在一百五十两，时间约在1815年，在那一年他作了《周虢叔钟歌次韩昌黎石鼓诗韵》。

由于阮元所藏入了阮氏家庙，不再在市场上流通，所以张廷济去世后，曾由他收藏的虢叔钟也就成为当时市场流通中最著名的一个周钟。徐珂（1869—1928）的《清稗类钞》有“张叔未藏周虢叔大林钟”条，简略地记载了张廷济所藏虢叔钟辗转流传的历史：

 

周虢叔钟，钲间文四行四十字，鼓左文六行五十字，旧为阳湖孙渊如观察所得。嘉庆丁丑（1817）秋，张叔未得其自拓本。未几，归吴山尊。吴掌教扬州梅花书院，常陈设院中。斌笠耕观察良思得之，不果。后归两淮鹾使阿克登布，得白金一千二百两。阿既受替，复送归吴以志别。吴殁，偿归张广德银号，值如归阿之数。张又归润州某。以上转徙之迹，赵晋斋言之最详。道光辛卯（1831）春初，苏州郑竹坡以银二百饼从润州买得之。二月九日，偕陈苇汀、徐蓉村来售于张叔未，值银二百七十饼，别酬徐十四饼。是时，每饼易大钱九百三十文。

 

吴山尊即吴鼒（1756—1821），字及之，一字山尊。如果徐珂所记虢叔钟的历史基本可靠的话，那么，在吴山尊去世的时候，亦即1821年，虢叔钟的价格为一千二百两白银，几经转手，到1831年张廷济购买时，仅二百八十四银饼（约二百两），十年中跌了好几倍。可见艺术品的价格并不总是上涨的。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价格上的巨大差异，还有待研究。

不过，四十年后，虢叔钟的价格再次飞涨。1872年，有人向人在北京的潘祖荫开价虢叔钟“二（或三）千四百元”（大约一千七百两或二千四百两），潘祖荫觉得不可思议。而同年冬天，上海道台沈秉成却以五千两买下四十一年前张廷济购买的那个虢叔钟，价格翻了好几倍，可见著名青铜重器的价格在同治年间暴涨。张廷济旧藏虢叔钟如此昂贵有两个原因：从铭文来看，它是西周初期的重器；从流传史来看，它曾经由清代两位著名金石学家孙星衍和张廷济收藏。对书画而言，历代藏家的题跋和收藏印具有附加价值；对于青铜器而言，文献价值和流传有序十分重要。

青铜器可著录而不可题跋，仅依靠著录，传播范围还是有限。乾嘉时期的文人还制作铭文拓本，长歌题咏，以此揄扬。也就在虢叔钟被发现的嘉庆初年，为青铜器留影的全形拓开始逐渐流行，文人们纷纷在全形拓拓本上题跋，图加文，视觉上更为动人。目前能见到的早期虢叔钟全形拓，是嘉庆年间伊秉绶收藏的，拓片上钟的周边，题跋累累，共十五家，包括伊秉绶、阮元、孙星衍、张廷济等名家（图1-6）。张廷济在得到了孙星衍旧藏的虢叔钟后，也做了全形拓，题跋后赠人（图1-7）。而阮元所藏虢叔钟的全形拓在同治年间还在文人中流传（图1-8）。为全形题跋固然是文人雅事，但经名人题咏的拓本的广泛流传，必然会提升虢叔钟作为西周重器在士林的名声，也提高了它们的市场价值。所以，沈秉成在得到虢叔钟后，也制作了一些全形拓，其中有的便有吴大澂的题跋。

由于张廷济旧藏虢叔钟是少数的留下19世纪的七十年间价格变化的古董，所以我在此将递藏和价格的变动列一表，使读者一目了然。

上海图书馆藏有一册《潘祖荫手札》，其中所收皆为致吴云及其子吴承潞（广庵，1835—1898）的信札，第十开是一张小条子：“虢叔旅钟（字文全，弟四，的真。在阮、张、瞿三家之外者，从来无人知之）。”可见，潘祖荫后来也收到一个虢叔钟，小于阮、张、瞿三家所藏。瞿氏所藏或为原归伊秉绶的虢叔第三钟。1880年，吴大澂在吉林，秋间收到了潘祖荫寄给他的新得到的虢叔钟拓本，文与阮、伊二器皆同。上海麓斋藏吴大澂在1886年致尹伯圜的信中提到了潘祖荫藏虢叔钟。说明此时晚清的收藏家（包括潘祖荫）已经普遍接受虢叔钟为西周重器，所谓伪器之说早已烟消云散了。今天，有研究青铜器的学者认为，虢叔钟应有八器以上，目前存世有七个。但在晚清，吴大澂的《愙斋集古录》中有三件虢叔钟，其中两件注明藏者，即阮元和张廷济。另一件为谁所藏不详。吴大澂在《愙斋集古录释文賸稿》中写道：潘祖荫在1880年的秋天买到了一件虢叔钟，小于伊秉绶旧藏。陈介祺也有一个虢叔钟，小于潘祖荫的那个。所以，在1880年代，晚清的收藏家已经知道了存世的五个虢叔钟。

