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上船虽然匆忙，却还不是最后的迟到者，在我的脚后还紧跟着两个摇摇晃晃的水手，我就这样大步迈出了美国国土。

站在跳板尽头的船长转向他的船员说道：“好啊，这最后两个总算来了，真该遭报应。”接着他看见了我，问，“你是谁？”

“我是个特例，船长。我是个旅行中的敌侨。”

“呵呵，我船上装的货物已经够奇怪的了。让我到船舱里看看旅客名单上是怎么写你的。”

他在旅客名单上找到了我的名字，并查看了我的证件，没提任何问题。

“战争爆发前，”他对我说，“我从西印度群岛运送香蕉和游客到英国。现在，我每次运回家的是腊肉而不是香蕉了，而上层甲板上装的是拆卸的轰炸机而不是游客了。我的船没以前干净了，卡帕先生，但我的旅客舱位空着，而且我相信你会过得舒舒服服的。”

我找到了我的舱位，安顿下来。发动机在嗡嗡地响着。在美国待了两年之后，我终于踏上回欧洲的路了。我的思绪也回到了过去……两年前，我刚从法国飞来，就在这同一个港口，那时我还在担心他们会不会让我入境。那时我的证件也一样是凭空捏造的，我的身份是一个农业专家，要去智利改善那里的农业状况，带着一张允许我在美国停留30天的临时签证。那时要在这里登陆可不是容易的事……很难说服他们让我留下……而现在我还只是靠着一个英国教授的奇迹才能离开这里……

我拿出照相机——自从1941年12月8号之后我就再也没被允许碰过它——给自己倒了杯酒，现在我又是个记者了。

* * *

凌晨时分我们的船停靠在哈利法克斯港（Halifax）。船长上岸去接受指令。晚些时候，等他回来后，我得知我们的船将加入一支快速船队，而且我们的船还是领头船，船队的指挥官是一位退休的海军上校，他将在我们船的舰桥上指挥整个船队。

我想象着在《科利尔》杂志上登出一篇四页的激动人心的报道，标题叫《护航舰队的指挥官》，配上一幅戏剧性的照片，照片里一位老船长颤颤巍巍站于舰桥之上，他身后的船在波涛汹涌中起伏。

晚餐过后，指挥官传令让我过去。驾驶台里没什么灯光，但我看清楚他的长相后颇为失望。我想象中年迈的、跌跌撞撞的老水手在现实中是一个穿戴整齐，身体健康的50多岁的绅士，跟我想象中唯一相似的地方是他也有两道浓密的眉毛。我做了自我介绍，他回应说他是爱尔兰人，然后马上接着说他对电影圈非常感兴趣，很喜欢某些好莱坞女明星。整个旅程他都必须坚守在舰桥，但我可以每晚都上来跟他讲讲好莱坞的趣事，作为交换，他很愿意告诉我关于这支船队的任何事情。

这笔交易很不公平。因为这位指挥官熟知他的船队，而我却从没去过好莱坞。但我不忍心告诉他，他读错了我的名字，我并不是那个著名的电影导演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而是鲍伯·卡帕（Bob Capa）。于是在接下来的旅程中，我不得不扮演山鲁佐德，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件事不会真的持续一千零一夜！

我们在港口过的夜。早上，指挥官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见见船队的几位船长。我们船队的大多数船都是外国来的，指挥官总要费老大的劲才能跟他们说清楚。来自瑞典和挪威的船长请我们喝了威士忌，他们都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荷兰船长有不错的杜松子酒，交流完全没有问题；法国船长有上好的白兰地，我做了翻译；说着飞快的希腊语的希腊船长有一种极烈的，叫做Ouzo的茴香酒。我们总共去了23艘船，喝到了23个国家的好酒，见识了23种民族性格。在回去的路上，指挥官不停抱怨着这些疯狂的外国人，让我为自己会说英语而感到很骄傲。

下午船队很快排好了队形，所有的船分成四排，每排六艘船，每船之间相隔1000码。护卫舰队由一艘驱逐舰和五艘轻型护卫舰组成，看上去有点单薄。

在舰桥的第一晚，主要是指挥官在讲其自身经历。一战期间他曾是一艘驱逐舰的舰长，到1918年，他已经领导着整支舰队了。他不断地提到像泽布吕赫（Zeebrugge）和加利波利半岛（Gallipoli）这样的名字。他讲完自己的故事，就开始问我丽莲·吉许最近怎么样。我告诉他吉许小姐身材保持得很好。那晚我离开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友谊已经有了一个很不错的开头。

