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饥饿
如果说5月到来的加拿大军队被一些荷兰人视为救世主的话，那么荷兰光复还留下另一种同样让人意气风发、难以磨灭的印象——“吗哪行动”（Operation Manna）[1]。几十年过后，说起1945年5月由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军轰炸机空投，再由红十字会分发的“瑞典白面包”时，荷兰人依旧会留下感激的泪水。孩提时代的我曾经幻想过那个奇妙的情景，想象大块大块的白面包像雨点一样从天而降。实际上，当人们站在红瓦屋顶上兴高采烈地挥舞厨房抹布时，超低空飞行掠过他们头顶的兰开斯特轰炸机和B-17型轰炸机投下的不仅仅是一袋袋面粉，还有一个个柳条箱，里面装满了巧克力、人造奶油、腌牛肉、鸡蛋粉、香烟、咖啡和口香糖。英国人给这次行动起名叫“吗哪行动”，美国人叫“贪食行动”（Operation Chowhound）。
对于英美两国的轰炸机飞行员而言，在荷兰空投食物是一项令人欢迎的差事。一名英国飞行员写下这样一张字条，藏在巧克力罐头和一袋装面粉中间。
致荷兰人民：
别担心跟德国的战争，就快要结束了。空投食品和我们平时执行的轰炸任务不一样。我们会一直带来新的食品供给。你们要振作起来，祝好。
一名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2]
荷兰人对此感激涕零，许多人已经饥肠辘辘。5月，光复后不久，《纽约时报》提起鹿特丹的一所“饥饿医院”，那里“憔悴的病人”每天“进食六份清淡的病号饭”。据报道称，30来岁的男男女女，“看着像60岁，他们眼眶凹陷，皮肤长出黄疸，四肢严重浮肿，显示出获救之前经历的苦难之重”。与此同时，鹿特丹却还有餐馆开门营业，向“衣着品位良好的客人”提供“精美的大餐和种类繁多的饮品”。愤慨的荷兰人“得知还存在截然相反的一面时，迅速斥之为‘黑市’”。[3]
这种局面在欧洲大陆比比皆是，而且许多地方的情况要比鹿特丹恶劣得多。在苏联的部分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饥饿。但荷兰的饥荒有其特殊之处：荷兰是唯一一个遭受饥荒的西欧国家，而且是作为一种有意为之的集体惩罚。斯拉夫人也经历过这种惩罚，但其他西欧人并没有领教过挨饿的滋味。
1944年9月，为了协助蒙哥马利从阿纳姆挥师东进、横跨莱茵河的行动，荷兰铁路工人举行了罢工。结果行动惨遭滑铁卢。作为报复，德国人切断了向依旧处于占领下的荷兰西部的食物供给。不仅如此，他们还拉了电闸，淹没良田，禁止荷兰人乘火车。祸不单行，1944年和1945年的“饥饿冬天”格外寒冷。有1.8万人死于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引起的各种疾病。侥幸活下来的人通过燃烧家具来取暖，靠吃宠物（如果还能找得到的话）过活。他们也吃死马，马匹在街上一倒下肉就被分抢一光；他们还吸食从带刺荨麻和煎炒过的郁金香花苞里提取的汁液。
饥荒的问题在于，食物太多或者种类不对，一样可以要了人的命。即使是友好的加拿大士兵递过来的饼干，吃下去的结果也可能是灾难性的。饼干可诱发极度口渴，只能靠大碗大碗地喝凉水来解渴。而大量饮水会导致没有消化的饼干在胃内膨胀，最终撑破胃壁。受害者很快就会死亡。
放眼世界各个角落，不论是在光复的国家还是在战败国，因为所有公共服务一概陷入停滞，经济不再运转，几乎各地都是饿殍遍野。除荷兰外，还有其他地方也不得不依赖空投食品。野坂昭如在《美国羊栖菜》里写到的那个日本少年，曾目睹美国轰炸机投下一个带降落伞的钢桶。一开始，日本村民以为这又是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他们听说过广岛的事，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就吊在降落伞下。然而，这个钢桶并没有爆炸，于是乎，人们的饥饿和好奇心便胜过了恐惧。村民撬开桶盖，发现了许多装食品的包裹。他们猜这些原本是要空投给附近一所战俘营里的俘虏的，但是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很难再对陌生人发善心。包裹里有面包、巧克力、口香糖。小孩们连着几天把口香糖嚼了又嚼，淡而无味、硬邦邦的一团团胶泥在他们之间“口口相传”。另外还有一个包裹，里面包着棕褐色的东西，村民以为这肯定是紫菜，也就是日语里的“羊栖菜”，这在日本可是一道很受欢迎的美味佳肴。但这玩意吃起来味道极差，哪怕用沸水煮过还是很难吃，而且很硬，不易吸收，村民们十分好奇美国人的胃居然消化得了这样的东西。尽管这些被当成“美国紫菜”的东西其实是难以下咽的红茶茶叶，日本人还是把整袋东西吃了个底朝天。
在饱受饥饿的一年里，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在集中营内。日本设在东南亚的集中营里饥馑状况令人发指，但跟大多数德国集中营比，则显得小巫见大巫。德国人把那里的奴工和“死亡行军”（deathmarches）幸存者撂在一旁，任其自身自灭。据大部分当时记载来看，最肮脏不堪的当属贝尔森集中营，建造初衷是为了“交换犹太人”——用那些地位显赫的犹太人来换取德国战俘的自由，但实际上这样的交换鲜有发生。后来，集中营里还来了政治犯和刑事犯。1944年末，贝尔森成了一个垃圾倾倒场，负责收容从苏联红军解放地区死亡营里迁来的犹太幸存者。其中就有安妮·弗兰克，她在离集中营解放不到一个月前死于伤寒。贝尔森从一开始就人满为患，到了1945年初更是变得极度拥挤，囚犯几乎是叠罗汉似的睡在彼此身上，他们缺乏清洁卫生设备，到最后连吃的和喝的都没了。有些饿极了的人尚有一丝体力，竟然分食起堆在营房外的尸体来。只有党卫队看守能吃饱肚子，集中营的长官约瑟夫·克拉默（Josef Kramer）还派人养猪，专供他个人享用。
由于英国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唯一能提供给这些饥民的只有军粮：火腿、培根、烘豆、香肠、牛排和腰子派。但囚犯们萎缩的肠胃哪能再吸收得了这种食物，所以食物几乎是穿肠而过而未作停留。即使如此，许多人还是不顾一切地狼吞虎咽。最后死了2,000人。
