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汉初年的民族关系

汉初，在中原以外的周边民族，同秦代相仿，北方主要是匈奴，东南和南方民族统被称为越。“西域”一带有大月氏等众多民族。不过，当时与汉王朝关系最密切的只是匈奴和南越。本节仅叙述西汉政权同匈奴和南越的关系，其他各族留待下面几章研究。

一 西汉统治者对匈奴的退让和妥协

汉初几十年间，正是匈奴奴隶主国家向四周发展、扩张的时期。而中原的汉王朝刚刚在战火中建立起来，主要致力于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加强中央集权，无论从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均无力抵抗匈奴的南侵。因此，这个时期西汉王朝对匈奴基本上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

“白登之围”高帝被困 当楚汉战争正在进行之际，开始强大起来的匈奴奴隶制国家，在冒顿单于统治下，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北征丁零、坚昆等部（约在今内蒙古至西伯利亚一带），南灭楼烦、白羊（约在今内蒙古南部），重新占领河套地区，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虎视眈眈地对着南方，声势逼人。

就在刘邦称帝的次年，高帝六年（前201年）冒顿单于发兵围攻马邑。是年九月，早就同匈奴关系暧昧的韩王信放弃抵抗，与匈奴勾结。次年，韩王信与匈奴联合进攻晋阳（在今山西太原）。高帝七年（前200年）十月，刘邦亲率军队剿击韩王信，于铜鞮大破叛军。韩王信公开逃往匈奴，与匈奴人及部下残军继续同汉王朝为敌。匈奴左右贤王率万余卒在广武（山西代县西北）、晋阳一带与汉军周旋。时值天寒大雪，汉军士卒多被冻伤，“坠指者十之二三”（《汉书·匈奴传》）。冒顿为迷惑汉军，故意隐匿其精兵，暴露老弱士卒。刘邦被骗，率三十万汉军向匈奴进攻，当汉军逾过句注山（山西代县北）时，奉春君刘敬劝阻刘邦退兵，他说：“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胔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然而，刘邦非但不听劝阻，反而斥刘敬“妄言沮吾军”（《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将其关押问罪。

刘邦率汉军至平城（山西大同西北），在步兵主力尚未全部集结之时，冒顿已率匈奴三十二万精锐部队，将刘邦围困于平城东南之白登山。汉军被截为内外两部，刘邦及被围困于白登山上之汉军将士七日七夜不得突围，中外不能相救，情况万分危急。此时，陈平献计：派人贿赂单于阏氏（即夫人）。阏氏接受贿赂果然劝说冒顿：以匈奴不能久居汉地及“汉主有神”（《汉书·匈奴传》）说服他，令其解围。恰值叛投匈奴之降将王黄、赵利也未按单于约定时间会师，引起冒顿怀疑。使冒顿决心动摇，遂围开一角，陈平等趁隙保护刘邦突围而出，至平城，汉军主力已至，匈奴失去战机，乃撤兵。刘邦知匈奴撤兵，不敢恋战，派樊哙收复代地，自己率兵退回广武。

平城之战，白登被围使刘邦认识到西汉王朝暂时无力与匈奴较量，从此改变对匈奴的对策。

高帝时与匈奴的和亲 刘邦率兵退至广武后，立即释放囚禁的刘敬，并向其认错：“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并封刘敬二千户，爵关内侯，称建信侯。当年十二月，匈奴再次攻代，代王喜弃国逃回，刘邦仅贬其为合阳侯，而未加深究。

然而，匈奴并不因汉朝退让而停止进扰，刘邦苦于无力抵抗而问计于刘敬。刘敬献与匈奴和亲之策：将汉公主嫁于冒顿单于为阏氏，并送以厚礼。这样，匈奴“贪于重币”，又因“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亢礼者哉？”（《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刘敬所说的和亲理由，虽然很勉强，但在当时汉王朝急需稳定，而又无力抵抗匈奴入侵的形势下，这种和亲政策乃是惟一可行之法。因而立即被刘邦接受，只是吕后不愿将惟一的女儿“弃之匈奴”。只好于高帝九年（前198年）冬，将一庶人家女儿冒充公主嫁与匈奴，并派刘敬为使前往匈奴结约。

与匈奴开始和亲以后，双方“约为兄弟”，西汉政府除奉汉宗室女翁主嫁给匈奴单于为阏氏外，还要每年将大量的絮缯肉食物等送给匈奴，这沉重的负担，换得了汉初的边境安宁。在此期间，刘邦还采纳刘敬提出的“强本弱末之术”（《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将齐国大姓田氏及楚国之屈、昭、景三氏和燕、赵、韩、魏之豪族大姓与平民迁徙到关中，一方面防止他们叛乱；另一方面防备匈奴，从而使关中增加十余万人口。这一系列措施暂时中止了匈奴的入侵，“冒顿乃少止”（《汉书·匈奴传》）。直到高祖末年，虽有卢绾率万人投降匈奴，骚扰至上谷（治所在沮阳，即今河北怀来东南）一带，但匈奴亦未大举向中原进攻。

