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2年夏

再也不必一早就起床了。我的工作室在第九大街一幢三层楼房的顶层，带一个全景天窗，大床放在一角，电话搁在地板上。没有别的家具了，连个钟也没有。阳光把我晒醒。我不知道现在几点，也不想知道。现金只剩一枚五分硬币。要是电话不响，没有人给我来一顿午饭，一个工作，或是一笔贷款，我会就这么躺着不动。电话没响，但我的胃却叫个不停。我发现继续装睡是没有用的。

我翻了个身，看见门缝下面房东太太塞进来的三封信。过去几周里，我只收到过电话公司和电力公司的账单，所以这神秘的第三封信最终让我起了床。

很显然，第一封是来自爱迪生电力公司的，第二封是司法部的，通知我，罗伯特·卡帕，曾为匈牙利公民，现在身份未定，被列为潜在的外国敌对分子，所以我必须上缴我的照相机、望远镜和枪支等物品，而且任何离开纽约10英里以上的旅行我都必须特别申请。第三封是《科利尔》（Collier's）杂志的编辑写来的。他说杂志在仔细评估了我的作品剪贴簿两个月后，忽然确信我是一个出色的战地摄影师，并决定给我一项特殊的拍摄任务。杂志社已经为我订好了船票，48小时后前往英国，信里还附有一张1500美元预付金的支票。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我有一台打字机并有足够多的字符可用，我会回信给《科利尔》杂志，告诉他们我是个外国敌对分子，我甚至都不能去新泽西，更不用说英格兰了，我带着照相机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市政厅的敌国侨民财产委员会（The Enemy Aliens' Property Board）。

我没有打字机，但口袋里有一枚五分硬币。我决定扔个硬币试试运气。如果是正，就算顶着谋杀的罪名也要去英国；如果是反，我就退回支票并向《科利尔》解释这个情况。

我抛了硬币，它掉在地上——是反面。

然后我马上意识到，硬币里是找不到未来的，我将保留并兑现那张支票，无论如何都要到英国去。

* * *

纽约的地铁接受了我的硬币，银行也接受了支票。我在银行旁边的詹森餐厅花了2.5美元吃了顿丰盛的早餐。好了，现在一切都定了，我不可能拿着1497.5美元再回头去《科利尔》杂志社，那一定会有麻烦的。

我重读了他们的信，确认我的船将在大约48小时之后起航。然后我又重读了司法部的信，想弄清楚该从哪儿开始。我总共需要一张征兵局的豁免证，一张美国国务院和司法部出具的出入境许可证，一张英国签证，以及用来贴签证的护照。要搞到这些东西，我可承受不起一上来就碰壁，所以我要首先找到一个能够听我解释并理解我的人。我碰到了麻烦。可是，美国人才刚开始意识到什么是麻烦，而英国人已经参战两年多，应该已经习惯麻烦了。我决定先从英国这边入手。

从詹森餐厅到机场只有五分钟的路。不到一个小时之后就有一班去华盛顿的飞机。我买了一张机票——《科利尔》的钱还有很多。

两个半小时之后，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到了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门前，我要求见使馆的新闻专员。接见我的是一位身材单薄的英国绅士，他的脸很红，表情厌倦。我报了自己的名字，但不知道该如何开始讲自己的故事。于是我给了他那两封信，一封是《科利尔》杂志社的，一封是司法部的。他读了第一封信，没有任何反应，但他读完第二封信时，嘴角闪过一丝微笑。多少受了这个微笑的鼓励，我掏出那封还没拆过的爱迪生电力公司的信递给他，我知道那是给我的停电通知。他看了之后示意我坐下。

他终于开腔说话，想不到竟然充满了人情味。战前他一直是个地质学教授，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墨西哥快乐地研究火山顶层的土壤构成。他不太关心政治，但这是战争，他们征召他做了一名新闻官。从那之后，他的工作就是从英国的利益出发，否决各式各样的申请和要求。他向我保证，说我的情况把他以前处理过的所有案子都比下去了，我是冠军！我心里充满了对他和我自己的同情，于是，我提议共进午餐。