英国人仅有一次见识过如此大规模的饥荒，那是在1943年的孟加拉。水灾的爆发致使作物歉收，政府官员又无能，腐败横行，战时秩序混乱，官方的麻木不仁令人震惊。在这些因素的统一作用下，共有300万人丧生。鉴于此，英国军医借助不久前的研究成果，使用了一种名为“孟加拉饥荒大杂烩”的药方。具体成分是加了糖、奶粉、面粉和水的粥，味道甜得发腻。除此以外，他们还试验了滴鼻液和注射氨基酸的办法。在贝尔森，“孟加拉饥荒大杂烩”是给那些还能吞咽的人吃的，氨基酸、滴鼻液留给那些没法进食的人。这两种办法都失败了。“大杂烩”太甜，囚犯们吃不下去。而药物注射和滴鼻液这两种办法最后也只能作罢，因为死亡营的幸存者对任何看似医学实验的做法都充满了恐惧。他们确信自己死期将至，嘴里念叨着集中营里的德语：“我不要火葬。”[4]
许多人最后活了下来，这既得益于英国军医和医学生的不懈努力，也不能忘了那些本身就是医生的集中营幸存者。通过一次次的试错，他们找到了食物和水的合理配比，让奄奄一息的囚犯恢复体力。集中营里幸免于难的医生中有一位名叫哈达萨·比姆科（Hadassah Bimko）的波兰牙医。还在贝尔森的时候，她嫁给了别名“约西勒”的约瑟夫·罗森萨夫特（Josef “Yossele” Rosensaft）。他是波兰犹太人，十分顽强，曾经数度被送往奥斯维辛，却都设法中途逃脱，他后来成为贝尔森集中营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我们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还会谈到他。夫妻俩的儿子梅纳赫姆（Menachem）[5]就出生在贝尔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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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荷兰、意大利、南斯拉夫或德国的生活，英国人的日子过得可是舒坦多了，但也远不到殷实的程度。事实上，到了1945年5月，战时食物配给还一度减量：家家户户分到的烹调油少了，培根也少了。到了1946年，甚至连面包都搞起了配给制。许多人依旧睡在伦敦地铁的隧道里，而且就算战后一年里，供暖也是时有时无的，以至于1946年和1947年之交的那个严冬盛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跟欣韦尔一块哆嗦，跟斯特雷奇一块挨饿”。伊曼纽尔·欣韦尔（Emanuel Shinwell）时任英国的燃料和能源大臣，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则是粮食大臣。
美国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曾在1945年夏天造访伦敦。在一位朋友的陪同下，他在伦敦的霍本区散步，走着走着，他闻到了一股恶臭。转过身，他看到了“一个小型市场，一面打开窗户的窗台上摊着一排排死乌鸦。很明显，这家店只卖这个”。[6]
到了12月，一艘载有香蕉和橙子（还混着4名一靠岸便跳进水里的牙买加偷渡客）的轮船抵达布里斯托（Bristol），受到了以该市市长为首的官方委员会的热烈欢迎。这还是战争开始后英国人第一次见到香蕉。
伦敦在庆祝胜利几个月后依然显得很压抑，不单单是因为缺少像样的食物。埃德蒙·威尔逊用他自己的话总结了当时英国社会的普遍情绪：“战争一结束，一切突然显得那么空虚、病态和没有意义！我们一蹶不振，生活穷困潦倒，灰头土脸，而在众志成城抵抗外敌时，却可以全然忘记这些困难。我们所有的努力最终只收获了破坏，却无力在废墟上建起我们赖以为生的东西。”[7]
法国人的心态更加消沉和低落。供应部长保罗·拉马迪埃（Paul Ramadier）被人戏称为“拉马丹”（Ramadan），即穆斯林禁食的斋月；每天那点少得可怜的食品供给则叫“拉马节食”（Ramadiète）。[8]58法国农民拒绝以固定价格出售粮食，因为他们依靠无处不在的黑市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要是没有黑市，大部分法国人根本不可能有好日子过。诗人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当时身在德国，受命为英国政府撰写一篇关于文化生态的报告，他曾前往法国休了几个月的假。对比英法两国国民的精神状态，他察觉到一种重要的反差。在英国，人们不需要求助于黑市就能吃饱穿暖。但在法国，斯彭德不用走进穷人的生活，就能不时碰到类似巴黎大学教授那样的人，“他的西装差不多大了两号”，而且还要“面带苦笑地解释自己已经两个月没去黑市了，一直就是这么过的”。[9]
但法国至少大体上做到了“国破山河在”：历史名城、教堂和大教堂都完好无损。在刚目睹了德国满目疮痍的斯彭德看来，这只会让一切显得更加阴沉。法国，他写道，是一堆“看不见的废墟”。跟德国一样，法国必须“推倒重建”，但“尽管社会上弥漫着这种情绪，高墙依旧岿然不倒，咖啡馆依旧门庭若市（虽然没有咖啡供应），而且黑市永远存在”。[10]
由于法国经济被德国人全方位榨干了，黑市在法国的存在已经有些年头。光复后主要的问题并不只是食物紧缺，而是将食物从乡村运往饥肠辘辘的城市变得很困难。运载卡车和汽油十分紧俏。因此掌握这些重要交通资源的人就能迅速致富。瞅准了这个机会，一些很能钻营的美国兵——他们中有些在老家还有犯罪记录——开小差做了逃兵，在巴黎组织起黑帮。他们计划盗取军用卡车，然后伪造文书，或贿赂看守油库的门卫，以取得燃油。这些油接着被倒卖给法国黑帮。美国“倒爷”从中发了一笔横财，但很多人因为太过招摇，花钱无度，结果东窗事发被抓。一旦往美国国内汇款，他们的行迹就会败露，于是这些人选择在巴黎花天酒地，他们挥金如土的阔绰劲儿引起了官方的警觉。想在欧洲大陆像王公贵戚一样逍遥自在，就得干在合法和不合法之间打擦边球的勾当。也只有在这样的世界里，在黑市餐馆和夜总会里，香槟和美酒依旧流淌，各种珍馔应有尽有。
埃德蒙·威尔逊在伦敦搭乘了飞往罗马的航班，在他看来，罗马这座城市“比过去更加脏乱和腐败”。[11]一次，他和来自美国的朋友在一家黑市饭店吃饭，一干人围坐在露天餐桌旁。一开始，威尔逊的心思全在享用美食和同朋友交谈上，没注意周围有什么异常，不知何时，他身后已聚起了一群人，“伸手从我们的盘子里拿东西”。接着，负责看场子的人出现了，他把一名老妪打翻在地，人群往后缩，其中多半是妇女和小孩。“有些人知难而退，但剩下的站着没走，隔得老远，眼巴巴地望着我们这些食客。”[12]
