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1天蓬莱
13日上午，习近平冒雨来到位于山东半岛北端的蓬莱市，这里曾经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
——2018年6月14日新华社
一、爬上岸来的“遣唐使”
那是唐乾元二年（759）金秋十月的一个午后，天空澄澈得像一句谎言，大海安静得像雪后的原野，海岸隽永得像一首日本的俳句。
登州（今蓬莱）海面出现了一艘外国使船。
“前方就是大唐登州！”听到报告，一个日本官员模样的中年人躬身跨出船舱，举目凝望着南方金色的海岸。奇怪的是，他并未表现出抵达目的国的欣喜，而是愁容满面，眉头紧锁，形同一个被押赴刑场的囚徒。
他叫高元度，是一名具有渤海国[1]血统的日本使者。在一般人看来，他就是史上有名的日本遣唐使。
位于亚洲东部海上的岛国——日本，陆地面积37.8万平方公里，是一片文明的春风难以吹到的区域，3世纪中叶才出现“大和国”。那时的日本，简直就是一个“关住大门朝天过”的范例。隋代，日本推古朝廷先后4次派出遣隋使，一直在礼仪和用辞上咄咄逼人。[2]其中隋大业三年（607），第二次遣隋使小野妹子来到中国，呈上了日本君主的国书，国书的抬头赫然写着“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看到这封国书，隋炀帝那张白净的脸因愤怒而扭曲，没好气地对鸿胪卿[3]说：“蛮夷的书信再有如此无礼的，不要让我看了！”但日本又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矛盾体，傲慢起来令人扼腕，谦虚起来让人掩面。当唐帝国这轮7世纪的艳阳，穿透欧亚大陆，成为世界文明的伟大中心之后，日本立刻摇身变为谦恭无比的向阳花，对着大唐妩媚绽放。从贞观四年（630）到乾宁元年（894），日本共组建了19次遣唐使团，人数从100人到600人不等，成员除了官员，还有大量的医师、画师、乐师、史生、工匠、学问僧、留学生。许多官员、留学生为唐的繁华深深折服，一住就是几年、十几年，有的干脆在唐娶妻生子，终生不归。日本遣唐使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影响之远，可谓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正是这些遣唐使和留学生，将围棋、马球、相扑带回了日本，更关键的是，给日本政坛带来了一股新风，推动日本进入了“和魂汉才”时代。其中大化二年（646）孝德天皇发起的从贵族垄断走向中央集权、一举奠定日本发展方向的“大化改新”，就是全盘克隆唐朝律令的结果。可以说，遣唐使代表了无上的荣耀，在日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可令人费解的是，在历次日本遣唐使名册中，却找不到高元度的名字。按照入唐的时间顺序，他应该是第12次遣唐使。那么，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原来，他不是官阶为从五位下[4]的遣唐使，而是官阶稍低的迎入唐使——负责迎回遣唐使的特使。好比伴娘不是新娘一样，他在本质上是个“跑龙套”的角色。
当时，可供高元度选择的入唐路线共有三条。第一条是北路，就是从日本九州岛向西北，沿着朝鲜半岛西岸、辽东半岛南岸航行，南跨渤海，在山东半岛的登州登陆。这条线沿海岸航行，相对安全，是东方海上丝路的主要航线，也是东北亚各国入唐使的必经之路，因此被称为“朝贡道”。但朝鲜半岛的新罗[5]在吞并百济、高句丽之后，开始与日本抗衡。于是，在7世纪70年代到8世纪60年代的百年间，日本不得不开辟第二条路线——南岛路，就是从九州岛南下，经种子岛、屋久岛、奄美诸岛（琉球群岛中部）转向西北，横跨东海，在长江口的明州（今宁波）登陆。这条线最大的风险来自“黑潮”[6]，木帆船时代，在如此恐怖的洋流之上航行，只能听天由命。正因为如此，8世纪70年代以后，遣唐使转而开辟了第三条路线——南路，就是从五岛列岛直插西南，横渡东海，在扬州登陆。这条线优点是所需时间短，最快3天，最慢只需10天，比前两条线节省近20天，缺点仍然是需要经历风涛之险。[7]
