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值得悬命一生之事

 

护士并不是我一直以来想做的工作。关于职业，我设想过许多种可能，这常常惹得我那破落中学母校的就业顾问大为恼火。“海洋生物学家”是我列出的职业选项之一，当时，我脑中浮现出自己在阳光充沛的天气里整天穿着泳衣，跟海豚一起游泳的场景。不过，当发现海洋生物学家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威尔士的海岸边研究浮游生物时，我便重新考虑起这件事来。某个夏天，我在斯旺西花了一段时间观察我的曾姨祖母在厨房的大水槽里对付鲶鱼；还有一次，我上船出海，船上那群穿着黄靴子的男人毛发旺盛、身材魁梧，一边朝大海里撒尿，一边嘴里还一直骂骂咧咧。我还在早餐的时候吃了鸟蛤和紫菜面包。海洋生物学彻底没戏了。

“学法律吧，”当同样被我搞得有些恼火的父母问老师我适合做什么时，一位老师评价说，“她能跟人争论一整天。”但我并没有集中精力学习的本事。我转而把目光投向其他动物和环境保护事业。我梦想成为《国家地理》的摄影师，这样就可以在炎热的异国他乡旅行，在赤日炎炎下整天穿着泳衣和人字拖生活。我参加游行和反活体解剖运动，在斯蒂夫尼奇灰色砖块搭建的镇中心散发传单，上面印着惨遭折磨的狗、被用来做化妆品实验直到眼睛变红的兔子，以及鲜血淋漓、瘦骨嶙峋的猫。我戴着在露天市场很便宜就能买到的政治徽章，结果那徽章越戴越松，直到某个晚上在胸前看到一小串针刺瘀痕时，我才发现它扎伤了我。在家里，我拒绝走进客厅，因为妈妈在汽车后备厢集市上买了一个填充小鸡标本，还把它放在她的装饰品行列当中。我坐在台阶上，吃素食晚餐以示抗议，并说：“要我还是要小鸡？我可不想和谋杀扯上关系。”

我那拥有无穷耐心的妈妈，始终谅解我的青春期焦虑。她送走小鸡，又给我做了份奶酪三明治，还给了我一个拥抱。是她教会了我“善良的语言”，尽管我当时并不领情。第二天，我从学校生物部把一只小老鼠偷拿回家，救它逃脱被解剖的厄运。我给它取名弗特，希望它能跟我的宠物鼠弗兰克和平相处。弗兰克过去常常坐在我的肩膀上，长尾巴摇来荡去，就像一条宣言项链。不用说，弗兰克把弗特吃掉了。

游泳运动员、爵士乐小号手、旅行中介、歌手、科学家……天文学家也是可能性之一，爸爸曾教给我每一个星座的名字，但十二岁那年，我发现这一切都是他编出来的。不过，我并没有告诉他；我还是让他指着夜空，继续带着直冲天际的热情，把他的故事讲给我听。“那个——像河马一样的，你看到了吗？那个叫作奥里尔之肩。还有那个，是蓝铃花。你看得出那个形状吗，那些近乎银蓝色的星星？渔民们相信，只要你足够努力地仰望星空，星星们就会悄悄说出地球的秘密，就像可以从贝壳里听到大海的秘密一样。如果努力去听，你什么也听不到，但同时又能听到一切。”

我花了一个又一个小时，盯着星空，想要听清地球的秘密。夜深人静时，我会拉出床底的硬纸板箱，里面装满我的宝贝：旧信、破损的钥匙环、已逝爷爷的手表、一枚希腊德拉马克银币；从书桌底下抠下来的口香糖，它是我喜欢的男生嚼过的；从各种地方收集来的石头，还有一个大大的贝壳。我会站在自己的小屋里，抬头望着星空，一边把贝壳放在耳边。

一天晚上，小偷来我们家，打算偷放在后院储藏室冰箱里的肉。那个年代，人们常常趁后备厢集市大减价时，从绑着大喇叭的卡车上那些脏兮兮的男人手里一口气买一大堆肉。那个年代，警察们常常会在夜里出动，捉拿偷鸡（冰箱里的冻鸡）贼，我的观星活动也经常被他们的大呼小叫打断。宇宙已经对我的贝壳发出的信号做出回应：素食主义事关重大。我不确定那天晚上哪个情景更为诡异：是几个年轻人偷偷摸摸从别人家的冰箱里拿走一只冻鸡以及一大包冻羊排，还是一个瘦巴巴的小姑娘站在铺满月光的卧室里，正用一个大贝壳捂住耳朵。

我要做什么——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让我操碎了心，但我的朋友们似乎并不为此所动。那时，我还没想明白自己其实想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将会找到我正在追寻的事业（除了泳衣和明媚的阳光）：护士工作和写作，一直以来都是。