跟巴黎差不多，罗马大体上没有经受战火的摧残，但诸如巴勒莫（Palermo）和那不勒斯这些城市则毁坏严重。米兰也在经历了盟军轰炸和内战后伤痕累累。5月，在造访米兰的威尔逊看来，这座城市“俨然地狱的一角。有些破烂不堪的绿皮电车依旧在运行，部分居民还是照常过日子，但整个城市都像是经过震撼后陷入了停摆。那些面无血色、营养不良的人们，身上随随便便套了块旧布遮盖皮肤，他们看起来像是被禁锢在……一种永恒的负担之中”。[13]
匈牙利小说家马洛伊·山多尔（Márai Sándor）亲历了布达佩斯的解放过程。这座受到战火严重戕害的城市在1945年2月苏联红军解放前被围困了两个多月，随之而来的是恶性通货膨胀。1美元或一块金子的价值隔夜就能涨至几十亿。农民“知道他们的好日子来了”，“靠在布达佩斯的市场上用一头注水猪换一台钢琴或拿破仑金币”发了横财；而“知识分子、工人和公务员则一天天地等待转机，越来越苍白，越来越饥饿，越来越绝望……”马洛伊回忆道，在物价飞涨的日子里，“多数布达佩斯的居民都变得骨瘦如柴，就好像解剖学教科书里那些人体骨架素描一样，一点肉和脂肪都没有”。[14]
然而，对比柏林和大多数德国城市，布达佩斯的情况就算是好的。因为在柏林、法兰克福、汉堡、不来梅、德累斯顿，以及规模更小的市镇——比如1945年仿佛事后才被人想起并加以摧毁的维尔茨堡和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所剩下的只有余烟未尽的碎瓦颓垣，其间还散发着死亡的恶臭。战后最初几个月里，这些地方静得出奇，这让初来乍到的参观者吃惊不小。
站在柏林市中心，左右手边分别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最时髦的咖啡馆——罗曼咖啡馆（Romanisches Café）——和已是尺椽片瓦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剧作家卡尔·楚克迈耶回忆起这里在战前的样子：路上车水马龙，汽车喇叭声不断，人们叽叽喳喳地聊天，购物，喝酒吃饭。如今，他感到自己仿佛独自一人置身于一片寂静的废墟中。这时他听到身旁一阵轻微响动，只见一个瘦弱的小男孩，脚上穿着木拖鞋，正拖着一辆小手推车穿过遍布残骸的卵石路。风轻柔地吹过眼前这片破败景象，楚克迈耶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然而，他写道：“与此同时，在德国上下还存在着一种持久的感官刺激，就像一个巨大的蚁丘，在不停地爬动，抓挠，触弄人的神经……来来去去的脚步从不停歇，徘徊，行走，穿越；这是几百万只鞋子摩擦地面的声音。这就是‘黑市’……在这个世界里，游走着无家可归者、难民、流民，还有凶神恶煞般的青年。”[15]
这里还有一段文字，出自斯蒂芬·斯彭德之手，描述的是另一座已是华屋秋墟的德国城市科隆：“这座城市的毁坏反映在居民内心的颓废上。他们活着，却无法变作覆盖城市创伤的疮疤，反而成为噬咬死尸的寄生虫，在断瓦残垣间挖掘藏在下面的食物，在靠近大教堂的黑市上做着买卖——这是一种毁灭而非创造的营生。”[16]
如果说科隆或柏林够凄惨了的话，那么东京或大阪——遑论广岛——的情况恐怕更糟。这还没算上马尼拉、华沙、斯大林格勒和其他在轴心国铁蹄下荡为寒烟的城市。英国的犹太教正统派首席拉比所罗门·舍恩菲尔德博士（Dr. Solomon Schonfeld）当年12月造访华沙，他告诉记者：昔日整个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几乎是一片覆盖着残砖碎瓦的巨大荒地。街道还保留着犹太人被尽数灭绝那一天的原貌，一望无垠的砖块和人骨下，躺着几千具尸体，我还捡了几块骨头”。[17]
摧毁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是一项大规模罪行的一部分。轰炸日本城市的动机则不同，但造成的破坏性结果却差不多。日本人的房子大多用木材搭建，地毯式的轰炸和之后迅速蔓延的熊熊大火几乎把一切都烧了个精光，只剩下公共澡堂的几根石头烟囱还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焦土之上，景象颇为惨烈。跟德国一样，日本国内也是沉默处之。在寄给日后成为日本文学研究巨擘的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的一封信里，美国海军中尉舍伍德·莫兰（Sherwood R.Moran）如是写道：“东京是我第一个亲眼目睹的战争受难者，这座雍容华贵的城市如今毁于一旦，但最让我震撼的还是这里的死寂：没有汽车喇叭声，没有人的叫喊声，没有金属碰撞声——所有城里人既憎恨却又期待听到的声音，这里一概没有。依我看，对于东京和全日本，灾难已经是过去式了，但所有人依旧在死一般的静默中凝视着。”[18]
在战败国，饥荒和疫病肆虐的可能性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城市已经爆发了斑疹伤寒、普通伤寒、肺结核等传染病。在日本，1945年有2万多人死于痢疾，到了1948年，有将近70万人感染上了斑疹伤寒、普通伤寒、肺结核、霍乱和脊髓灰质炎。[19]在乡村地区生活略好，那里还能找到吃的。但日本城市比起德国来恐怕境遇要差很多。愿意工作的德国人都领到了食物配给证，《扬基人》（Yank）这份美军军刊曾刊登过一篇发自柏林的报道，文中描述了一名养育6个孩子的体力劳动者一家一天的伙食标准：早餐，每人一杯茶，一片黑面包；晚餐是用一个洋葱、一个土豆、半品脱牛奶再加一丁点儿花椰菜煮成的土豆汤。这点量肯定不够吃，但足以让人活命。