依照常规，高元度应该走南岛路。因为北路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尤其是高元度出行这年，新罗对日本使节无礼，日本权臣藤原仲麻吕动员了394只军船、4万名兵士，准备发起对新罗的远征，只是因为孝谦上皇[8]极力反对才暂时搁置。然而，高元度偏偏走了北路，难道他不怕掉脑袋吗？
问题不在于他怕不怕，而在于容不得他选择。因为高元度此行，除了迎接入唐未归的第11次遣唐使藤原河清回国，还附加了一项使命，就是送以杨承庆为首的渤海使团回家。
好在，他们没有走传统意义上的路经新罗海岸的北路，而是选择了穿过日本海北上，直接前往渤海国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市渤海镇）的路。
早春二月，以高元度为正使、内藏全成为判官的99人日本使团，陪同23人的渤海使团从日本敦贺港启程。由于他们选择的路线避开了新罗的势力范围，所以几乎没有出现一丝波折，就顺利抵达了渤海国上京。在那里，他见到了渤海国第三代君主——文王大钦茂，代表淳仁天皇送上了丝绢锦帛，达成了共同夹击新罗的意向，还受邀参观了白山黑水间的壮美景色，难得地享受了一次衣锦还乡的待遇。
美梦总是在最香甜处被打断。高元度正在兴头上，渤海王就收到了一封来自长安的书信，来信者正是日本遣唐使藤原河清。他在信中说，7年来，我无时无刻不想返回故国向天皇复命。6年前，我从扬州东渡回国，但我乘坐的船只不幸触礁，一直漂流到越南才侥幸被唐帝国救回。后来，唐又发生动乱，东返之路过于凶险，所以至今未能归国，请求渤海王派人赴日本“告迟归之故”。于是，渤海王与高元度商定，日本使团一分为二：一路由正使高元度等11人组成，由渤海国贺正使杨方庆陪同，前往长安迎接藤原河清；另一路由判官内藏全成等88人组成，由渤海国辅国大将军高南申陪同，返回日本汇报藤原河清迟归的原因。[9]
就是在这段航程的一个午后，高元度一行看到了唐的海上门户——登州。
按说，他该高兴才是，他将有幸进入富甲天下、美女如云的国际大都市长安，这是多少日本人一生的梦想呀！但是，杨承庆带来的坏消息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唐国爆发了“安史之乱”[10]，一个驻守边关的大将看中了皇帝的女人，已经攻占长安。去兵连祸结的唐本土迎接遣唐使，与虎口拔牙有什么区别？因此，高元度愁容满面就不难理解了。
“抛锚上岸——”高元度整理了一下衣冠，然后叹了口气。
二、神话蓬莱
上岸不到一里半，就是登州城了。
登州城周长四里，城外沿东北城墙有密水流过，城东北侧是法照寺，东侧是集市，西侧是州署衙门，南侧从东到西依次排列着龙兴寺、渤海馆、新罗馆、开元寺[11]。渤海馆和新罗馆类似今天的外宾楼。他们住到了哪里，《蓬莱志》里没有记录。我推测，杨方庆应是住进了渤海馆，而高元度一行是断不可能住进以敌国名称命名的新罗馆的，他们只能下榻开元寺。我的依据是，高元度信佛，开元寺僧舍也不陈旧，高元度应该乐意入住，而且他还为开元寺供献了壁画。唐开成五年（840）三月，日本留学僧圆仁、惟正、惟晓、丁雄万一行四人路经登州回国，在等待官府发放“公验”期间，也住进了开元寺，然后惊喜地发现了日本老乡高元度一行供献的壁画[12]，佛像两侧还留有8个供献者的官位及姓名，他们都是高元度的随从。