海上的最初四天我在无聊中度过。白天我拍摄从桅杆到机房见到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而晚上我就到舰桥上给指挥官讲述我在牙医诊所的娱乐杂志里看到的所有明星故事。我向他暗示我是个很正派的人，但他仍然认为我肯定也多多少少卷入了这些好莱坞的丑闻。作为交换，他告诉我有一次他率舰队开往苏联的摩尔曼斯克（Murmansk），靴子竟冻结在甲板上，整整三天没法移动。指挥官在公海上航行时从不喝酒，而我的口袋里装着随身的酒壶，边跟他聊边来上两口，用来抵抗寒冷。午夜过后，靠在舰桥的栏杆上，我有时觉得自己好像是在第三大道（Third Avenue）某个漆黑的酒吧里。

到目前为止，我的“北大西洋战役”过得非常愉快——事实上简直是太愉快了。然而，船员们完全不理会我对动作场面的渴望，他们压根就不在乎将来登在《科利尔》杂志上的报道是不是精彩。

第五天我碰到了真正的北大西洋大雾。驱逐舰在我们的船旁边停下，用信号灯给我们传信息。指挥官转过头对我说：“如果你在大雾里也能拍照，卡普拉，这下你就能抢到独家新闻了，一队德国潜水艇在前面30英里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不管有没有雾，指挥官都决定改变航线。现在我们在舰桥里还看不见我们的船尾，而且还严禁使用无线电通讯，与船队保持联系只能使用雾号（foghorn）。那艘应该在我们左面的挪威油船从右面回应了两长三短的汽笛信号；那艘希腊货船原先是船队的最后一艘船，离我们有3英里，现在却在我们船头前方50码的地方按了三声长汽笛。总之，这23艘船上的雾号发出的号声响得连柏林都能听见。指挥官咒骂着所有远的或近的船长。但此时没必要担心撞船。德国潜水艇已经发现我们了，我们的护卫舰正在投放深水炸弹。

我把我珍贵的护照和《科利尔》杂志给的钱裹进防水烟草袋里，心里却为我无法拍到如此精彩的场面而感到遗憾。

指挥官发出信号让船队散开，从现在开始，每艘船就得靠自己了。不止一次我听到其他船向我们的船靠近，而且靠得很近，但深水炸弹的爆炸声却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48小时后，大雾被灿烂的阳光刺穿。其他23艘船都在周围，甚至连护卫舰队都在。实际上，我们还保持着队形，只是原来在中间的船现在在外围，原来拖在最后的希腊船现在却开在最前面；而我们的船落在很后面。

* * *

此时海平面上出现一个黑点，过了一会儿它开始发射信号弹。我们船上的信号兵铁板着脸把信号翻译给我们听：“报告长官，是皇家海军“收获者”号驱逐舰（HMS Harvester）请求我船分一些啤酒给他们。”

“告诉他们过来拿吧。”

于是那艘驱逐舰绕着船队转了几个花哨的弯之后，喜气洋洋地开到我们船边。那位英国驱逐舰舰长站在舰桥上，用扩音器对我们说：“看见你们真高兴，长官，你的船队竟然全都在。”

“很高兴见到竟然没有啤酒的英国海军！”

“我们用完了深水炸弹，只能扔啤酒桶招呼德国佬了！”

* * *

我们船的桅杆上突然升起一面我看不懂的旗帜。信号兵告诉我这意思是：“很高兴在大家后面领航，但请恢复原先的队形。请注意。”

其他船纷纷回应了信号。挪威油船差点碰到希腊货船；瑞典人全速向后退直到我们看不见为止；法国船报告说他们的锅炉坏了，不得不留在后面。经过四个小时的调整，船队22艘船全速前进。

当天晚上，我到舰桥上找指挥官，他没怎么理我。正当我准备回自己的客舱时，他突然放松下来，问道：“顺便问一句，卡普拉，你见过克拉拉·鲍吗？”

* * *

第二天我们就发现驱逐舰的啤酒桶炸弹并没有发挥作用，那些德国潜艇又把我们包围了。我们的驱逐舰在船队周围发射了一圈磷光烟幕，然后开始用无线电呼救。照理另一艘游弋的驱逐舰这时候应该与我们会合，所幸他们准时赴约了。作为《科利尔》杂志“北大西洋战役”报道的完结篇，我们见识了英德战舰的一场精彩的近距离激战，而我们整个船队则竭尽全力用所有的炮口发射浓烟。