日本人在战争结束前很久就已经开始饿肚子了。政府当局指导国民如何用橡子、谷皮、锯屑（用来做煎饼）、蜗牛、蚱蜢和老鼠做菜。等到战败后大批军人返乡时，本来就很困顿的局面演变成一场危机。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只能住在火车站的地下过道里，狭长、迷宫般曲折的地道宛如维多利亚时期伦敦的贫民窟。在这个狄更斯式的世界里，父母双亡的孤儿靠捡拾烟蒂换取吃的东西，除此之外要么当扒手，要么出卖他们营养不良的肉身。东京的上野车站作为城市无家可归者的老巢，尤其恶名远扬。成群结队的饥饿儿童被人叫做“呷铃小孩”（チャリンコ，charinko），在日语里，charin是模仿硬币丁零当啷的象声词。[20][21]照片中这些穿着粗布乱服、吸着烟屁股的顽强的小家伙看着像未驯化的动物，而不像是人。这与一个英国兵对在破败的德国地下通道或火车站里的流浪汉的描写不谋而合：“他们浑身上下没一块干净的地方，黑不溜秋的，人在哪儿你都看不清。”一见到外国兵，他们就作鸟兽散，再出来时手里拿着石块或铁棒。“他们的牙齿很黑，有些都断了。”身上唯一一块干净的地方是“他们的眼白”，而那种眼神就像生了病的豹子幼崽，“唯一的敌人就是人类”。[22]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我们还应该铭记家园毁于战火的几万万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在蒋介石委员长统率的国统区，美国军人吃惊地发现竟然有小毛孩溜进他们的军营，从垃圾箱里翻找食物。一名美军中士回忆道：“牵着年幼女儿的母亲们来到我军的岗哨前，提出想把小女孩送给我们，换点糖果和香烟。”[23]与此同时，有中国人会钻到军队厕所下方，透过地板上的裂缝淘粪，然后把粪便兜售给农民当肥料。
战后人类经历的苦难程度是如此深重，以至于几乎没必要在不同国家之间作对比。德国不仅要安顿本国国民和返乡士兵，还要应对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远道而来的1,000多万讲德语的日耳曼族难民，他们被驱逐出土生土长的家园，这种排德潮还得到了同盟国政府的官方批准。许多难民死在了前往德国这个他们从未谋面的国家的路上，有些还是被人杀害的。几乎所有人都变得一贫如洗。这股庞大的难民潮大大增加了四处游荡、寻找食物和栖身之所的流民的数量。
1945年可怕的粮食歉收，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和德国的粮食危机。农业生产遭到了战争的巨大破坏，牲畜减少，农田被毁，农具变成废铁，劳动力稀缺，再加上冬季的严寒，可谓雪上加霜。在德国东部，大量的农业机械要么毁于战火，要么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被洗劫一空。战时顶替德国人劳作的外国雇农在战后纷纷离开。日本帝国曾依赖其治下的亚洲各地提供粮食，如今则被切断了供应。
10月，日本财政大臣告诉美国记者，如果不能马上进口食品，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将有1,000万日本人饿死。在德国，人们也做出了同样灾难性的预测。下萨克森州的一名社会民主党行政官表示：“如果昔日的敌人不提供援助，很难说德国人何时会饿肚子。”[24]英国议会对德国即将崩溃的报告进行了讨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官员阿瑟·萨尔特（Arthur Salter）提出严正警告：“如果我们现在的担心成为现实，即数以百万计的人将在今冬饥寒交迫，这种局面将不会是资源破坏和全世界物质短缺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下院议员被提请重视这一“人类迄今为止所面临的最大灾难”。[25]
这种观点后来被证明言过其实。一些在德国旅行的人发现，那里的状况，特别是西占区，并不比许多其他西欧国家来得差，事实上，比起东部地区还要好些。不过即使能依靠从被占领国家掠夺来的余粮储备度日，德国人的生活的确处境维艰。柏林尤其窘迫，但从德国各地传来的信息来看，其他地方情势一样不容乐观。一位美国记者在汉堡附近目睹了以下场景：“一天晚上，一名穿着西装的德国老者在一片遍布沼泽的洼地上用拐杖打死了一只鸭子。关于食物短缺还有很多段子，但这则故事可谓高度概括。”[26]
所有这一切当然都让人生起恻隐之心，但一想到纳粹德国曾经的受害者还在类似贝尔森集中营这样的地方挨饿，想到在日军战俘营里的囚犯饱受煎熬，想到上百万的难民和流离人员需要被遣返回乡，想到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自己都只能靠少得可怜的食品供给果腹，而菲律宾人、中国人、印尼人分到的只会更少，最后再想到对德国陆军和党卫队全面饥饿政策记忆犹新的苏联人，公众对日本人和德国人的同情心只能是十分有限的。要说服美国议员，特别是那些倾向采取孤立政策的共和党人出钱赞助如UNRRA这样的国际救灾机构，向遭到德国和日本侵略的受害者伸出援手，已经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了。而要花更多纳税人的钱，或按照一些人的建议，削减英国人自己的配给，去供养昔日的敌人，这样的政策自然更是难以推行。
但是总得做点什么，哪怕不是出于道德理由，而是实际考虑。德国和日本的全盘崩溃将使盟国政府肩负难以承受的压力，并使任何有序的——遑论民主的——战后秩序重建工作化为泡影。英国亲工党的《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在士兵当中拥有大量读者，该报用简明扼要的标题表明了其对提供援助的看法——“喂饱野蛮人？”报纸清楚地指出，根本没必要对德国人甚至是那些被赶出家园的日耳曼难民报以同情。不，“并不是什么同情心理作祟，催使我们强调有必要对当下局势做出反应”。问题在于，“如果任由欧洲在泥潭里越陷越深，就要花更长的时间让其重见天日——导致占领也得持续下去”。[27]
关于援助还有其他考量，这种考量对美国议员更具说服力。即使UNRRA的国际主义理想有同情共产主义之嫌，美苏之间愈演愈烈的对抗迫使美国必须采取行动，而UNRRA在这方面是不可或缺的。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议员丹尼尔·弗勒德（Daniel J.Flood）向同僚呼吁：“饥馑、荒芜、疾病会酝酿动乱，催生共产主义的幽灵。饥民是反上帝学说的肥沃土壤，他们很容易被那些企图将全能国家等同于上帝的人蛊惑。”[28]
