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本新书的各章内容反映了我最早的两大研究兴趣。大约在50年前，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冲突的策略》一书，该书的主题为“承诺”（commitment）。对于许诺（promises）和威胁、讨价还价和谈判、威慑和军备控制，以及合约关系来说，承诺都是核心影响因素。我强调了这样一个悖论：对于一个关系、许诺或威胁，以及谈判地位来说，承诺要求放弃一些选择或机会，对自我进行约束。承诺通过改变一个合作者、敌对者，甚至是陌生人对自己行为或反应的预期而发生作用。本书的第一章汇集了关于承诺问题的几篇新文章。

20世纪的下半叶有件最重要的事件没有发生：自长崎原子弹爆炸后世界上再也没有使用过核武器，本书的最后一章对此表示了庆贺。我在1960年书的附录中强调了不使用核武器这一传统，那时才只有15年的这一传统是基于如下认识：核武器是与其他武器根本不同的。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在1964年说到了自核武器首次使用以来“充满危险的19年”。现在已经是充满危险的六十多年了，而核武器没有再被使用过。我们希望这一传统对任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组织都构成压力。我相信，结果主要取决于政策，而非运气。像伊朗和朝鲜这样的国家已经获得了核武器，这是大家都不希望见到的，我们需要一些制度和政策来强化对核武器使用的限制，并防止那些不利于禁止核武器的行为。

在我1960年的书中，有四章是专门讨论核战争与通过军备控制与谨慎策略来避免核战争的。在25年里，该主题一直是我的主要政策研究兴趣。我已经出版了两本核战争和核战争避免方面的书。在过去的大约20年时间里，我的主要政策研究兴趣为温室气体、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这两个方面的主题看似完全迥异：核裂变对红外线吸收。但是这两个主题也有许多的共同点，包括它们对外交方面的要求，以及所提出的挑战类型。核武器要求对军事思维进行前所未有的重新定位，这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在过去的一万年里，气候变化的趋势从未像现在这样显著，这也需要10年或20年的时间来思考如何应对这一不可避免的全球问题。

虽然在气候变化的挑战方面不存在策略对手——气候变化不可能通过威胁或遏制政策来进行阻止——但是这方面的联盟问题可能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形成和发展还具有挑战性。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所提出的“公地的悲剧”、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所提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博弈理论家所创造出的“多人囚徒两难”［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个两难问题（dilemma），而只是一个困境（predicament）］，以及一般的“搭便车问题”，都成为社会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全球大气层是我们必须学习管理的最大的、也可能是最具有挑战性的（或在挑战性方面仅次于核扩散），并且持续时间最长的“公共品”，这里“我们”是指共同分享地球气候的六十多亿人口。本书中有三篇文章重点讨论这一问题。

我发现承诺也是另一个策略领域的核心，这一策略领域为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控制管理自己的行为。在1960年的书中，我只是提及了这一点，而当我于20世纪70年代受邀加入国家科学院的药物滥用和习惯性行为委员会时，我则开始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了。在这个委员会里，我认识了各方面问题的专业人员，包括涉及海洛因、香烟、酒精饮料、大麻、赌博、饮食紊乱、锻炼以及其他“生活方式”等诸方面的专业人员。以前，我只考虑了承诺在影响别人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此时我意识到，当人们在试图控制自己的行为时，只有当他们像对待别人一样，要求自己承诺遵守某种节制方案或行为表现时，他们对自己行为的控制才能常常取得成功。人常常都代表了两个自我，一个是“不正常的”（wayward）自我，还有一个是“正常的”（straight）自我，后者对前者加以控制。如何将这类行为纳入经济理论的核心——理性选择分析框架中，是一个挑战。在《选择与后果》（1984）一书的序言中，我谈到了理性选择：“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我也为理性选择模型所吸引，这一模型至少可以充当一个基准，因为当该模型发挥作用时，我们使用标准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可以以最小的投入获得巨大的产出。”但是我还补充道：“理性选择模型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的一些情形也吸引着我。”本书有三篇文章反映了我这方面的兴趣。

我还在哈佛大学创建了一个吸烟行为和政策研究所；本书中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讨论吸烟问题的。

