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让良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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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雨中的脸,到了我生命的临终一刻还会再想起。在贵州的山野间埋葬了几个死于道旁的路人后,王阳明写下了一篇题为《瘗旅文》的作品,本文的叙述即以此为起点。王阳明这样说及他与死者的交往:“予从篱落间望见之,阴雨昏黑,欲就问讯北来事,不果。”(《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51页)一次又一次,想起这张不再在这个世界存在的脸,想起那脸上的忧伤和阴郁,那种劫数将尽的张皇,我就仿佛看见了未来岁月里自己的脸。这种经验使我坚信,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通过一张陌生人的脸,甚至一头牲畜、一棵树,我们都会与过去或未来的自己相遇。

南方的山野,一过黄昏,天就暗得飞快,雨天尤甚。是秋天了,山道旁已见木叶纷飞,那黄蝴蝶一般的落叶,它们徐缓的落势仿佛对这个世界还充满着无尽的留恋。这僻远之地的驿站,一整天里除了一个商队,再也没有一匹马经过。百无聊赖地听着冷雨敲窗,我不无伤感地想到,又一天就要滑落了,过往的时间就要像落叶一样堆满我们的身后,直至湮灭我们的呼吸。

就在这样一个蛮荒之地的黄昏,那个男子进到了我眼里。准确地说,他们是三个人。透过驿站院子的篱笆,这三个小黑点转过一个山角,顺着驿路慢慢走近了。中间一个年长,走得有些踉跄,边上搀扶着他的两个年齿小些的,看样子是他的仆人或者子侄辈。那男子脸上不加掩饰的悲哀和沉郁一下就击中了我。我还发现他的脸是青色的,只有垂死之人才会有的那种青。

从他们的衣着和神情我一眼就可以断定,他们不是土著,而是来自北方中原一带。万里投荒所为何?就像我三年前从帝国的京城放逐到此一样,这个看上去要比我大上一轮的来自中原的男子(我猜想他是一个级别不太高的下级官吏)又是遭受了什么不走运的事呢?

这就是我与他——一个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放逐官员——的唯一的交往:我透过驿站院子的篱笆墙望了他一眼。就一眼。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的眼神是茫然的,空空的,那种没有了生气的空。我那时当然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他,要不然,我怎么着也要把他拉进驿站,让他用温水烫脚洗尘,喝一盅土法烧制的辛辣的苞谷酒,祛祛身上的寒气。

作为一个政府驿站的负责人员——我的官职是龙场驿的驿丞——如果他提出下榻在此的请求,我是断断没有理由拒绝的,因为我的工作职责就是照料往来的行客,为他们提供服务。但这个可怜的人可能是碍着自己的戴罪之身,竟然在我的注视下走过驿站大门。就在我片刻的犹豫之际,他已经走过驿站,投宿到了对面不远处的一户土著人家。

现在你们已经知道,正是因为我那天的片刻犹豫,没有出门去挽留他,这个北来的行客生命中最后一个晚上被迫在一户苗家度过。在这一点上,我承认我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可是……可是即便我留宿了他,我能改变他走向终焉的命运吗?太多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命若琴弦,生如蝼蚁,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预先知道死亡这只独角兽会在何处跳将出来掳走我们的生命,就像摘下树上的一片叶子。我这么说是在为自己开脱吗?

本来那天晚上我是想去看望那三个中原人的。离京三年,音讯阻隔,北方中原对我来说已如另一个星球一般遥远。有客远来,坐谈帝京旧事风物,在这荒蛮之地也不失为一桩难得的赏心乐事。

吃过晚饭,我都已经穿上了蓑衣,提上了马灯,可是一打开门,肆虐的雨水又让我的脚步在门边滞住了。那雨就像一条条狂暴的鞭子,抽在脸上生疼生疼的。天气实在是太糟糕了。我取消了夜间的造访,却因为牵挂着那三个中原客人,一夜都没有睡好。后半夜,雨声小了下去,山野间的风,却像猫爪子一样不住地在门上抓挠。

我接连做了好几个噩梦,先是梦见姚江边我的老家进了大水,我的父亲抱着一卷书札在雨水中沉浮,大声哭泣。再是梦见我在杭州城外的一处寺院被三个刺客追杀,我顺着山后的小路跑到钱塘江边,刀戟一般的芦苇在我的脸上划出了一道道血口子,夜色中的河流发出巨兽一般的喘息。醒来,雨住风歇,日光已映红了窗纸,驿站的院子里满是断枝败叶。我草草洗漱了一下,就派人去苗家请那三个中原来的客人。不一会,去的人回来了,说那三个人一大早就动身上路了。

噩耗在此后接踵而来,好像是为了报复我昨晚的怠慢。快近中午的时候,有人从蜈蚣岭的方向过来,说一位老人死在坡下,边上有两个同行的哀哀地哭。我不由得叹息,唉,肯定是那个放逐的官员死了,可悲啊。

到了傍晚,又有人来说,坡下已经死了两个人了,那人的儿子也死了。我沉默无语,难言的伤悲让我晚饭也难以下咽。到了第二天一早,又有消息传来,那个仆人也死了!这一下我再也坐不住了,拿起铁铲和畚锸,叫了驿站里的两个年轻人和我一同前往蜈蚣岭。那两个年轻人面有难色,我说,你我同他们还不都是一样的!两人相顾一眼,跟在了后面。