于是，盟国采取了行动。在德国的英占区，自11月下旬起，英国将军杰拉德·坦普勒（Gerald Templer）爵士开始主推“大麦粒行动”（Operation Barleycorn）。他下令释放约80万名德国战俘，让他们在农场干活，抢救仅剩的一点收成。为了向德国出口更多食物，英国国民被迫进一步勒紧裤腰带；这就是1946年搞面包配给制的原因。同样，遵照1944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西北欧俘虏之战俘处置问题”的一纸手令（JCS1076号令），美国人开始向德国人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援，以“防止疾病与动乱”。这一政策的初衷在于保障德国人的最低生活标准。至于到底有多低则没有定论。崇尚“强硬和平论”的政客希望制裁德国，解散工业，让其国民只能过上基本温饱的生活。这一强硬方针的主要倡导人是亨利·摩根韬（Henry Morgenthau），罗斯福时期的财政部长。他计划把德国改造成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国家，让其失去再次发动战争的能力。同样，日本的盟军司令部也收到了类似的严苛指令。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380/15号命令严令麦克阿瑟将军限制向日本人发放救灾物资：“只需达到避免出现危及占领军或阻碍军事行动的大面积疾病和动乱的程度即可。诸如此类的进口品只能限于最少量的食品……燃料、医疗卫生用品……”[29]
值得德国人和日本人庆幸的是，这些惩罚性指令不是被束之高阁，就是被人为弱化了。因为那些真正负责管理被占领国的长官对这些措施的危害性心知肚明。德国美占区总司令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将军的财政顾问，就曾将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076号令斥为“经济白痴”的杰作。克莱将军没有摧毁德国的工业经济，从而避免引发更为深刻的骚乱。在得到华盛顿强力人物——譬如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的支持后，他很快放开手脚帮助德国人重建经济。比起财长摩根韬，史汀生更能体会德国人的疾苦，他怀疑后者正“因为自己犹太人的怨念变得心胸狭隘”[30]——史汀生的看法虽然让人不悦，但却同英美政府不少高层人士不谋而合。指望这些大人物会顾及犹太人的感受是不着边际的想法。他们真正担心的是德国人一怒之下会转投共产主义，或者孕育复仇思想。麦克阿瑟将军并不打算帮助日本人将工业水平恢复如初，但他同史汀生和克莱的想法一致，认为“饥饿……能轻而易举地让一个民族臣服于任何一种能带来食物、维系生命的意识形态”。[31]
德国大部分农业都集中在东部，此外还有几大工业基地（比如莱比锡、德累斯顿、开姆尼茨），但东德的苏联统治当局并未出力重建德国的经济基础。相反，硕果仅存的一些工厂和其他资产被苏联人哄抢一空。机械设备、火车、电车、卡车都被装上载重列车运往东方。银行金库里的金子和债券被抢了个精光，研究所的档案也一点没剩，众多艺术珍品被当作战利品没收充公。刚刚从纳粹监狱获释和从莫斯科流亡归来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此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着他们“兄弟同志般的”俄国主子强取豪夺。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满洲，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东北。自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人在当地扶植了“满洲国”这一伪政权，并借此建立殖民统治。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的工业重镇。苏联在美国的敦促下，于8月8日，也就是战争临近结束前不久才对日宣战。
8月9日，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三天，苏联举兵南下攻打伪满洲国。日本人靠残酷镇压当地人后建造起来的重工机械厂、现代铁路、采矿设备，均被苏联人以风卷残云之势分抢得干干净净，所抢物资悉数运回苏联。工厂被整间整间地拆卸分解，化整为零，运上一列列早就准备就绪的火车。发展到最后，苏联人连火车也偷，甚至连铁路的枕木也没放过，全部运了回去。还没等中国人有机会夺回东北，就出了这种事情。不管是中共，还是蒋的国民党，根本无力制止如此肆无忌惮、明火执仗的强盗行径。而且，如果苏联人有机会入侵日本北方的话，必然会在那里重演这出掠夺资产的戏码，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决意尽快结束太平洋战争的一大原因。
苏占区的德国人，包括共产党人，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因为他们的国民经济正在遭受苏联人的大肆劫掠，但除了养活自己外，他们还要供养苏联占领军。有许多例子表明，德国工人本来已经用残留机械的零部件把被洗劫过的工厂重新拼凑起来，结果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厂子又被人大卸八块，工人抗议的话还会遭到殴打。这些待遇使得德国工人很难对共产主义事业产生同情。当时一首脍炙人口的小曲这样唱道：
欢迎欢迎，解放者！
你们拿走了我们的鸡蛋、肉、黄油、牲口和饲料，
还顺走了手表、戒指和其他物件。
你们把我们由从汽车到机器的所有一切中解放出来，
带着火车皮和铁路设备满载而归。
你们把我们从这一切没用的劳什子中解救出来！
我们兴奋得痛哭流涕，感激涕零。
你们对我们真是太好了。
过去的日子太苦，现在无比幸福。
你们真是善良的大好人啊！[32]