据载，高元度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一双脚闲不住，借机寻访了当地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一张嘴也闲不住，他向当地官员询问最多的，就是蓬莱的传说和登州的来历。
当地官员介绍，蓬莱之名，源于神话。《列子》记载，渤海以东有“岱舆、员峤、方丈、瀛洲、蓬莱”五座仙山，天帝安排15只大龟分别驮着它们，可是龙伯巨人一口气钓走了6只乌龟，于是“岱舆、员峤”沉入大海，只剩下方丈、瀛洲、蓬莱三座仙山。《山海经》也记载，“蓬莱山在海上”。
蓬莱，位于东经120.75度，北纬37.8度，是一个仙气氤氲、如梦如幻的人间仙境。而蓬莱北部海面，常出现虚幻瑰丽的海市，它散而成气，聚而成形，虚无缥缈，变幻莫测。古人便以海市为由头，演绎出一个个奇幻美妙的故事，“八仙过海”便是最著名的一个。
相传，“八仙”过腻了神仙日子，一起来到八仙之首吕洞宾[13]的别馆——蓬莱，把酒畅饮。酒到酣处，八仙纷纷亮出法宝，先是何仙姑脚踩莲花率先入海，然后是铁拐李仗起铁杖及葫芦，汉钟离手摇芭蕉扇，张果老骑上纸叠驴，蓝采和挑起花篮，吕洞宾手握长剑，韩湘子吹起横笛，曹国舅拿起玉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共同演绎了一段与东海龙王斗法的传奇。
众所周知，人类有三大梦想：飞天、长生不老、预知未来。在飞天尚不现实、预知未来还不靠谱的古代，似乎长生不老最能麻醉人的神经。“安得不死药，高飞向蓬瀛？”完成统一六国伟业的始皇帝嬴政曾提出这样的问题，推动西汉进入极盛的汉武帝刘彻也发出过同样的疑问。
为把梦想变成现实，嬴政曾亲自东巡求药，但无功而返。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山东方士徐巿（又称徐福）粉墨登场。他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上住有神仙，有长生不老之药。嬴政大喜过望，派他率众带上三年的粮食、衣履、药品、耕具和蚕桑种子入海求仙。但徐巿出海数年，并未找到神山。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嬴政东巡至琅琊，徐巿第二次拜见，说他之所以没有得到仙药，是因为巨鲛在途中阻碍，要求增派射手对付巨鲛。嬴政又一次信了他，派他带上童男童女三千人驾船出海。[14]之后，徐巿沿庙岛群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海岸东去，在济州岛稍事休整，然后渡过对马海峡，最终抵达了人生的另一个起点——“平原广泽”（可能是日本九州岛）。由于没有得到仙药，怕回国掉脑袋，只能永久居住下来，教当地人农耕、捕鱼之法，过起了渔歌唱晚、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他虽然不同于1500年后的郑和，也不比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但称他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航海家和探险家，中日友好的使者，应该不算夸大其词。
汉武帝求仙之切，较始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8次巡幸大海，历时23年，几乎每次都驾临蓬莱。太初元年（前104），他第五次巡幸到达蓬莱时，安排手下修筑了一座小城，称之为“蓬莱”。从此，这个传说中的仙境，有了人间的地名。
到了贞观八年（634），唐太宗为征服高丽，决定建立水师基地，因此才设置了蓬莱镇，隶属于黄县（今龙口市）。
而蓬莱改名登州，则是唐太宗的孙子当政时期了。
三、从文登走来
其实，登州早在唐太宗的父亲当政时就有了。不过，彼登州非此登州，最早的登州并不在蓬莱。