惠帝高后对匈奴的退让 和亲政策虽然能暂时缓和同匈奴的矛盾，但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自刘邦死后，匈奴“冒顿浸骄”。惠帝三年（前192年）冒顿派人送来羞辱吕后之国书。书中，匈奴单于以庄重的口吻，表达了极其轻薄、下流的内容，谓：“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竟极为荒唐地欲与汉王朝最高统治者、已经当祖母的老妪吕后结婚，显然，这是对西汉王朝的嘲弄和侮辱。见信后，吕后及朝廷上诸大臣均怒不可遏。老将樊哙慷慨请命：“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义愤之情溢于言表。朝臣中几乎众口一辞，均主张斩匈奴使者，“发兵而击之”。在场者唯中郎将季布一人提出异议，他说樊哙空话欺人，“可斩”，季布指出，高帝时，樊哙为上将军，汉兵三十二万众，哙尚不能解平城之围。至今记忆犹新，而樊哙又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显然是“面谩”。季布的分析确有道理，依当时汉王朝的实力，根本无力与匈奴对抗，樊哙的豪言壮语于事无补。如何处理这封充满亵渎之辞的国书？季布提出：“且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高后一听大喜，忙称“善”，立即令大谒者张泽给单于复信。信中不惜卑躬屈膝，向匈奴单于乞怜：“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坠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与这封屈辱的复信一起，汉王朝还给匈奴冒顿单于送上“御车二乘，马二驷”求得和解。冒顿得书，高兴地说“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汉书·匈奴传》），并给汉回赠马，又恢复和亲。汉又一次“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汉书·惠帝纪》）。

依当时的形势而言，吕后听从季布之策，以和亲手段维持和平，亦无可非议。但为求得匈奴的宽怜，竟不顾尊严，以自污之辞求和，毕竟有失西汉王朝的国格。

贾谊痛陈边患 至文帝时期，匈奴在边地骚扰加剧，前三年（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进攻河南地，至上郡杀掠人民，丞相灌婴奉命率车骑八万五千，将匈奴驱逐出塞，初步取胜。此后，汉匈继续维持和亲的关系。文帝六年（前174年）汉政府又给匈奴送去黄金、锦、绣等物。是年，冒顿死，其子稽粥继位，是为老上单于（前174年至前160年）。老上单于初立，西汉王朝依惯例将宗室女翁主嫁与匈奴老上单于为阏氏。在翁主随行人员中，宦者中行说不愿远涉大漠，扬言：若定要我去，定与匈奴联合为患于汉！后被迫随翁主至匈奴，果然投降，并深得匈奴信任。由于中行说洞悉双方情况，又有较高之文化，故为匈奴精心谋划。如他劝匈奴人勿用汉人之缯絮和保持游牧族衣旃裘、食重酪之习惯，以免丧失战斗力，又教单于左右书记，以计算牛羊牲畜。同时，他还教会单于轻蔑汉王朝的种种方法，如汉王朝给匈奴书，以一尺之牍，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而匈奴回书则以尺二寸牍，印封等皆较汉之广大，其辞倨骜。都是中行说所献之策。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日夜教单于侯利害处”（《汉书·匈奴传》），致使匈奴为患日大，汉政府和边地人民遭到损失，愈来愈严重。

面对这种形势，西汉王朝大臣中有许多人上疏，痛陈匈奴为患之害。其中以贾谊在《治安策》中写得最为沉痛：

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可为流涕者此也（《汉书·贾谊传》）。

他向皇帝大声疾呼：“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汉书·贾谊传》）贾谊的上述言论，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汉族士大夫的心情，其情可感。惜其未能提出任何可行之法，故丝毫未能改变匈奴进犯的形势。

晁错的“募民徙塞”之策 匈奴对汉的入侵，并不因有贾谊等慷慨陈词而稍有收敛，反由于有汉奸中行说之流的实际策划而愈加猖狂。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十四年（前166年），匈奴连续入侵，其前锋深入至甘泉（陕西淳化）和雍（陕西凤翔），火烧回中宫。虽均被击回，但杀掠甚巨。文帝后二年（前162年）汉政府又派人至匈奴言和亲，以恢复和平关系。匈奴亦派人回报，形势有所缓和。但不久，于后四年（前160年）匈奴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前160年至前126年）。至文帝后六年（前158年）军臣单于率众向汉大举进攻，由云中、上郡分两路向南进攻，首都报警，朝廷紧张部署：“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次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次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次棘门以备胡。”（《汉书·文帝纪》）幸而匈奴未进攻长安，仅在汉境内掠夺达数月之久，才被击退。

随着匈奴入侵的频繁和西汉国力逐渐加强，防御和反击匈奴的问题，已被提到日程上来了。当时尚为太子家令的晁错曾多次上疏，提出“御胡”建议，其中“募民徙塞下”是“御胡”的重要策略之一。其主要内容为：