话说回来，苏占区里许诺发放给德国人、让他们得以活命的食品配给并不比盟军占领区的份额低：每个在职人士每天差不多可以分到1,500卡路里；广泛的共识是，一个成年人要想保持健康，一天最少需摄入1,200卡路里。实际上，1945年时，大多数城市居民能分配到一半热量的食品就已经算得上走运了。即使面包充足，新鲜食品还是寥寥无几。是军粮，让德国人和日本人在战后第一年里避免了灭顶之灾。秋天一到，驻日盟军的人数从60万减至20万，大量军用食品，比如腌牛肉和豆子，被转交由日本政府分发给国民。多数日本人都吃不惯这种食物。有些出身上流社会的日本名媛抱怨吃了豆子后，肚子里会胀气，很是丢脸。有人向宾客发牢骚：“新的配给食品吃了让人斯文扫地。”[33]但不吃，他们又会挨饿。1946年夏，东京市民从本国渠道依旧只能获得150卡路里的热量。[34]
然而，即使有了盟军提供的给养，大部分欧洲人和日本人还是得依靠庞大的犯罪网络——也就是黑市——来维持生计。在许多地方，货币交易已经被以物换物的形式所取代，香烟成了主要的硬通货。对于占领军而言，这种机会难以抵挡。在荷兰，加拿大产的香烟，特别是“甜心下士”牌香烟，在黑市的卖价最高。黑市商人以每根1荷兰盾的价格收购该烟，再以5荷兰盾的价格转手。一个加拿大军人可以让人从老家寄1,000根香烟来，邮费只要区区3美元，然后就能赚取差不多1,000荷兰盾的利润。[35]
而且用香烟几乎什么都能买到：精美的古董手表、看戏用的小型望远镜、钻戒、莱卡照相机，以及人们愿意拿出来交换燃料和食物的那些物件。用香烟还能买到一些必备品。5月，德国作家埃里克·卡斯特纳（Erich Kästner）来到奥地利乡下。一天，他看见一长队德军士兵，一眼望不到头，他们刚从东线战场上撤下来，或步行或一瘸一拐地踏上返乡之路。他在日记里写道：“为了换点现金，他们兜售手头的香烟，价格从1马克到3马克不等。对于平民衣服的需求从来没断档过，但供应量几乎为零。住在我隔壁屋里的一个人用一条旧裤子换了四百五十根香烟。我不介意拿裤子换烟，但我身上只有一条裤子。这交易和结果太丢人了。只穿一条裤子的人可没法做这买卖。”[36]
日本杂文和短篇小说作家坂口安吾常常和其他活跃在战后初期的作家一道被归为“无赖派”或“新戏作派”。他注意到，那些受训为天皇陛下光荣捐躯的年轻士兵和飞行员，摇身一变成为黑市投机分子的速度是何其之快。能与之相比的也只有那些战争寡妇，她们把对自己战死丈夫忠贞不贰、恪守妇道的原则全抛之脑后，给自己物色了新情人。事实就是这样，安吾写道。他对此也并无厌恶之意。因为通过颓废堕落，通过舔尝人类最原始的贪婪和欲望，日本人能够找回他们共有的人性。让愚蠢的天皇崇拜见鬼去吧！让开着自杀式飞机舍生取义那套见鬼去吧！“我们变得如此堕落，不是因为吃了败仗，我们堕落因为我们是人，因为我们还活着。”[37]
毋庸置疑，许多日军的退伍老兵都进入黑市，谋得了一份营生，同样以此为生的还有朝鲜和台湾黑帮、日本混混组成的团伙，以及一个垮掉社会里的其他无业游民。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女人当潘潘成站街妹，男人给黑市做运输队。”[38]全日本共有超过一万五千个黑市，主要分布在火车站周围。当年的黑市有些至今还在，比如“アメ横市场”（Ameyoko-cho），从读音来看跟美国人有些渊源。这是位于东京上野铁路沿线一块熙熙攘攘的狭长形商业区，小吃店和服装店林立。过去，民众去那里购买赖以为生的必需品，或在几千个被风一刮就倒的小吃摊上吃点东西。小吃从油炸青蛙到杂碎汤一应俱全，如果食客走运，杂碎汤里的食材可能取自不同动物的内脏；曾有谣言说汤里还放了人体内脏。
什么东西都能拿来卖，也会被人买走，包括血迹斑斑的医院旧毛毯。在中国东北，日本殖民者骑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了十五年，苏联军队一杀到，轮到他们害怕了，而且由于无法回国（大多数交通工具都留给部队和高级日本官员），他们不得不在黑市上变卖所有财产，换口饭吃：有和服、家具、古董，有时甚至还卖亲骨肉。经过殖民主义教化，日本人天生智商就比中国孩子高的观念让日本婴儿十分吃香，对于将来需要男性劳动力的中国农民而言更是如此。日后成为日本央行副总裁的藤原作弥在战争结束时还是个孩子，家住中国东北。他的父母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去黑市卖了。藤原至今仍记得当初听见中国人吆喝：“有卖小孩的么？有卖小孩的么？”开价介于300-500日元之间。有时孩子刚买到手，立刻就被转手卖出更高的价格。[39]
日本黑市上的大部分商品来自部队给养，盟军士兵将其转卖给日本黑社会。我曾和一个退隐江湖的日本黑帮成员攀谈过，他在聊起当年的好日子时不禁泪眼蒙眬。那时，通过在黑市倒卖从美军福利社弄到的商品，他挣了不少钱，钱多到他买得起一部美国大轿车，里面塞满了钞票，一直堆到车顶。但跟那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日本人一比，他这点能耐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些人设法在战争末期藏匿了70%的军用物资，剩余的30%里有各式各样的机械设备和建筑材料。美国人后来将这笔物资转交给日本政府，用以造福百姓。不过这些大体上跟先前被中饱私囊的物资一样不翼而飞了，许多日本官员——有些还是昔日的战犯——因此富得流油。
德国人和日本人在文化、政治和历史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就类似局面下的人类行为而言，他们又十分相似。对于靠犯罪支撑起来、乘人之危发国难财的经济形态，其一大后果是社会凝聚力的崩溃——也就是坂口安吾形容的“堕落”形态之一。具体体现在每个男人——或者更常见的是——每个女人都只顾自己，不问他人。用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的话来说：“每个人掌握的只是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任何落到他们手上的东西：煤炭、木头、书籍、建材。所有人都能理直气壮地指责别人偷窃。”[40]