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战国名士淳于髡（kūn）的后人淳于难与弟弟淳于郎也在文登自立为帅，独霸一方。经过一番血腥的争夺，隋朝贵族李渊成为最后的赢家，建立了唐朝。武德四年（621），唐高祖李渊给尚未征服的边远地区捎去口信：归顺者加封，反抗者灭族。于是，淳于难率部归降。为了安抚淳于难这样的归附者，李渊一口气设立了360个州、1557个县。其中山东半岛东部新设一州，因州治设在文登县[15]而取名登州。淳于难成为首任登州刺史，封晋国公。淳于郎成为莱州刺史，封燕国公。
这种安抚性设立州县的政策，尽管在稳定大局上发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也使得“州府倍多于前代”[16]，大量财力被冗员吃掉。贞观元年（627），唐太宗李世民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地裁撤州县，人口稀少的登州由此成为牺牲品，被归并于莱州。之后，经过李世民、李治父子驰而不息的努力，唐帝国成长为世界级巨人，一时间众星捧月，八方来朝，胶东半岛也成为东北亚国家使团的入境通道。如意元年（692），刚刚称帝的武则天宣布恢复登州，州治设在黄县，与我们所要讲述的蓬莱距离不远，已能听到蓬莱海面澎湃的涛声。
神龙元年（705），也就是武则天驾崩那年，二度为帝的唐中宗李显派出侍御史张行岌前往东北，招抚震国[17]国王大祚荣。大祚荣是个聪明人，尽管贵为一国之尊，但也不想得罪那个抡圆了拳头想找茬的大唐，因此表示臣服，并派次子大门艺到长安做人质。从此，震国的两条入唐通道得以开通：一条是从安东经营州（今辽宁朝阳）入唐的陆上通道，另一条是登州海道。但是不久，唐与边关民族爆发战争，陆上通道因防卫原因被迫封闭，震国及新罗使团入唐只剩下登州海道。
就连一块不走的钟表，每天也有两次是准时的，何况是武则天的三儿子这个看似平庸木讷、实则大智若愚的人了。神龙三年（707），为了便于接待震国、新罗、日本使臣，李显宣布在黄县下辖的蓬莱镇设县，登州移治蓬莱，州治设在蓬莱镇南一里处。从此，这个千年古港凤凰涅槃，升格为州。
我想，李显所作的这个决定，肯定不是什么拍脑袋工程，一定有充足的理由。除了他应该考虑的政治、外交、军事因素之外，地质方面的原因也不容忽视。恰巧，我有14年地质工作的经历，正好可以从专业角度帮读者做些分析。古蓬莱港位于一个半封闭马蹄形的地理空间内，东北方向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沿海岸从西到东依次是高高的田横山（丹崖山）、黑峰台、西峰台，海岸南部是坡度较缓的赤山、庙山，河流从南部山凹中流出，形成了一方冲积扇谷地。考古资料显示[18]，在唐代以前，这里是一片阔大的水域，西北部的山势挡住了冬季的西北季风，南部的山势挡住了夏季的东南季风，使得这里成为一个难得的避风港湾。而且，田横山插入海中，既为海上航行提供了坐标，又为观察海上形势提供了制高点。因此，古人选择蓬莱作为山东半岛的主要港口，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登州道
如同很多人知道直布罗陀海峡（Strait of Gibraltar），却很少人知道直布罗陀一样，在古代世界地理版图上，“登州道”比登州的名气大得多。
古人之所以把由山东半岛蓬莱港、庙岛群岛、辽东半岛老铁山（今旅顺口）共同构成的海上航道称为“登州道”，原因有三：一是蓬莱港位于山东半岛北部正中，向北至辽东半岛的老铁山仅有50海里（计90公里），是从山东半岛前往辽东半岛的最短行程；二是在蓬莱港与老铁山之间的渤海海峡，散落着庙岛群岛的数十个岛屿，可以随时停靠，并通过逐岛航行安全抵达对岸；三是这条水道正好处于黄海与渤海交界处，内海——渤海平均水深18米，外海——黄海平均水深40米，渤海与黄海对流，浪潮在此汇聚，由于潮流和海底地沟的作用，形成了一条清晰的水线，这条水线甚至成了万千航船的天然航标。就连独木舟和木板船时代的古人，都能挺起胸脯走这条水道。