（一）改革戍边制度。改革过去“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的办法，迁徙部分居民到边塞屯戍。一面种田，一面备“胡”。

（二）迁徙到边塞屯戍的，主要是奴婢、罪人和平民。对这些“久居危难之地”的居民，政府加以鼓励和支持：“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若无夫或无妻者，官府还应“买予之”，以使他们“久安其处”。还应给屯戍之家修建“一堂二内”之住宅，“置器物”，“置医巫”等等。使民有久居之心。

（三）将屯戍之民以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死不还踵矣”（《汉书·爰盎晁错传》）。晁错的建议，不失为加强边防的可行之法。后来文帝在不同程度上曾予以采纳。而《募民徙塞下》则成为一篇古代著名的论文。

为加强同匈奴的战斗实力，文帝时还特别实行鼓励养马的政策，“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后汉书·食货志》），还在西北边境设立了三十个牧马所，用官奴婢三万人从事牧养，繁殖战马，这些措施对防备匈奴大规模入侵，起到一定作用，尤其对后来武帝时反击匈奴将要起重要作用。正因如此，在景帝一代，尽管匈奴“时时小入盗边”，但始终“无大寇”（《汉书·匈奴传》）。双方力量的对比，在逐渐发生变化。

二 汉初的“南越国”

南越国的出现 岭南地区，在秦统一后就成为秦王朝领土版图的一部分，秦王朝在这里设置了桂林、南海和象郡。

在秦末农民起义爆发以后，岭南地区关山阻隔，与中央断绝往来。秦王朝委派的南海尉任嚣“病且死”，见秦朝将亡，就把属下的真定（河北正定）人、南海令赵佗任命为南海尉。任嚣死后，赵佗“诛秦所置吏”，以自己亲信代替，并断绝通往中原之道，聚兵自守。当秦灭亡的消息传来之后，赵佗便于高帝三年（前204年）自立为南越武王。此后，在中原王朝南边，就出现了一个“南越国”。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无暇顾及南越。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刘邦特派“名有口辩”的陆贾出使南越。至南越后陆贾向南越王宣扬西汉“国威”，使赵佗既仰慕又畏惧，遂欣然接受刘邦给予的“南越王”封号，从此“称臣奉汉约”。成为西汉王朝下的一个属国。

南越虽地处南端，为越族聚居地区，但其国内制度，与西汉王朝属下之其他诸侯国基本一致。其国内行郡县制，据考证，西汉之“南越国”内至少有南海、桂林、苍梧、交趾、九真、日南六郡。官制也与其他诸侯国相仿。从考古资料可知，南越国使用的货币及通行的度量衡制，都是与中原一致的。可见，此时南越乃是西汉统一的封建王朝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赵佗的“称帝”和“称臣”由于地处遥远的南部边陲，汉初的南越国同西汉政权间的关系，也不像中原各诸侯国那样简单。在几十年中，南越王赵佗经历了“称帝”和“称臣”的变化，反映了南越国同汉王朝复杂的关系。

开始，西汉君臣对南越国抱有戒备心理。高后四年（前184年）夏五月，朝廷上有的官员提请禁止中原铁器及雌性马、牛、羊运往南越国。被吕后批准实行，引起赵佗的不满，他猜想：吕后这一决定必是听信距南越最近之长沙王之谗言。就派人向朝廷请求“市易如故”，希望撤销禁令。不料，吕后不但不准，反而将南越国派来之使也扣押起来，接着，赵佗又风闻留在中原之宗族已被诛尽，在真定之祖先坟墓也被掘烧。一气之下，决心拒汉而称帝，高后五年（前183年）春，赵佗自尊为南越武帝，并派兵北攻长沙国，破边邑数县而去。

赵佗称“帝”后，吕后也曾派兵前往镇压，因为中原派去之士卒不服南方水土，且多被瘴疫所染，致使汉军一年多也不能抵五岭。到吕后死时，只得收兵罢战。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即位后，对“四夷”“喻盛德”（《史记·南越列传》），采取安抚政策。先将赵佗在真定之祖坟“置守邑，岁时奉祀”，对其留在中原之亲属均“尊官厚赐宠之”（同上）。又派陆贾持诏书出使南越，令赵佗去帝号，继续对汉称臣。赵佗本不愿与汉王朝对抗，自称帝后“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归汉之心迫切。一经陆贾面喻，立即同意去帝号“顿首谢，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并声明“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从此，又恢复其臣属地位。

总观汉初南越国的历史，可以看出：它同汉中央政权的关系，既与匈奴不同，也与其他诸侯国有异。乃是西汉政权下以少数民族为主要成分的藩国。这种藩属关系，在汉代中央政权尚不够有力之时，能维持一方的稳定局面，对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是西汉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统治的一种较好的形式。不过，随着中央集权加强的需要，这种具有较大的独立性的藩属国，就要被加强皇权的历史趋势所扫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