我们去了卡尔顿饭店，在等位子的时候喝了无数杯马提尼。我的英国同伴在喝了酒之后热情了不少，我开始感觉到《科利尔》杂志，这位专员以及大英帝国都已经和我站在一起了。等到终于有了位子，我拿起菜单先点了一份生蚝。五年前，我在法国花重金接受了酒文化教育，至今还记得在每个有关彼得·温莎勋爵（Lord Peter Wimsey）的神秘故事里，吃生蚝时都要配上一种叫蒙哈榭（Montrachet）的最好的勃艮第白葡萄酒。蒙哈榭1921列在菜单的最后一行，非常贵，但却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选择。专员告诉我，15年前他在法国度蜜月时，就是用这种酒征服了他的新娘。所以当第一瓶酒喝光的时候，我们正在大谈对法国以及蒙哈榭的热爱；喝光第二瓶时，我们达成了一个伟大的共识，一定要把德国鬼子赶出“美丽的”法兰西。喝完咖啡，就着卡洛斯一世（Carlos Primero）白兰地，我跟他讲了我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同共和国军待了三年的经历，以及我是何等理所当然地痛恨法西斯。

回到大使馆，他打电话给国务院。他找到了某个高层人物，并直呼其名，说“老朋友卡帕”就在他的办公室里，有非常重要的事务要去英国，会在15分钟后到他那儿办出入境许可证。挂了电话之后他给了我一张写着名字的纸条。15分钟后，我如约来到国务院。接待我的是一位穿着得体的绅士，他在一张表格上填了我的姓名和职业，签了名，告诉我明早9点到纽约港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的入境办公室领取许可证。然后他送我到门口，松了口气，像老朋友一样拍拍我的背，对我眨着眼，并祝我“好运！”

回到大使馆，我发现我的专员朋友表情严肃，甚至有点担忧，直到我告诉他第一步十分顺利，他才放松下来。这一次他打电话给驻纽约的英国总领事。他说“老朋友卡帕”将前往英国，万事俱备，只缺护照。过了10分钟，打了几个电话之后，这位大使馆的海军武官、教授已经和我在一个小酒吧里举杯预祝我旅行的成功了。现在我该去赶飞机了，在离开之前，专员向我保证他会给英国的每个港口传信说我会搭船来英国，随身会携带照相机和胶卷，我会得到各方的帮助，被安全送达伦敦的海军部大楼。

在回纽约的飞机上，我下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英国人真是一个伟大，他们具有出众的幽默感，当你身处绝境，英国人会是你最好的帮手。

* * *

第二天早上，纽约的英国总领事认为我的情况很不平常——但这场战争同样很不平常。他给了我一张看上去很平常的白纸，让我写下姓名，解释没有护照的原因，并注明我要去英国的事由。

我写下关于我的情况，罗伯特·卡帕，生于布达佩斯，霍尔蒂海军上将（Admiral von Horthy）和匈牙利政府从没喜欢过我，我也从没喜欢过他们。自从希特勒吞并了匈牙利之后，匈牙利领事馆就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我是匈牙利人。所以，只要希特勒还控制着匈牙利，我就肯定拒绝匈牙利国籍。我从小就受到我的犹太祖父的照顾和庇护，所以我痛恨纳粹，并认为我的摄影作品会对反抗纳粹的宣传工作有用。

我交还这张纸的时候有点担心我的拼写，但他在上面盖了章，用一条蓝带捆着它，就这样，我的护照诞生了。

* * *

早上我就要出发了，还缺四五张次要的许可证没搞到。我的母亲，她就住在纽约，一直陪着我。我忙着搞这些必要的盖章的纸片时，她就坐在出租车里等我。每次我回来的时候，她都静静地坐着，试图从我的表情里读出答案。那天早上，她内心的挣扎肯定十分剧烈，为了我的前途，她希望我能拿到所有的许可证顺利离开；而作为一位母亲，她却在心里祈祷最好有什么事出错能阻止我再次踏入战争。

我终于办齐了所有的证件，但比开船的时间已经晚了一个半小时，我母亲最后的希望就是我的船已经开走了。

但我们赶到码头的时候，那艘又脏又旧的商船还停在那儿。一个高大的爱尔兰警察拦住了我，我给他看了我的证件。

“你迟到了，”他说，“你最好利索点。”

我母亲只能送到这里了。此时，她不再扮演“战时伟大母亲”的形象，而变成了一个内心充满爱的犹太母亲，长久以来压抑的泪水从她美丽的褐色眼睛里涌出。那个身高两米的爱尔兰警察伸手揽住我一米五几的母亲说道：“女士，我请你喝一杯。”

我最后吻了母亲一下，然后奔向船的跳板。

我最后看到的美国是那爱尔兰警察和我母亲走向酒吧的背影，矗立在酒吧旁边的摩天大楼仿佛突然微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