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本的公民道德与公共道德

自20世纪初开始，公德的概念曾流行一时。那么，公德是公共道德还是公民道德？人们的理解是不一致的。陈弱水认为，社会伦理区别于个人伦理和国家伦理，公共道德近于社会伦理，公民道德近于国家伦理。根据他的研究，公德基本上是要求公民不要破坏公共利益，或不妨害在社会生活公共领域中活动的他人，是人对社会整体以及其他社会成员的义务。所以公德应该是指公共道德。这个主张是妥当的。

汉字“公德”的使用来自近代日本。日本明治时代风俗改革运动中的“违式诖违条例”规定，违者处以罚金或笞刑，其所取缔的条目多达百条，如第四十四条“喧哗、争吵、妨害他人自由、吵闹惊扰他人者”，第五十八条“攀折游园及路旁花木或损害植物者”，第七十五条“夜间十二点后歌舞喧哗妨碍他人睡眠者”。这些都是意在建立日常生活中公共场所的规范。

又如明治十八年浮田和民的《社会道德论》，共含五十五个条目，而西村茂树明治三十三年的《公德养成意见》中的规条共一百三十项公德，规定个人行为应避免造成对他人或公众的损害，这些事项包括：不守时，聚会无故缺席，攀折公园花木并擅入禁止出入场所，在泥土墙壁与神社佛寺外墙涂鸦，污染政府机关、旅馆及其他公共场所的厕所，在火车、汽船、公共马车内独占利益不顾他人之困扰，拖拽重物破坏道路等。

其实，这类规定条目在中国历史上可列为“礼”之条文，是新时代社会文化应遵循的新礼，可不称为“德”。故此类规定条目不属于德，而属于“新礼”。但近代以来无论日本还是中国并未就此加以分疏，统以“公德”论之，这就容易把公共生活规范混同于道德规范，在理论上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就实践而言，从日本明治时期开始，风俗开化运动，借用公德观念，推行有力，效果明显。“礼”以“禁”为特色，公德就其为社会道德而言，以“不”为特色，其核心是“不影响或损害他人”和“不损害公共利益”。此一精神核心的具体化，则为“不害他人性命”“不占他人财产”“不伤他人名誉”“不侵犯他人权利”等等，类似的具体规定可列举无数。但“公德”的概念在百年以来已经深入人心，如今改为“公礼”亦不可能，也许用“公共礼规”来表达要好一些。这是“礼”的观念创造性转化的一个实例。本来，古代有“仪节”一说，以指称各种礼之节目，但现代中文“礼仪”只是仪式，“礼节”只是礼貌，节目成为文艺专用语，度数亦然。所以我们只得用一个新词“礼规”来表达现代公共生活的行为规定。人在社会上受此种礼规之教化日久，便生起一种“公德心”，或叫作尊礼的德性，这在日本人是很常见的。

因此，很明显，除了教授的历史知识，现代人并不需要学习那么多古礼知识，古人如何站立起坐，如何行礼作揖，如何穿着冠带等，而是要使礼成为现代人公共生活的节目体系，亦即一个世纪以来公德概念所贯穿的社会精神和行为要求。制订新礼规是当务之急。自然，新礼规也需要奖惩制度的支持。

德即道德是较为抽象性的原则，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和约束是一般性的导引，而不是具体的规定，如人道原则是一致普遍性原则，至于如何做到爱人、尊重人，需要相关制度和具体法则的补给和保证。

中国古代不能说只是重私德轻公德，古代社会里，公德即在礼的体系之中，古人非常重视礼的规范和实践，而且古代礼的敬让之道不仅是古代社会公德的精神，也可以转化为现代生活的公德精神。只是古礼之文很难完全调适为当代生活的规则。可以说，中国文化缺的不是公德，而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