指责别人正是大多数人的做法。在德国，犹太人和流离人员经常被诟病为暴力行为和投机倒把的元凶。在日本，人们眼里最恶劣的犯罪分子是朝鲜人、中国大陆人和台湾人这些“第三方国籍人员”——既非日本人，也非美国人。他们中许多人被运到日本做奴工。朝鲜和中国台湾的帮会当然要同日本人夺食，参与黑市交易的犹太人和流离人员亦是如此；他们一样也得想法子生存。贝尔森集中营因此成了黑市活动的几个主要窝点之一。不少流离人员——犹太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南斯拉夫人——被困在集中营好多年，一直缺这个少那个。卡尔·楚克迈耶在他关于德国和奥地利的报告中警告道：“只要缺乏解决流离人员问题的国际性手段，就无法根除德国的反犹主义。”[41]实际上，德国人常常不做区分——不管对方是自愿为希特勒帝国效力的拉脱维亚人，还是犹太人，他们都是“外国人”。有时德国人不得不找上门来，以极其高昂的价格从这些“外国人”手里购买商品。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大部分投机分子，特别是那些最有势力的“倒爷”，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别的外国人，而是德国人自己。
欧文·海蒙特（Irving Heymont）少校时任巴伐利亚某地区的美军司令官。当地有几个大型犹太难民营，比如兰茨贝格（Landsberg），这个希特勒曾经服过刑并在狱中写下《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地方。海蒙特写道：“跟许多身在德国的人一样，收容站里的难民是黑市积极分子……概而言之，他们的活动不外乎基本的以物换物，换取生活用品和新鲜食品。”[42]他同时还指出，黑市里“几个大交易商”过去是商人或罪犯。他们只是在做自己得心应手的事，这是他们的老本行。
犹太人、第三方国籍人员和其他外国人会被看成是一肚子坏水的罪犯，其中一大原因是纯粹的偏见。这是一种人类共有的脾性，在恶劣条件下会更趋强化，另外，普遍的看法也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偏见。许多人认为，盟军优待和偏袒外国人，驻日美国宪兵对朝鲜人的行为听之任之，而盟军官方为了确保犹太人生活优渥，不惜牺牲无辜的德国人。这些说法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鲜有犹太人能过上优渥的日子，甚至连舒服也谈不上，更别提那些在收容站里度日如年的犹太人了。说这话的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事实情况是，盟军官兵自身也无法对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免疫。巴顿将军在瞧不起犹太人这点上也许比大多数人都要更极端，或者说更口无遮拦一点。他在解放达豪集中营后，曾颇为鄙夷地形容犹太幸存者“比畜生都要低贱”。[43]纵然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训示驻德美军要给犹太难民比德国人更多的优先待遇，他的话经常被当成耳边风。多数美国人似乎觉得德国人、通敌分子和来自波罗的海的难民比深受创伤的犹太人更好相处。[44]
最重要的是，迁怒外国人是否定思想的一种表征，其本质是拒绝承认德国人和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犯下的罪行。人更容易对自己的遭遇顾影自怜。8月的一天，《扬基人》杂志的一名记者在柏林散步途中目睹了这么一出：一个德国女人，穿着破破烂烂的裙子，脚上蹬着宽大的男鞋，正朝一个俄国女兵破口大骂：“你们吃香的喝辣的，我们德国人却只能饿肚子。”骂完她朝地上啐了口唾沫。[45]但即使在当时，也能听到意见不一的声音。《柏林每日镜报》（BerlinerTagesspiegel）刊登的一篇文章就谴责：“这种竖起一道墙，企图将自己和对波兰人、犹太人以及俘虏犯下的骇人暴行隔绝起来的做法；对美国和英国恩赐的食品毫无感激之意，反而觉得理所应得，这种思想太过愚蠢……”[46]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黑市经济逐渐被更有秩序的市场所取代。但这段无法无天的岁月对后世有着深远的长期影响，尤其是在德国和日本。因为战后经济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黑市一举打碎了旧的阶级分层。名门望族的女眷们不得不迈着缓慢的步子来到乡下，拿出祖传的宝贝去换食物。贫穷的农民突然手握大把现金，因此当时不难见到身着漂亮古董和服的日本村姑穿行在泥泞稻田之间的景象。换在过去，置办这套行头要花上一大笔钱。昔日贵族的千金小姐，在家道中落后，迫于生计只能委身下嫁给腰缠万贯但通常品行不端的暴发户。不过，战后的乱世也带来了自由，由于没有了老牌竞争对手的打压，建立公司成为可能。1945年，井深大在东京一家被轰炸过的百货商店里开了间修理无线电的铺子，这就是后来索尼公司的雏形。
在此，有必要一字不漏地引述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的一段文字。这位在战前著有《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1929）这部鸿篇巨制的作家曾流亡加利福尼亚，躲避战祸。战后，德布林回到德国，却自感再度成了流亡者。这里有一段他在温泉胜地巴登—巴登（Baden-Baden）写下的话：
回到德国，我的一大印象是德国人就像一群蚂蚁，在一个业已被摧毁的蚁穴间钻来钻去，他们高度亢奋，迫不及待地忙这忙那，连巢穴被人端了、自己将无处安身立命都不自知。他们唯一担心的是如果没有必需的工具，没人给他们下命令，就没法立刻开展工作。对国殇，他们并不感到太难过，反而充满了想发愤图强的干劲。今天的他们没办法，但要是有，他们定会为明天欢欣鼓舞，欣喜于陈旧不堪、胡乱堆建的巢穴已被推倒，摆在眼前的是建立一流和现代新家园的大好契机。[47]
注释：
[1]吗哪（manna），圣经故事中古以色列人经过荒野时所得的天赐食物。
[2]J. L. van der Pauw,Rotterdam in de tweede wereldoorlog(Rotterdam: Boom,2006),679.
[3]New York Times,May12,1945.
[4]Shephard,After Daybreak,109.
