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历了多轮战略讨论和发展。上海每一次新的发展战略讨论，都起步于对前一阶段战略与发展的反思。在此期间，上海从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国内大都市，逐渐发展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和国际大都市，其速度之快成绩之大有目共睹。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上海对城市建设发展不断进行深入反思有着紧密的联系。

近年来，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持续推进，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健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加强文化人才资源开发建设以及相关保障措施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上海在国际文化大都市排行榜上的地位也得到进一步提升，城市居民的文化获得感和生活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升。这就是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不断推进城市发展的最好说明。

其一，国际大都市是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高度集聚的地方，这种高度集聚为经济活动的高效化和文化活动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国际大都市建设对提升城市能级，改善城市居民生活有积极的正面作用。

其二，一个城市当它想摆脱原有形态和功能的困锁，想快速迈向远景前途时，往往会不断更新自己的阶段发展目标。这对于形成强大的内部发展动力、吸引更多外在资源有积极作用。

其三，战略起于定位和设计，但关键在于推进实施的手段。推进的实质是打破原有的平衡。城市经济的发展的确是可以规划设计的，但是城市的文化和城市精神不能全靠规划设计。因此，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的推进，可以弥补城市文化发展的短板，增强城市的魅力。

其四，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是城市发展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我们主观意志这只“看得见的手”交融互动的结果。城市的发展，政府的作用大有可为，但必须防止“看得见的手”挤压“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空间。

其五，上海城市发展在非经济因素方面的不足，将是上海迈向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无形障碍。在城市经济总量上追赶甚至超越一流国际文化大都市只是时间问题，上海要蓄养城市内涵和氛围，则是一个颇费时日的“酵化”过程。

国际经验表明，国际大都市的培育和发展，不仅仅在经济建设方面，而且还有多元的综合性建设，要从一个更高层面来考察城市建设与发展。国际大都市的魅力，在于其凭借城市综合竞争力产生强劲影响力，城市的独特优势及发展潜力增强城市的吸引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营造浓郁亲和力，城市辉煌的未来前景深具发展想象力，巨大的想象力又提升了城市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加强城市的亲和力。如此良性循环，不断累积和增强城市的魅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世界城市是在城市化及城市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级形态。因此，考察世界城市的发展，首先要置于城市化的历史过程之中，使其具有历史演进的延续性。对于世界城市发展之路的探索，必须研究其内在的动力机制及外部环境条件对其影响。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及研究思路。

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把世界城市发展与城市竞争力联系在一起，视城市竞争力的提高为促进世界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强调走“城市积累”之路。早在十几年前，哈维就观察到全球化的冲击、城市间竞争所带来的影响和一些具有竞争力城市的发展前景。他认为，正是因为城市间竞争及城市经营大大拓展了发达国家各种新型的城市发展空间，这导致了一系列科学公园、现代化中心、世界贸易中心、文化娱乐中心和有后现代设施的大型购物中心等的产生。

迪厄斯（Deas）和乔达诺（Giordano）强调了城市竞争力的根源就是“呈现在每个地理意义单元上的最初的资产存货”。作为这个理论的结果，就是各个公司不断的增加自己的资产实力。克鲁格曼（Krugman）从宏观经济角度阐述了城市竞争力的概念。他认为，城市的成功就是在本地范围内的储蓄聚集。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其实践往往是通过利用这个城市所拥有的本土化资源，将其重新创造为一个知识丰富并拥有不同文化流向的新型城市。

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把世界城市发展与提高国际化程度联系在一起，强调走“城市流动”之路。在这种观点看来，“一个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与它作为国际城市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与网络系统中的其他城市相连，它也可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正如一个城市没有很强的竞争能力，它也会被连接到国际网络系统中。克莱索（Kresl）解释了为什么不用提高一个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它也会在竞争能力以及国际竞争能力上有大幅度的提高。这些学者强调，世界城市之所以要突出其外部联系与流动，是因为世界城市作为全球经济中一个节点，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战略重要性是由它的连通性来体现的。从这一角度讲，一个城市只有在世界范围的流动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前一种观点或多或少代表了早期世界城市发展路径，更多地反映了工业化时期传统世界城市发展模式；后一种观点更多体现了现代世界城市发展路径，反映了顺应全球化与信息化要求的新型的世界城市发展模式。当然，迈向世界城市离不开提升城市竞争力，特别对于后起发展的城市来讲，提升城市竞争力是其迈向世界城市的基础。即便如此，后起发展城市也要看到全球化与信息化带来的新变化，通过城市流动以及与全球建立广泛联系来提升其城市竞争力，充分发挥其后发优势，走出一条新型的世界城市发展道路。