1870年代青铜器价格的飞涨，非但没有让收藏家热情受挫，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他们的购藏欲望。1878年左右，潘祖荫在写给吴大澂的一通信中说：

 

近李眉生、沈仲复广收古器，出重直，未与通信，无从见也。

 

在另一通信札中，潘祖荫又写道：

 

平斋近通书否？李眉生、沈仲复所得，全恃平斋为耳目。度极真极精者，平老必自留之，其所得必极昂者耳。

 

青铜器价格在1870年代飞涨，除了有外国医生加入购藏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战后经济的复苏。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晚清进入了所谓“同治中兴”时期。战后初期，经济凋敝，价格自然会低。吴云致冯桂芬信札云：

 

前月廿三日奉别解缆，廿四日申刻泊无锡西门外，一片瓦砾，寂无人烟。入城里许，始有店铺约百家。食物皆有，弟于市肆中以四十钱买一汉人私印。

 

随着战后经济恢复，收藏者逐渐增多，文物市场也日益活跃。在北京，潘祖荫、吴大澂等官员开始收藏青铜器。在苏州，退休官员吴云、顾文彬、李鸿裔、沈秉成和著名士绅潘曾玮等也在尽力收藏。大约在1873年，吴云在致潘曾莹（1808—1878）的信札中提到：

 

南中自兵燹以后，好事者颇多。书画碑版稍可入目者，价便腾贵。吉金类多赝鼎，其著名之器，价必以千计……寿卿屡次来书，欲托在吴中购觅金石，盖不知近时情形也。

 

在距苏州不远的上海，战后也崛起了一批新的收藏家。吴云在致陈介祺的信札中讲到，当时在苏州地区找拓工很难：“因兵乱以后，吴中讲此道者甚属寥寥，稍有薄技，便赴沪上，该处最号繁盛，觅利较易也。”连技术稍好些的拓工都往上海跑，因为那里谋生容易，可见收藏金石的人不少。

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上海一个富商出手不凡，引起了官员收藏家的关注，他就是湖州南浔的顾寿藏（子嘉）。在1870年代，吴大澂便和顾寿藏建立了联系。吴大澂曾于1875年花朝为顾寿藏作《溪山图》（图1-9），此图有吴大澂的孙子吴湖帆的边跋：“光绪乙亥时公年四十一岁，方由陕甘学使卸职时也……当时吴兴顾子嘉商榷吉金文字甚密。是图高旷独绝，亦徇知之作也。”但吴湖帆所记有误，因为此时吴大澂还在陕甘学政任上。不过，吴大澂和顾寿藏有比较密切的金石交往却是事实。吴大澂在1877年三月致陈介祺的信中谈到，他在上海见到了湖州顾氏所藏鲁伯厚父敦和遽伯还敦。吴大澂在1877年回到北京后，向潘祖荫谈起了顾寿藏的收藏，潘祖荫也有意和顾建立联系。大约在1878年，吴大澂在致潘祖荫的信札中说：“师意欲赠顾子嘉一联，可作一书介绍之。”

潘祖荫在1870—1880年代致友人的信札中，多次提到顾寿藏：

 

闻南中金兰生以千七百金得之。富商顾姓以二千金，金不售也。然则齐鎛真廉。而弟已困矣。

沪上新有富人顾子嘉，年二十余，以二千金得虢叔钟，然云非其得意之物，亦知不佩服平斋等。其人似不寻常，恐晋公盦已归之也。聊以奉闻，可见近日此道竟成风尚矣。

 

顾寿藏以二千金购买到的虢叔钟，不知是否为曾经伊秉绶旧藏的虢叔第三钟。他年纪轻轻，财大气粗，甚至连大藏家吴云等人也不放在眼中。

顾文彬在1873年八月初三日致其子顾承的信中，也数次提到顾子嘉：“近来铜器为顾子嘉买贵，我亦不想得佳品，乃到杭州后竟得一佳物。”不过，在官宦和文人收藏家看来，顾氏并非金石学家，只是个好附庸风雅的商人。顾文彬在致顾承的信札中对顾子嘉有如下评论：

 

上海之顾子皆与宁波之蔡姓同一，强附风雅，然世上此种人亦可不少，古玩一道既雅俗共赏，则声价益增矣。

 

吴云则认为，顾子嘉和蔡某虽然都出手阔绰，收藏也不过尔尔。他在致潘祖荫的信里写道：

 

顾、蔡二君皆少年喜事，一时高兴，广收古玩。顾君所收金器为多，蔡则专收书画。近则情随事迁，意兴已替矣。簠斋谓好古而存传古之心，斯为真好。此非可与寻常人言也。顾处金器却有数件佳者，然亦非煊赫著名之器，不能望尊藏项背也。

 

大约在1876年致潘祖荫的另一封信中，吴云又说：

 