当我们看到爱尔兰海峡的灯塔时，我已经拍完了所有照片，而我的想象力也已经被好莱坞故事榨干了。

我第一次看见指挥官走下舰桥，现在只有他的信号兵和我在上面。他是个沉默的人，整个旅程中没有说过一句废话。他确认指挥官走了之后，轻声对我说：“这老头是个了不起的家伙，但请允许我说句实话，他告诉你的有些故事……”

他的话让我心情好了不少，但我决定在这里首先要向弗兰克·卡普拉夫人致以诚挚的歉意。

* * *

进入海峡之后，我们改变了队形，两船之间的距离缩短为100码。现在，第一次可以使用无线电通讯了，每艘船都被单独告知了停靠地点。我希望我们的船能停在利物浦，并开始计划我在伦敦萨沃伊酒店的第一天。但是战时船只管理局没让我如愿以偿：我们得到命令停在爱尔兰海域，等候贝尔法斯特（Belfast）的进一步指示。

这样我就没法去萨沃伊酒店了。指挥官跟我说这不算太糟，他知道贝尔法斯特哪家酒吧最棒，我可以在那里打发时间，至于他自己，则有一大堆积压的工作要做。

我们的船刚抛锚，就有一艘摩托艇开过来，几个移民局戴礼帽的先生登上我们的船。检查到我的时候，先生们忙着看我的证件，他们一次次地摇晃着礼帽，好像一点儿都不满意。当他们看到我的照相机和胶卷时，帽子摇得就更厉害了。我跟他们提起华盛顿那位海军武官的密码信，但他们一脸茫然。绝望之下，我只能故意开玩笑说我真的不是德国来的赫斯先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用降落伞登陆英国的。但他们并不觉得好笑。他们告诉我，战争时期只有大英帝国的公民才能在北爱尔兰登陆。我只能待在船上，直到我们停靠在英格兰的某个港口。到时那里的政府机构会决定我的命运。

指挥官对我的遭遇深表同情。他把他的舱位让给了我，并跟我说我讲的那些故事非常有趣，然后跟移民局的人一起上了岸。现在船的指挥权又回到了船长手里，他安慰我说再过三天他就会接到命令开往英格兰。他还很兴奋地告诉我由于船还没有正式入港，船上的商店仍然对我开放，苏格兰威士忌只要七个多先令。

我搬进指挥官的客舱，叫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一边听第一电台的节目，一边玩二十一点。到晚上10点，酒瓶已经喝干，《科利尔》杂志的钱只剩150美元。我又叫了一瓶酒，但是客舱服务员却空着手回来，他用奇怪的表情打量着我，说船长叫我到他房间里去一趟。

我胃里装了过量的威士忌，跌跌撞撞地走向舰桥，隐约有一种大难临头的预感。我在那里认出了船长和两个海军军官。他们叫加比奇和米勒，在确认我的名字叫卡帕之后，他们让我交出照相机、胶卷以及笔记由他们保管。我跟他们说不，我不会那么做。我要和我的照相机、胶卷与笔记在一起。而且，我强调说我到达英国之后理应受到英国海军在设备上的援助，而现在根本就没有，相反，我还被粗暴地搁置在爱尔兰海上的一艘空船上。现在我将待在船上，等我一到英格兰，我就要好好地投诉这一切。

他们两个嘟囔了几句现在是战争时期，然后就退到角落里研究一张神秘的纸条。准备了几分钟后，反复读了那张纸条至少三遍，然后他们走过来坚持要我立即交出照相机、胶卷和笔记。对于这个新情况，我可一点儿都不喜欢。

突然，透过苏格兰的迷雾，我终于明白了所有的事情。我告诉他们两个我知道那张纸条上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们那个华盛顿的海军武官应该给每个英国的港口都发送了密码信，说有一个叫罗伯特·卡帕的人将乘船来，他带着照相机和胶卷——那个人就是我，我和我的照相机将受到友好的帮助，并被安全送达海军部。他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回去向驻华盛顿的大使馆证实此事，并通知海军部我就在这艘船上，将于某个时间到达英格兰。

加比奇和米勒看了看这纸条，再互相看看，然后把纸条递给了我。很肯定，那上面说到了胶卷、照相机和卡帕，但由于用密码的形式写着，而且被解密了很多次，现在它的内容就像《圣经》一样可以有无数种解释。此时加比奇的态度一下子温顺起来，问是否可以和我在私下里谈几句。

“我们很肯定你说的是对的，先生，”他踌躇地说道，“我也希望你能信任我们，能相信我下面要告诉你的事。”