登州道起源于新石器时期，形成于秦汉之际，繁盛于唐宋元代。先秦时期，各种陶器和种子，后来是瓷器，由此传到东北亚，这条通道一度成为“陶瓷之路”。秦汉时期，中国丝绸就零零星星地通过这条海道到了朝鲜、日本。自唐代起，这条“循海岸水行”的黄金通道，一直到日本遣唐使船7世纪70年代改取南岛路之前，都是官方往来的必经之路。作为航程的起点与终点，登州港承担了输送“移民”“贡使”“货物”的多重使命，中国的蚕丝、蚕茧由此大规模输出到朝鲜、日本，中华文明也由此走向东北亚。整个唐代，日本任命的遣唐使团共19批，实际到达中国的15批，早期的5批和第12批均从登州登陆，第18批从登州返回。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各国经登州中转的朝贡使团更是高达79批。隋唐五代时期，登州就与泉州、扬州、明州并称“中国四大古港”，一派“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的繁盛景象。后唐时期，由于陆路被辽国阻断，登州道成为高丽人前往中原的唯一通道。史料显示，登州港是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港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首航地，还是目前中国北方保存最古老的港口。2005年蓬莱水城清淤时发现的两艘朝鲜、韩国大型双桅远洋古船，就是例证。
行文至此，可能有读者会问，既然蓬莱是海上丝路首航地，那么扬州、泉州等南方古港处于何种位置？在此我要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可分为两条：一条是以登州道为代表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交往对象是东北亚；另一条是从江、浙、闽、粤起航的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交往对象是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两条道根本没有可比性，因为第一条道开辟于远古时代，扬名于汉唐宋元时期；而第二条道出现在晋代之后，僧人去印度（India）取经都不敢走这条海道，东晋时期的高僧法显从师子国（今斯里兰卡，Sri Lanka）回国时侥幸走了一次，结果遭遇暴风差点儿葬身鱼腹。至于这条海道成为焦点，则是明朝郑和下西洋时期了。
有人问我，为什么这本书是从蓬莱到罗马（Roma），而不是从长安到罗马？
五、鲁缟齐纨
鉴于本书刚刚开篇，我不想过早介入丝绸之路起点之争，这个问题河南人最感兴趣，需要写到洛阳再说。今天，我只想谈谈丝绸的源头。
我似乎有点跑题了，但跑题的不是我，而是历史。历史从来没有固定的剧本，也不太喜欢走直路，总是抑制不住对旁支小径的偏爱，并且总能取得意外的发现，丝绸就是在中西交往大历史中发现的“东方绚丽的朝霞”。
古代，希腊人[19]只知道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国家叫“赛里斯”（Seres），那里的人养了一种小昆虫叫“蚕”（Ser），但他们不了解丝绸制作过程，更不清楚丝绸的产地。其实，长安作为当年张骞出使西域的出发地，并不是桑蚕和丝绸的主产地。关中地区以种植粮食为主，丝织业不仅产量少，而且档次低。唐朝皇帝曾下令：“关辅寡蚕，诏纳米粟。”
那么，丝绸的主产地在哪儿？
《诗经·曹风》中有一首诗，名叫《鸤鸠》：