[5]梅纳赫姆·罗森萨夫特后成为一名在纽约执业的律师，并创立“犹太大屠杀幸存者之子国际网络”（Children of Jewish Holocaust Survivors）——编注
[6]Edmund Wilson,Europe Without Baedeker: Sketches Among the Ruins of Italy,Greece,andEngland(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1948),125.
[7]出处同上，120.
[8]Antony Beevor and Artemis Cooper,Paris After the Liberation:1944–1949,revised edition(New York: Penguin Books,2004),103. 首次出版于1994年。
[9]Stephen Spender,European Witness(New York: Reynal and Hitchcock,1946),107.
[10]出处同上，106.
[11]Wilson,Europe Without Baedeker,136.
[12]出处同上，146.
[13]出处同上，147.
[14]Sándor Márai,Memoir of Hungary1944–1948(Budapest: Corvina in association with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1996),193–94.
[15]Carl Zuckmayer,Deutschlandbericht für das Kriegsministerium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vonAmerika(Göttingen: Wallstein,2004),142.
[16]Spender,European Witness,15.
[17]New York Herald Tribune,December31,1945.
[18]Cary,ed.,From a Ruined Empire,54.
[19]Dower,Embracing Defeat,103.
[20]チャリンコ又特指当扒手的小孩。——编注
[21]出处同上，63.
[22]MacDonogh,After the Reich,315.
[23]Ronald Spector,In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Japanese Surrender and the Battle for PostwarAsia(New York: Random House,2007),56.
[24]引自Bessel,Germany1945,334.
[25]New York Times,October27,1945.
[26]Julian Sebastian Bach Jr.,America's Germany: An Account of the Occupation(New York:Random House,1946),26.
[27]Daily Mirror,October5,1945,转引自Shephard,The Long Road Home,129.
[28]引自Shephard,The Long Road Home,156.
[29]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380/15条令，第296章节，转引自Cohen,Remaking Japan,143。
[30]MacDonogh,After the Reich,479.
[31]国会发言，转引自Cohen,Remaking Japan,145。
[32]引自Norman M. Naimark,The Russians in Germany: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1945–1949(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181.
[33]Cohen,Remaking Japan,144.
[34]出处同上，142.
[35]Herman de Liagre Böhl,De Gids,246.
[36]Willi A. Boelcke,Der Schwarzmarkt,1945–1948(Braunschweig: Westermann,1986),76.
[37]坂口安吾，『堕落論』，新版文库本（东京：筑摩书房，2008）。首次出版于1946年（编按：1946年首度在《新潮》杂志发表，单行本于1947年由银座出版社出版）。
[38]Dower,Embracing Defeat,139.
[39]藤原作弥，『満州、少国民の戦記』（东京：新潮社，1984），页82。
[40]引自Bessel,Germany1945,337.
[41]Zuckmayer,Deutschlandbericht,111.
[42]Irving Heymont,Among the Survivors of the Holocaust: The Landsberg DP Camp Lettersof Major Irving Heymont,United States Army(Cincinnati: The American Jewish Archives,1982),63.
[43]Carlo D'Este,Patton: A Genius for War(New York:HarperCollins,1996),755.
[44]Shephard,The Long Way Home,235.
[45]Yank,August10,1945,6.
[46]引自Stafford,Endgame,1945,507.
[47]Alfred Döblin,Schicksalsreise: Bericht u. Bekenntnis: Flucht u. Exil1940–1948(Munich:Piper Verlag,1986),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