我很高兴情况得以改变，继续听下去。

他说他和米勒都服务于贝尔法斯特的海军情报处。他们前一天的工作非常繁重，所以下了班之后他们就去酒吧里喝了一杯。在那儿他们遇见了多年前的一个老同学，现在是一艘扫雷舰的舰长，他邀请他们去他的船上坐一坐，因为那儿的酒比酒吧里便宜得多。事实证明那老同学说得没错，他船上的酒又多又便宜，他们一直喝到刚才才回到办公室。那时他们看见了这张纸条。现在，如果他们空手回到海军情报处，他们就必须承认有特殊情况发生耽搁了他们。如果我不帮他们，他们的麻烦就大了。加比奇继续说，如果我能和他们一起上岸，他们保证我将和我的照相机、胶卷以及所有东西以最快最好的方式到达伦敦。

这种情况下，表现得宽容大度是很容易的。我决定帮助英国海军，带上三瓶威士忌，就跟着加比奇和米勒走了。一片漆黑中，我们从一条摇晃的绳梯上爬下，那里等着一艘我见过的最小的摩托艇，正在不耐烦地上下跳动，我们登上摩托艇开走了。

但我们的麻烦还没完。摩托艇的驾驶员回来告诉我的那两个新朋友说现在是晚上11点半，海关和移民局都关了，要明天早上8点才开。无论如何我都没法上岸了。

我们三个都非常不高兴，但这次米勒出了个主意：“如果我们能找到那艘扫雷舰，我们就能舒舒服服过一晚，到早上我们再上岸。”

* * *

我们用了两个小时才摸黑找到了那艘扫雷舰。那个舰长在认出加比奇和米勒之后问他们是不是带来了什么好酒。米勒回答说他们不仅带来了好酒而且还有卡帕。舰长以为“卡帕”也是一种酒，就热情地邀请我们上了船。而那个摩托艇驾驶员则在新的麻烦发生之前，很明智地消失在黑暗中。

扫雷舰的舱位勉强能容下我们四个。舰长问起威士忌，我拿出带来的三瓶酒。接着他又问卡帕在哪儿。加比奇就把整件事告诉了他，可他越听越糊涂，轻轻摇着头问：“我只想问一件事：这事到底办成了还是没办成？”

噢，当然办成了，加比奇回答说，而且不管怎样我们现在也没什么可做的。

我们开了瓶，先为英国海军干杯，再为我乘坐的那艘商船干杯，最后为扫雷舰干杯。接着，那舰长转向我说为鲍里斯国王干杯，马上又神秘兮兮地加上一句：“绝无恶意，老伙计，但你不觉得你们的国王站错了队？”

我回答说鲍里斯国王跟我没关系，他是保加利亚人，而且肯定站错了队。我接着说，不幸的是，跟我有关的匈牙利的霍尔蒂海军上将，他也站错了队。舰长为此感到很抱歉，但我们有足够多的事值得干杯，所以也就很快改变了话题。

第二天早上6点，我带着宿醉和沉默不祥的预感醒来。我们刚要给港口发信号叫摩托艇过来，信号兵就进来说接到命令要马上开始在爱尔兰海域扫雷！我们给海军情报处发信号说卡帕将在爱尔兰海域扫雷……一切都将得到解释……

* * *

我们在公海上总共待了三天。在回来的路上我们从头到脚收拾了两遍，然后很认真地排练了一遍我们将要陈述的理由。

船开过灯塔的时候，我们发信号给海军情报处通知他们我们回来了。现在，慢慢靠近港口的时候，我们透过窗子看见那儿有一大群穿着蓝制服的人等着我们。舰长相信他除了指挥权之外没什么可失去的，加比奇和米勒猜想自己会被拘留几年，而我则连想都不愿想。

刚一靠岸，海岸警察就上船来安静地听了我们的陈述。然后他站起来说：“你们讲的也许有些是真的，但英国海军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把扫雷舰当作入境者旅馆的先例。”

他说完就走了，并通知我们负责贝尔法斯特海港的上校先生将亲自询问我们。

上校很快就来了，加比奇、米勒和扫雷舰舰长在解释的时候，他一句也没说。轮到我说的时候，我说我出生在匈牙利绝不是加比奇、米勒和舰长的错……

“在哪儿？”他打断我问道。

“匈牙利，”我回答说，“在布达佩斯。”

上校搓着双手说：“我的孩子，今晚你一定得和我们共进晚餐！布达佩斯！我妻子就出生在那儿。”

扫雷舰舰长得到了三天休假，加比奇和米勒得到了升级的承诺，而我则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匈牙利晚餐，第二天将由专机送往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