从十二岁开始，我就一直打零工。我在一家咖啡店工作，负责清理烤箱——那工作很恶心，我的搭档是一个抠门的女人，经常用一袋茶包泡三杯茶。我还做过送奶工，在冰天雪地里带着奶瓶走街串巷，直到感觉不到自己手指的存在。我也干过送报纸的活儿，直到有人发现我把报纸扔在一条烂巷子里。我没在学校花太多心思；家庭作业从来不做。我父母劝我放宽眼界，给我出主意，跟我讲大道理：“教育是通往所有地方的门票，你脑子很好使，可你却不想用。”我确实天生聪明，而且尽管我父母给了我这么好的天赋，也向我展示了生活的意趣，可我的学习成绩仍然糟糕，人也依旧轻狂。他们鼓励我多读书，结果我被哲学吞噬，开始苦心孤诣地寻找我诸多问题的答案：萨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加缪——他们让我丢了魂儿。对书籍的爱是父母赠予我的最佳礼物。我喜欢四处闲荡，但范围总是离我读的书不远；我把书藏在住宅区的各个角落：《小妇人》在黑巷子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兹威尔的垃圾箱后面；狄更斯在补锅匠的破车底下。

 

十六岁那年，我离开学校，搬去和我二十多岁的男朋友以及他的四个二十多岁的男室友一起住。那时的生活简直混乱不堪，但我愉悦又满足地在录像店工作了一段时间，拿家用录像带从隔壁的中国外卖餐馆换鸡肉炒面吃。我的素食主义信念开始动摇，同时开始专心在店里放成人电影，朋友们坐满房间。我还想成为农民，就报名上了农业学校，坚持了两个星期。工商及技术教育委员会（BTEC）的旅游课程我坚持了一周。委婉点说，我找不到方向。

我真正感到崩溃，是有一回因面试迟到，错过了必胜客餐厅儿童游乐区演艺人员的工作机会。而且尽管我当时只有十六岁，全然懵懂无知，但恋情告吹还是让我格外震惊。我的骄傲意味着我不能再回家了。我没有工作，无家可归。于是，我成了一名社区志愿服务者。那是我能找到的唯一一份给年满十六岁而不是十八岁的工作人员提供住宿的工作。我被安排到一个由麻痹症协会（现在叫麻协会）运营的社区，每周可以赚到二十英镑的零用钱。我负责照料那些身体严重残疾的成年人：帮助他们上厕所、吃饭、穿衣服。那是我头一回觉得自己似乎在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我把素食主义抛到九霄云外，开始拥抱更远大的事业。我剃了个光头，穿着从慈善商店淘来的衣服，把零用钱统统花在苹果酒和香烟上。我一无所有，可是过得很快活。同时，那是我头一回跟护士一起工作。我看着那些训练有素的护士，就像生病的孩子看着父母。对于她们在做的事情和她们的工作本身，我羡慕得无话可说。

“你应该去当护士，”她们中的一个说，“他们会给你一笔助学金，还有住的地方。”

我去了当地的图书馆，发现整栋楼里都是像我这样的流浪者。我去过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在年纪更小的时候还去过斯蒂夫尼奇的图书馆很多次。但这里的图书馆不只是个借书和学习的地方，它还是一个避难所。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睡着了，管理员便由着他睡下去。一个男人帮一个坐在机械轮椅上的女人拿了本放在书架顶层的书，那男人脖子上戴着一个标记，那个标记表明他是个孤独症患者。还有孩子们在里面跑来跑去，一伙稍大一点的孩子挤在一起，放声大笑。

我发现了玛丽·西戈尔（Mary Seacole）。和弗洛伦丝·南丁格尔一样，她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照护许多士兵。她从小玩给洋娃娃打针吃药的游戏，然后发展到宠物，以此尝试护理工作，最终真正去帮助人类。我以前从没把护理当作一种职业，但那时，我回忆起，小时候，我和哥哥那时经常故意把洋娃娃里面的填充物弄出来，或把它们的眼睛扯下来，这样我就能动手让它们恢复原本的样子。我还记得我的小学同学们会排成一队，让我来检查他们有没有贫血；我一定先向他们吹嘘了自己的专业知识，而等放学后，我会让他们排成一队，挨个儿翻他们的眼皮，看他们是否需要多吃洋葱和肝脏；还有数不清的嗓子疼的小伙伴，我会用手指轻轻按在他们的脖子上，像按在单簧管上一样，检查他们的“淋巴结”。

那些书里没写太多关于护理或如何从事这份职业的内容，所以我不确定自己能否胜任。我发现护理工作早在史书记载之前就已存在，在每种文化中都历史悠久。最早谈及护理工作的书面文字之一是公元前一世纪的印度医书《阇罗迦本集》（Charaka-samhita），书中说，护士应当同情每一个人。护理工作还跟伊斯兰教关系密切。公元七世纪初，虔诚的穆斯林会成为护士——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一位专业护士鲁法伊达·宾特·萨阿德（Rufaidah bint Sa'ad），便因她的同情与共情，被描述为一位完美的护士。

同情、怜悯、共情：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造就一名好护士的品质。我时常回忆这次去白金汉郡图书馆的经历，因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些品质似乎总是匮乏的——这些我们已然遗忘或不再珍视的品质。但十六岁时，我精力旺盛，心怀憧憬和理想主义。而到了十七岁，我决定去追逐这一目标。我不想再变换职业选择，任自己游来荡去；我要成为一名护士。此外，我知道当了护士后，派对自不会少。