鸤鸠在桑，其子七兮。
淑人君子，其仪一兮。
其仪一兮，心如结兮。
鸤鸠在桑，其子在梅。
淑人君子，其带伊丝。
其带伊丝，其弁伊骐。
鸤鸠在桑，其子在棘。
淑人君子，其仪不忒。
其仪不忒，正是四国。
鸤鸠在桑，其子在榛。
淑人君子，正是国人。
正是国人，胡不万年？
诗歌以古曹国（今山东定陶）的桑林为背景，以在桑林筑巢的鸤鸠（布谷鸟）托物起兴，深情歌颂了仪容端庄、品性善良的君子。远古的桑林，既是祭天求雨之地，也是男女幽会之地，更是养蚕的原料基地，由此可以推知，齐鲁大地桑蚕业之发达。
山东之所以成为桑蚕业最重要的产地，原因之一是气候。仰韶文化到殷墟时代（前5000至前1300年），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潮湿，接近或相当于今亚热带气候水平。[20]山东东部沿海属海洋性气候，温暖潮湿；中西部河湖遍布、丘陵较多，既适合桑树种植，也利于蚕茧越冬。因此《史记》记载：“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邹鲁[21]滨洙泗，颇有桑麻之业。”原因之二是土壤。《尚书·禹贡》把中国九州的土地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今山东所在的兖州为上中，青州为上下。尤其是青州，土壤肥沃，略含碱性，适宜桑树生长。台湾学者邹景衡认为，世界上桑树的分布大致限制在北半球，其中以白桑最为普遍，此桑为古青州原产。有桑才有蚕，才有对野蚕的驯化，进而产生了桑蚕业。他据此认定，山东是中国蚕业的发源地。原因之三是技术。《管子》说，莱人[22]善染练，尤其善于染紫[23]。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纺织机，被称为鲁机。汉代青州培育出的便于采集桑叶的地桑，被称为鲁桑。“鲁缟齐纨”[24]曾经是中国优质丝绸的代名词。原因之四是政策。齐鲁古国一直把桑蚕业作为经济支柱予以培育。齐桓公时期对养蚕能手和防虫能手予以大张旗鼓地奖励，并且诏令百姓住宅四周只准种植桑树，从而出现了《考工记》中“齐鲁千里桑”的景象。“男耕女织”这种场景，也最早出现在齐鲁大地。
考古发掘也证实，山东自古就是丝绸的主要源头。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纺轮、骨针、骨梭，证明早在悠远的古代，山东就出现了丝织业。西方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曾在敦煌发现“任城国（今山东济宁）亢父缣一匹”。1985年，济阳县刘台西周墓出土玉蚕22个[25]，以雕刻手法再现了蚕的一生。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出土的两块纬锦，也反映了齐国丝织技术之高超[26]。
水满则溢。日渐过剩的山东丝绸产量，迫切需要一个出口。由是，伟大的丝绸之路应运而生。
六、从丝绸源头到丝路起点
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之后，高度集权的中原王朝一直通过朝贡、互市、和亲等方式，牢牢控制着丝绢贸易的主导权。《唐律疏议》卷八中的关市令[27]赫然写着：“锦绫、罗縠、绸、绢、帛、布……不得度西北边诸关及至沿边诸州贸易。”也就是说，丝绸如同今天的枪支、炸药一样，不仅是贵重物品、紧缺物品，而且是违禁品，只能官方经营。
从汉代开始，官方就在大中城市划出一个或多个区域作为“市”。市的四周有围墙，与居民区分隔，市内由官府建造店铺，所有买卖必须在市内进行。市楼上插旗表示开市，降旗表示罢市。管理长安东、西市的官员叫“市令”，一般城镇管理市的叫“市长”。市的官员负责为商贾注册登记，为大宗交易契约加盖官印，定期评定物价、检验商品质量、验定度量衡。每一种丝绸商品都要区分等次，如细绵绸、次绵绸、粗绵绸；每一品又分为三等价格，称为上估、中估、下估。物价十日一定，不得擅自变动。倘若官府收购丝绸，就按中估定价，不准讨价还价。