临终抉择（end-of-life decisions）既是一个吸引人的人际（interpersonal）策略领域，又是一个个人内心（intrapersonal）策略领域。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伦理问题，并可能引起政治上的轩然大波。在本书的《生命、自由或对快乐的追求》一文中，我首先说道：“这本书的每个读者对凯伦·安昆兰（Karen Ann Quinlan）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而且大多数读者都看了不止一个当年的司法判决。”我说这句话的时间是在1988年。而我写这篇序言的时间是2005年，特丽·夏沃（Terri Schiavo）的照片仍然出现在报纸上，我觉得我在1988年的陈述还不完全，于是我将特丽·夏沃的名字加到那句话里，这样年轻些的读者就更好理解了。

1994年我应邀出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毕业生的毕业典礼并做了演讲。当时正好是我从该校经济学系毕业的50周年。“经济学家了解些什么”是我一直想同经济学者谈的一个问题，伯克利分校又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我想讨论一些经济学家视为真理的事物，而这些事物有时仅仅被称作核算恒等式。许多重要的恒等式由于是不可反驳的假说，因而往往被视为非科学，但是它们在其他学科中却被奉为“守恒定律”。

“为什么经济学只解决简单问题”这一题目稍微有点迷惑性，也只是稍微有点而已。

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的一个在环境保护署工作的学生给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说他有一笔外部研究基金，如果在财政年度结束时还没有合适的研究项目，这笔基金就会失去了。他问我是否有兴趣承担一些研究课题，重点分析为什么经济学家热衷于将环境问题放在价格体系范围内讨论。毕竟，其他人都不这么做，立法者、环境管理专员，或环境保护主义者都没有像经济学家这样做。经济学家是不是夸大了价格体系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过分低估了实施方面的困难，并且为自己的理论构建（theoretical construct）所困？或者他们只是没有能够让自己的表述为别人所理解？经济学家所面对的受众是不是顽固地非理性地反对经济学家的观点，抑或是在启用明智政策方面存在着其他可移除的障碍？

我接受了这个学生的科研经费，承担了三个案例研究——苯、航空噪音和空气污染——和一个关于态度的访谈研究。在汇集了研究成果的书中，我需要仔细说明为什么经济学家要使用价格体系；这一说明也包括在本书中，标题为《作为规制工具的价格》。你可能想知道那本书得出了哪些结论，由于这些结论不属于我的研究部分，在此我只提一下其中两点结论。第一，对排放进行计价，不论是采取收税或收费，还是通过所谓的“可交易的权利”或“排放限额与交易”计划，都比所谓的“命令与控制”更行之有效。第二，如果规制标准是正确地基于收益和成本的话，价格体系的诸多优点都可以通过规制来实现，而这个结论是所有作者都没有预期到的，也包括我在内。标准与机制一样，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定价机制的一个主要优点在于对成本和收益的量化。我必须指出的是，在那个研究进行25年之后，欧洲和美国都转为支持使用价格作为环境的规制工具。

《意外研究发现》叙述了一个从未说过的故事。核能和核武器发展的历史故事很丰富，但是还没有一个故事说明武器效果的重要知识是通过一次一次在武器试验场发生的偶然事故而发现的［还没有一个故事提到，1933年一个假想的机投原子弹在离查尔斯顿（Charleston）海岸480千米的水下爆炸了（作为一次武器试验），引起了一次海啸，导致9万人丧生，从而人们预期到了原子弹的潜在威力。］对于喜爱《奇爱博士》的读者，我在本书中添加了发表于《原子科学家通讯》的《流星、恶作剧和战争》一文的部分内容。

《隔离现象的动态模型》发表于《数理社会学期刊》1971年第一期，该期杂志现在很难找到了。此前我已经发表了简略的动态模型；我希望完整版本也能面世。当我使用铜币和锌币对我十二岁的儿子做试验时，我并不知道我所做的正是后来被称作“基于代理的计算模型”或“基于代理的计算经济学”。在《隔离现象的动态模型》这一章序言部分，我提供了对这一过去经验的近期反思，这也是我受邀为一本基于代理人的计算经济学书所撰写的。基于同样的考虑，我在本书中还增添了一篇关于《社会机制和社会动态性》的文章。

在《冲突的策略》一书的序言中，我谈到：“这些文章是‘纯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混合体……在我看来，它们就从未分开过。纯理论研究的促动因素几乎都来自于对‘应用’问题的关注；对理论观点的阐释也都取决于对现实问题的确认。由于研究主题本身的原因或研究学者本身的原因，纯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持续的、强烈的。”45年后的今天，这段话仍未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