几个月后，不知怎的，尽管比官方规定的准入年龄十七岁半小几个星期，我还是误打误撞报上一门护理课程。我搬进贝德福德的护士总部，它位于医院后方，是一片很大的公寓区，充斥着砰砰砰的关门声以及不时传来的尖叫和笑声。在我这一层住的大部分是工作头一年的新人护士，还有几个放射专业和理疗专业的学生，偶尔还会有轮班的医生。学护理的学生几乎都年轻又狂野，第一次离家在外。爱尔兰女生的数量相当可观（“我们有两条路可选，”她们对我说，“护士，或修女。”）；男生很少（在那个年代，几乎都是基佬）。洗衣房在楼下，旁边是通风不良的电视房，里面的扶手椅是塑料涂层的。在暖气片二十四小时持续高热的作用下，只要坐在里面看一会儿电视，我的大腿后部就会粘在椅面上。漫不经心地脱口说出“我被粘在椅子上了”，我就这样与一位精神科见习医生相识，他后来做了我好几年男朋友。我的房间紧挨着卫生间，闻起来总是湿乎乎的，我有个朋友还在地毯上种过水芹。厨房很脏，冰箱里塞满过期食品。其中一个橱柜上贴着字条，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别动别人的食物。我们知道你是谁。

带回声的走廊里有部电话一直在响，昼夜不停。走廊里还经常回荡着吵架声、高跟鞋快速跺过的声音以及音量很大的音乐声。我们通常抽香烟，但大麻的气味就像某种持续存在的低分贝背景噪声，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对它浑然不觉。我们自由进出彼此的房间，从不锁门。在我的房间里，床铺的正上方贴着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心脏解剖图，还有一个搁架，上面放着护理学教材和翻烂了的小说，床边还有一堆哲学书。房间里有一个热水壶、一台没法调小的电暖气和一扇打不开的窗子。有一个可以洗东西的水槽（洗身体或杯子），可以掸灰，可以呕吐，还可以在厕所堵塞的几个星期里解决小解的问题。对于我的同龄人来说，这条件算不上优越；但我长期在社区公用房和别人共居一室，在那之前则和男友还有他的男室友们住在一座房子里，所以这地方对我而言简直是天堂。

不过，头一个晚上总是最难熬的。我不知道作为一个护士，自己该做点儿什么，于是开始后悔没有向那个鼓励我做护士的前辈请教更多问题。我害怕失败，害怕看到父母在听到我再一次改变心意之后的表情。他们已经因为我要当护士的决定受够了惊吓：我爸爸竟然真的放声大笑起来。我的工作要我成为一个照顾别人的人，可他们依然觉得我是个没法照顾别人的叛逆孩子。他们没法想象我会全身心投入这样一桩事关善良的职业。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没法入睡，听邻屋的女孩和她男友争吵。她男友是个身形瘦长、喜怒无常的保安，似乎正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和她住在一起。即便他们消停下来，我也没法入睡。我脑袋里的疑惑不住翻腾。我知道自己至少要在教室里好好学习一下，才不会失手让人送命，或不得不去做清洗老人阴茎之类的恐怖事情。但我还是满心焦虑。我起身上厕所，厕所是整层楼共用的；看到厕所门上粘着一条用过的卫生巾时，我开始干呕。除了因为那玩意儿本身就很恶心，我记得我当时只要看到血就会犯晕。

第二天早上的职业健康检查确认了我易犯恶心的体质。我们每个人都要被采集血样。“完善你们的档案，”采血师宣布，“在你们有人被针刺伤，或感染艾滋病病毒时有用。我们能够检查出你是否已经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阳性。”那是一九九四年，关于艾滋病的谣言和恐惧四处弥漫。采血师给我的手臂绑上止血带。“你是学护士，还是学医的？”她问我。

我看着针头，鲜血正渐渐充满针管，房间开始变得模糊。她的声音越来越远。

“克里斯蒂，克里斯蒂！”醒来时，我正躺在地板上，腿还搭在椅子上，采血师出现在我正上方。她笑了：“你没事了？”

我慢慢用胳膊肘撑起身子，眼神重新聚焦。“怎么回事？”

“你晕倒了，亲爱的。真不幸，看来你得重新考虑一下职业规划了。”

 

在二十年的护士生涯中，我付出许多，但收获更多。我想同你分享这桩非凡事业中的悲伤与喜乐。跟我一起穿过病房，从出生到死亡；穿过儿童特护区，推开双扇门来到内科病房；响应电铃敲击的哔哔声，奔跑着穿过走廊，路过药房和职工餐厅，来到急诊室。我们将探索医院本身，以及护理工作的方方面面。我刚开始时以为，护理工作涉及化学、生物学、物理学、药物学以及解剖学；而我现在知道，护理工作的真谛在于哲学、心理学、艺术、伦理以及政治。我们在人生路上总会遇到这些人：患者、家属和医护人员——你可能早已熟识这些人，因为我们都会在人生的某些时刻受到照护。我们每个人，都是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