在世界城市发展过程中，除了其内在动力机制或作用机制外，外部环境条件对其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或导致一个城市迈向世界城市的路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城市发展之路，不仅要从城市的兴起过程来研究，而且也要从其衰落来考察。东京曾经被看作是与纽约、伦敦相媲美的世界城市。尽管经济活动规模依然庞大，但就其全球城市中的等级地位来说，正在走向没落。因此，很有必要对东京这一衰落中的世界城市进行考察与研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随着对全球城市的理论研究与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全球城市概念中已经注入了更多的要素，比如伦敦搞创新创意产业，把文化纳入进去，这样就有人提出了全球城市2.0的概念或综合型全球城市的概念。日本森财团的研究提出的全球城市评估的六个方面及其指标就是基于这样的综合型概念。例如，社会公平和绿色发展，是每个城市都必须有的，不是全球城市才有的，也不是全球城市独一无二的竞争力。又如，一个城市的治理水平，不管是全球城市还是非全球城市，也是必须要有的，也不是全球城市竞争力的独特维度。

上海正是基于对全球城市理念认识的进一步深入，对城市发展战略的讨论和反思，依托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历史积累和现实条件，根据城市建设的需要制定了发展的新方向和新目标：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成为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人文之城公正包容、更富魅力，中外文化交相辉映，现代和传统文明兼收并蓄，建筑可以阅读，街区适合漫步，城市始终有温度。这一目标激动人心，也引起了我们对全球城市特征的进一步思考，这种思考必将进一步推动城市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一是全球城市的竞争力应该有两个维度，即经济竞争力维度和可持续性竞争力维度。前者是城市经济功能的全球控制力，后者是城市地点质量的全球吸引力，卓越的全球城市是两者都有强竞争力的城市。全球城市1.0版强调经济功能的竞争力，常常导致经济、社会、环境、文化、治理等系统的不平衡；而一般的城市或全球城市2.0版可以有强的可持续发展竞争力，但不一定具有全球城市的经济功能竞争力。从20世纪的经济增长时代进入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时代，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全球城市发展需要两个系统的双向互动、相互支撑。因此从传统的经济意义的全球城市到未来的卓越的全球城市，不是沿着原来的延长线简单做加法，而是要上一个台阶，在新的起点上做非线性的发展。

在经济竞争力维度层面，上海过去十多年明显呈上升趋势，现在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可以相对稳定地排在前10位。但是在地点质量或可持续竞争力维度层面，上海的环境质量、生活质量常常排在90—100多位，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香港、新加坡有较大差距，在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系统之间有严重的不匹配。上海发展原来比较多地强调“四个中心”（现在是“五个中心”）的经济建设，对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研究不够。现在强调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需要同时对什么是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加强研究。一般而言，经济竞争力要有特色和不可替代性，可持续发展竞争力要有均衡和全面发展性，两者互为因果关系。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上一个阶段主要是经济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那么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就需要用可持续发展提升经济竞争力，后者作为原因的作用在增大。

二是全球城市的经济竞争力要靠创新创意来驱动。对全球城市的经济竞争力，现在更深度的思考是要靠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来驱动来渗透，所以经济竞争力维度包含了金融、科创、文化三个重要的要素。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兴起》一书中，描绘了经济形态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到服务经济再到创意经济的发展过程，认为全球城市是创新创意的城市。他把从事非重复性的创意创新的人，包括科技、法律、艺术、设计、教育等称为创意阶层，认为这应该成为衡量创新城市的非常重要的指标。特别是研究全球城市，世界上已经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即所谓金融科技（fintech）概念，强调资金的流动要有利于支持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科技新产业，这些产业的特点是通过金融服务来使用创新技术。例如东京的目标是到2020年在全球城市排行中能够超越纽约和伦敦名列世界第一。他们注意到单独的金融中心已经当不了未来的全球城市，而是需要创新中心与金融中心相整合，“东京2020”行动计划强调要在东京都及其周边地区建设10个创新中心。这对“上海2035”如何提高全球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应该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即要更加彻底地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建设具有金融科技新版本意义的全球城市。