顾姓收买吉金并非真好，现倩人往拓全分，而其人又因讼事赴天津，将来必欲搨取奉寄。所藏亦止有三四十种，精者不及半耳。比之八囍斋中犹滕薛之于齐楚，不可同日而语。

 

八囍斋即潘祖荫的斋号，在吴云的眼中，商人还是不及有教养的士大夫懂收藏。

1883年正月，潘祖荫的父亲去世。四月，潘祖荫护送父亲的灵柩回故乡苏州埋葬并在那里守丧，一直到1885年五月才回到京师。守丧期间，潘祖荫和苏州的收藏家互动密切，并对南方的青铜器收藏有了更为直接的了解。在致友人的信中，潘祖荫写道：

 

近来古缘若何？祈详示。此地沈、顾、李皆大有力。沈以千金得项氏阁帖，以二千金得陈眉公之阁帖（即前年在京者）。又闻得宗周钟，观其拓本，恐是后刻。李眉生不在苏，暂游何处？顾则有子不肖，现在正生气，不见人也。闻重直得一郑刑叔钟，亦是伪物。吴氏之物，广安观察（承潞）秘不肯出。此地好古者除三家外无人。家叔之古器佳者已归三家。上海一顾商亦豪于赀收古器，恒轩知之，兄则不识也。三家中闻李眉生最精，惜无从见耳。

 

潘祖荫所说的沈、顾、李，即沈秉成、顾文彬、李鸿裔。在苏州，潘祖荫在青铜器收藏上还是有所斩获。1882年顾文彬的爱子顾承去世，《过云楼日记》1883年末附记：“自承儿殁后，余古玩之兴索然已尽。淣钟售与潘伯寅，七百金。提梁卣亦售与，价六百金。”由此可知，顾文彬的部分收藏以高价转让给了潘祖荫。

正当晚清收藏家开始肆力收藏青铜器之际，“1871年，新兴的德意志帝国打败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法兰西，取得了五十亿法郎的赔款，仿效英国，建立世界上第二个金单本位制度的强国，世界金银比价就从1873年起，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动。仅仅在1873年到1894年的二十二年间，金银比价就从15.9323涨到32.5873，即涨了一倍。”金贵银贱的剧烈变动是否会对晚清文物市场的价格有所影响呢？中国大陆在1950年代，五十元人民币就能买一张齐白石的小画，同样的画现在可能卖五十万元人民币，却不能简单地说涨了一万倍，因为那时的五十元价值绝对不等于今天的五十元。1870年代后青铜器价格飞涨是否会受到国际银价下跌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以上所谈乃钟鼎重器。如果买其他类型的青铜器，就会比较便宜。比如说一个爵，在1870年代的北京，二三十两白银就能买到。潘祖荫在1873年致吴大澂的信中说：

 

松竹商祖己爵以配商卣甚妙，若能以三二十金为得之，大妙。

 

吴大澂在这一年致王懿荣的信中说：

 

英古一敦，兄以卅五金得之。如知其来历，大可省数金也。

 

1873年，吴大澂出任陕甘学政，在陕西大力收集古物（包括青铜器）。由于陕西是青铜器的重要出土地，青铜器价格远比京师低。1874年秋，吴大澂致王懿荣信札：

 

仲秋道出凤翔，以十金得一破敦，乃虢仲城虢时所作，其地又为西虢故地，此兄平生第一快事。

 

吴大澂收藏中最重要的周愙鼎（吴以此颜其斋为“愙斋”），有铭文28字，吴大澂在西安仅以一百两银子收得。而没有铭文的青铜器则更为便宜。

自从金石学在宋代兴起以后，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收集、著录、解释金石铭文。所以陈介祺认为，“好古必以文字为主也”。对铭文的重视也反映在晚清文物市场的价格上。1873年下半年，吴大澂将视学陕甘，吴云在致吴大澂的信中说：

 

关中金石固多赝品，然沉霾于荒丘废堡者，亦时有呈露。金器无文字者，仅与废铜同价。鄙意倘得式样奇古、朱绿灿然者，亦大可收罗，作为案头陈设，饶有古致。

 

在吴云看来，没有铭文的器物，最多只有观赏价值，而无历史研究价值，因此价格十分低廉，“与废铜同价”。

由于青铜器有无铭文在市场上的价格差别巨大，所以便出现了伪造铭文的现象。吴云在致潘祖荫的一通信札中说：“近日伪作者，愈出愈奇，沪上已专有此一种人，广收无字旧器，合数人之力，闭户覃精，伪艁成文，比之宣和仿古，实能远胜。盖器本原旧，文又工致，目前已不易识，数十百年后，恐巨眼者亦不能辨矣。”在无铭文或铭文短的青铜器上，仿刻铭文或加长铭文，以增加市场的价值，这一造伪现象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晚清古董收藏中对历史传统的重视。而作伪和辨伪也成为文物商和收藏家之间魔与道斗法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