异域商旅进入中国，一般要随使团前来，零星商旅很难入境。进入中国后，要凭申请到的“符传”或“过所”[28]到指定的市进行交易。外国商旅购买的锦帛，须立文契，买卖双方要与保人签字画押，并经官方验证。中外贸易一般在边关政府所设的边市进行，朝贡贸易则在京城进行。
这样一来，朝廷驻地自然成了丝绸的主要集散地，而生产丝绸的地区只能扮演生产者角色，利益也就大打折扣。
尽管如此，由于丝绸价格远高于粮食，就使得丝绸技术在全国的传播有了强劲动力。《唐六典》[29]载，在全国十个道[30]中，有六个道向朝廷贡赋丝绢，它们是：今山东大部所在的河南道的24个州府，河北道（今河北）的16个州府，剑南道（今四川）的11个州府，山南道（秦岭以南）的6个州府，关内道（秦岭以北）的4个州府，淮南道（江淮地区）的3个州府。由此可见，中国丝织业的版图，已经由秦汉时期的山东一枝独秀，演变为隋唐时期的万木竞芳。必须指出的是，唐代今山东地区向朝廷交纳丝绢的州府共有16个，数量仍居全国之首，分别是曹州（今定陶西）、濮州（今鄄城）、郓州（今东平）、济州（今东阿）、齐州（今济南）、淄州（今淄川）、青州、莱州、登州、兖州、徐州、德州（今陵城区）、博州（今聊城）、棣州（今阳信南）、沂州（今临沂）、密州（今诸城）。另外，宋州（治河南商丘，辖今山东曹县、单县）、魏州（治河北大名，辖今山东冠县、莘县、阳谷）、贝州（治河北清河，辖今山东武城、夏津）也是缴纳丝绢的重点地区。天宝元年（742），山东纳绢州府总户数101.7万，占全国纳绢州府总户数的三分之一；上交丝绢228万匹，占全国的34%，平均每户2.24匹，仍是全国最密集、最普遍、最集中的丝绸供应地。
至于秦汉两代山东丝绢的质量，有三个典型的例子。一是《史记》记载，秦朝宫中最常用的丝绢就是“阿绢”。二是司马迁说，齐鲁之人如果拥有千亩桑麻，这个人的财富就可以与千户侯相比。三是《汉书》记载，朝廷设有两个纺织厂，名叫服官。一个设在襄邑（今河南睢县），历史记载不多；一个设在山东临淄，负责为皇帝生产冬春夏三季服装，所以又称三服官[31]。汉武帝时期，三服官每年动用织工数千人，耗资数万万，也只能产出一百件左右的御服，那将是多么精细、多么美观的纺织精品呀。
那么，丝织业已扩展到大半个中国，山东的丝织品质量是否有所下降呢？《唐六典》将各州贡赋的丝绢分为八等，三等以上叫上绢，四、五等叫次绢，六、七、八等叫下绢，八等之外属于等外绢。山东生产上绢的州府9个，生产次绢的州府7个；河南生产上绢的州府7个，生产次绢的州府3个，生产下绢的州府4个；河北生产上绢的州府4个，生产次绢的州府11个；安徽生产次绢的州府3个；湖北生产次绢的州府1个，生产下绢的州府2个；陕西生产下绢的州府1个；四川生产下绢的州府30个；福建生产下绢的州府3个。其余州府生产的皆为等外绢。山东不仅生产上绢的州府居全国首位，而且所产的丝绢全部列入了上绢与次绢，其中大部分是贡品。贡品主要有曹州、濮州、郓州、德州、棣州的绢，青州的仙纹绫，兖州的镜花绫，齐州的丝葛，博州的绸。由此可见，唐代丝织品的质量，山东居首，河南、河北次之，四川、江南又次之。《太平广记》中说，开元初年，天下唯北海（青州）绢最佳。台湾史学家严耕望在《唐代丝织工业之地理分布》一文中也说：“有唐一代，巴蜀所产丝织品要胜于江南所产，但巴蜀丝织品质量的总的趋势比山东所产为差。”
综上所述，从汉到唐，京城长安、洛阳是全国丝绸的集散地，山东是丝绸的主要源头。但上述结论只是统一王朝时代的典型表现，而在汉唐之间的分裂时代，情况就大相径庭了。
