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15年初，由于承乏为复旦校庆编辑周予同先生文集之便，重新阅读了清末民初不少相关史事。适值《新青年》创刊100周年，遂撰写了《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文，作为该书导言。哪知竟然一发不可收，接下来的两三年内，因为书评、演讲等各种机缘，陆陆续续写就六七篇评论文字。文章长短不一，但大体以人物为重心，关注的话题也颇有衔接之处。首先是晚清以来传统学术转型的若干面相，其次是宋元明清以来士大夫的精神传统，再次则是传统社会后期政治结构的变迁。由于所涉及的人事只是吉光片羽，即便有整体性关怀，也只能作为一个大而化之的叙述背景，供历史评论作蜻蜓点水之用。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的许多变化，尽管在形式上因为西方文明大量涌入，而表现出与元明时代迥然相异的面貌，但在精神结构方面依然是一脉相承。作为个体，每个人似乎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立场，但作为历史观察，我们却不得不在既定的情境下，去努力辨析时势的各种变化。

人类自有历史意识，便应该有了史论吧。《尚书》已经包含不少对过往时代的评论。《左传》的“君子曰”，百家诸子的杂议，正史野史的论赞，汉晋以下的文章，都是历代史论的渊薮所在。有些或许只是对历史事件的兴趣，有些则涉及大势的总结，有些则毋宁说只是为了表达对现状的理解。所以史论中既有传统的政治理论，也不乏历史哲学，有的甚至如陈守实先生所言，“史论即政论”了。历史就像一个万花筒，而史论便是在对历史观象。到底所观之象如何，还要看观象者自身的视野所及。

当然，对历史发言固然容易，发人深省的史论其实却绝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或许只是告诉后人，昔时昔地，曾有昔人，发此一段闲议论而已。晚清以来的中国，时势变化常常匪夷所思，出人意表，似乎总在分水岭处打转，但格局却与晚明清初并无根本不同。闲议论又有何用呢？只不过历史家与哲人的意义，总是如太史公所言，“述往事，思来者”，让人类对自己的生存处境有所晓然。

文字既已问世，便拟置诸天壤。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张钰翰副编审的好意，愿意把几篇小文都为一集，惠予出版。考虑到今年特殊而又平常的意义，以及这几篇文字的前后背景，于是直接以《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为题。书中倘有任何不当之处，敬祈读者方家指正。

是为序。

邓秉元

2019年2月16日于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