是的,如果说那天晚上我只是挂念他们,现在则是无边无际的内疚把我湮灭了。我内疚,是因为我对他们并非一无所知。我无法置身事外。如果他们三人中有一人幸存,那么幸存的人对死者就负有责任,可是现在他们都死了,剩下一个与他们最有渊源的就是我这个北方人了,而这一切,都是源于我在雨中透过篱墙看了他们一眼!设若是在京城,或者中原的随便哪一个省份,我与这个小吏完全有可能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可这是在边远的贵州呀,任何一个来自文明化的中原地区的人都与我有着内心认同的亲缘关系。

我承认前面的叙述中有所隐瞒。前天晚上阻止我去与他会面的,除了风雨交加造成的不便,还有某种我说不清的不吉利的气息。这种气息正来自那男子脸上在劫难逃的神色。就在我第一眼看到他时,就隐隐约约预感到了他的死亡。他要死,就走得远远的吧,到别的地方去死,到无法让我知道他的死活的地方去死。这就是我当时隐秘的想法。只是我没有想到,死亡来得那么快,离我那么近,而且,奄忽之间三个人全死了!

他的死让我愤怒,但继之而来,我的内心里涌上一股更为广大的同情与悲悯:孤身一人,在黔三年,天知道我哪天可以重返中原,天知道哪抔黄土又将埋我!吾与尔犹彼也。是的,在这世上,我们都是蝼蚁,是尘埃,是一把虚无!我为这三个死于道旁的中原客悲哀,其实也是在为自己悲哀。雨中那张了无生气的脸又在眼前闪过,我已经预见到了自己会遭受和他们同样的命运。

但是现在这张脸上没有了忧伤,没有了悲哀,也没有了那天雨中的惊惶不定。它变得像一块经受了过多雨水的黄乎乎的石板,没有生机,也没有表情。两只曾经盛满了惊惧与不安的眼眶凹陷下去,成了两个小土坑,上面正有几只黑乎乎的马蝇爬来爬去。

下过雨的山土很松软,埋葬三人的土坑一会儿就挖好了。很快,荒野之中就多出了一个小土包。秋阳下,这个散发着新鲜泥土气息的小土包与周围的风物很是和谐,就好像,它一直就在那儿。

我献上一只鸡。我洒上三盅酒。我恭恭敬敬地端上三碗米饭。之后,我开始面对着这荒野之中草率掘成的坟墓滔滔不绝地说话,就像要把前天晚上没有进行的竟夕长谈放到这里来完成。我问他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到这里做山中之鬼。就像一场礼节性的拜会一样,我同样没有忘记介绍自己:吾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也。没有人能回答我,只有秋风掠过荒草,像是有谁轻轻地叹息。

于是我开始为他编排一部推想的个人历史,包括他所来的地名,他生前的官职。身份是交往的前提,哪怕这身份如今只是来自我的臆测和猜想。我猜想他是为了五斗米的薄俸才来此地的。我这样推测他死亡的原因:扳援崖壁,饥渴劳顿,瘴疠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如此的外困内忧能不死吗?我甚至埋怨他的死让我黯然神伤。我离开父母乡国来此穷乡僻壤已逾三年,之所以能在瘴毒的包围中苟全性命,全在于不敢有一日的消极怠惰。可是现在,他的死亡已经像毒素一样侵入了我的生命内部并威胁到了我以后的生活道路,因为这引出了我长久以来压抑着的焦虑和不安。

我谴责他又安慰他。我安慰他又教训他。我说得口干舌燥还意犹未尽。这情形就像三百多年后一个叫布罗茨基的诗人在《挽约翰·邓恩》中借对中世纪一个诗人的安慰说出对自己的安慰。是的,我们都难免一死。是的,在贵州,我是孤独的,死后也难免孤独。如同一个穿过坟场的少年唱着歌为自己壮胆,我也为他大声地歌唱。我唱不知乡关何处的离人之悲: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我还唱另一个世界里的宴饮之乐:餐风饮露无尔饥兮,朝友麋鹿暮猿与栖兮。来自北方的死者欢聚在南方的山野,大吃大喝,欢宴悲歌,与麋鹿为友,和猿猴同床,比起人世间令人气沮的狗苟蝇营来,这种结局也不算太坏吧。

按理说,埋葬暴死之人是有仁人之心的人所应该做的,从感情上来说没有必要如此地如丧考妣。但真实的情形正如我已经告诉你们的,我为他悲伤,更是为自己悲伤,我在安慰他,更是在安慰自己。在《瘗旅文》的最后,王阳明说到他产生这种同情是因为预见到自己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有可能回到中原:“与尔皆乡土之离兮,蛮之人言语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于兹兮,率尔子仆来从予兮!吾与尔遨以嬉兮,骖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乡而嘘唏兮!吾苟获生归兮,尔子尔仆尚尔随兮,无以无侣为悲兮!道旁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离兮,相与呼啸而徘徊兮!”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骨骸》一文可参看:“正如林云铭所指出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篇文章是王守仁为他自己写的,这个预示着他自己将来命运的吏目,引出了他所有的压抑着的焦虑以及放逐带给他的不幸。”(〔美〕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三联书店2004年版)我是借着对一个暴死之人的安慰说出了对自己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