在提高经济竞争力方面，全球城市特别要发挥好对内对外两个扇面的辐射力。上海作为中国桥头堡意义的全球城市，一方面要对接国际，另一方面要对接区域。应该说，在全球城市理论的中国化中，上海是有优势的。上海建设全球城市，长期对标的短板仍然是对外的辐射力量，但恰恰可以利用它的国内后盾区域来做支撑。现在大家讨论全球城市发展，有一个美国的城市区域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视野，即旧金山湾区。旧金山不在全球城市榜的前十位，但旧金山湾区变成了全球创新区域的一个标杆。它带给上海的启发在于，崛起中的长三角和杭州湾区，应该并且可以变成中国东部沿海的新型全球城市区域，这给上海建设全球城市提供了新的话题。原来的区域中心城市概念是科层制导向的中心—外围观念，认为中心对外部的资源配置作用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因此重在封闭式地自我设计城市发展功能，不管这些功能是否对外部真正有作用。现在看城市区域发展，需要强调网络状的关系，需要从外部的横向需求中强化上海独特的资源配置功能，强调用长板功能加强上海的区域经济和国际经济影响力。上海有很多跨国公司总部，他们是通过上海作为门户城市往中国内部辐射的。但中国本土的公司，通过上海变成跨国公司向外辐射的能力却不成比例，这当然是上海的短板，但上海的长板是有长三角这样的内部非常广阔的腹地。所以，在补短板的同时，更要发挥好长板的作用。

三是全球城市的地点质量强调可持续性的三重底线。经济收入、就业、缩小社会差距、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公众参与水平等是所有城市发展应该注意的方面。这恰恰是联合国强调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概念或一些城市经济学家强调的地点质量概念（quality of place）。建设全球城市要注意到人才对城市竞争力的增强具有“绑架”意义，在发展战略上要从工业城市的People follow business（人追随商业）模式转入创新城市的Business follow people（商业追随人）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建设是商业吸引人才，市长招商引资，招来商业以后，就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就业岗位了。但搞全球城市是倒过来的，变成了商业追随人才，跨国公司追求的是有创新创意潜力的高质量人才，而这些人才追随的是地点的质量。所以城市质量成为了城市竞争力的支撑系统和触发系统。把可持续发展的三重底线纳入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除了包括社会面的生活质量、经济面的经济增长和自然面的资源环境消耗之外，重点是要强调三者之间的关系，要从原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伴随着资源、土地、能源消耗正增长，转向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脱钩。

地点质量的概念对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三个分目标都有启发意义。一是就创新之城而言，原来的营商环境理念只针对那些全球公司，以为全球公司来了，就能吸引人才了。现在发现人才是可以“绑架”全球公司的，因此需要倒过来用地点质量吸引人才，然后吸引高质量的全球公司。二是就人文之城而言，地点质量表现为城市中的人应该不分等级高低可以平等地获得公共服务，而不是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三是就生态之城而言，要从先发展后治理的“摸麻将”状态，转化为资源环境生态约束下的经济社会繁荣的“换麻将”状态。

概而言之，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城市社会经济建设，上海的国际文化大都市与“五个中心”建设，从城市文化软实力和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两个层面共同支撑起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战略目标。首先，文化创意和文化消费是转型发展的两个重要维度，是产业升级和城市经济转型的重要拉动力。其次，上海作为代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参与全球竞争的门户城市，其文化繁荣有益于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开放、创新、包容、内敛的和平崛起价值观，以及共建、共享、共赢的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也有益于中华文化走出去，有利于减少经济摩擦和政治争端。最后，在人文魅力方面，国际大都市强调其对于全球资源的支配能力，而具有创新性的人才则是国际大都市最珍贵的资源。优越的人文环境对于吸引和培育创意阶层，进而提升城市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无疑，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对上海的城市能级提升、人文环境优化和人才集聚有着极大的驱动，从而推动上海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