三国、西晋和北魏时期，中国北方尚且处在一个政权控制之下，丝绸传输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北魏灭亡后，西魏、北周相继占有关中，控制了丝绸之路；东魏、北齐则占据黄河下游，控制着丝绸源头。西魏、东魏时代，长安丝绢不能再通过贡赋征调，西北地区的丝绢价格陡然上升，商人们只能前往黄河下游尤其是山东采购。到了北周、北齐时代，北齐一直限制向北周输出绢帛。直到570年，北齐后主高纬为了取悦皇后，向北周索取真珠，对方提出以上乘的丝织品相交换。高纬派人带上3万匹锦彩前往北周换取真珠，才阴差阳错地打开了丝绢大门。随后，大量胡商涌向山东。《周书·吐谷浑传》记载，一个吐谷浑使团从北齐返回时，就有随行胡商240人，驼、骡600头，带回杂彩丝绢上万匹。青州出土的北齐墓石刻画像中，有一幅胡商与齐商贸易图，图上的胡商让仆从捧着一件地中海特产——红珊瑚，而齐商跷着二郎腿坐在绣墩之上，居高临下，泰然自若，一副老谋深算的奸商派头。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动乱时期，山东扮演了丝绸源头与丝路起点的双重角色。也就是说，丝绸之路的起点已经由长安、洛阳东移到了山东。
而且，据专家考证，中国丝绸先东传到朝鲜、日本，后西传到中亚、西亚直至欧洲。[32]今日本奈良的正仓院藏有17000件古代染织品，法隆寺也有3000件古代染织品，其中大部分是产自中国东部的夹缬、纹锦、纹绫等。
而运输这些丝绸的港口，多是登州。
七、知州苏东坡
苏轼曾写过一首名为《海市诗》的诗。在创作缘由中，他说，我听说登州海市已经很久了，当地父老说，海市一般出现在春夏季节，如今已近年末，海市是不会出现的。我到任五天就被迫离任，以见不到海市为遗恨，所以向海神广德祠祈祷，第二天居然见到了海市，于是欣然创作了这首诗，时间是元丰八年（1085）。
那么，苏轼到底是何种原因来到登州，又为何到任五天就匆匆离开呢？这得从他这个人说起。
苏轼，四川眉山人，字子瞻，世称苏东坡、苏仙，生于景祐三年（1037），是宋代最有才华、最有风骨、仕途最为坎坷的人。
说他最有才华，证据之一，是20岁就高中进士，他那篇可以排在首位的策论，因主考官欧阳修误认为是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被评了个第二。证据之二，他24岁参加制科考试[33]，被录入最高等——第三等，成为宋代唯一进入该等次的人。证据之三，他做事情，要么不做，做就做到极致。他的散文，位列“唐宋八大家”[34]；他的词，领衔宋代三大文豪（苏轼、陆游、辛弃疾）；他的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书法，入列“宋四家”（苏轼、米芾、黄庭坚、蔡襄），他的《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35]；他的画，在描绘墨竹、怪石、枯木上别有风致。就连做菜，都能做出名堂，风靡九州的“东坡肉”相传就出自他手。
说他最有风骨，集中体现在对变法的态度上。熙宁二年（1069）拉开帷幕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是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运动，尽管变法在客观上充实了政府财政，提升了国防实力，但由于内容过于激进，加上执行中的不良运作，因此自始至终都遭到部分人的强烈抵触，从而形成了变法派与保守派两大阵营。说不说新法的好话，成了划派的唯一标准。从根子上说，苏轼乃求新之人。变法初期，他也写了一些变革文章和奏疏，有的观点比王安石还要激进。可当他发现变法不切实际，对百姓不利时，便开始为新法的不足进言，结果受到执政者一再打压。多年后，终于熬到保守派上台，他重受重视了，按说应该感恩戴德地站在保守派一边。但他认定，说真话是一个文人的良心。因此，在保守派不加选择地全面废除新法时，他再一次站了出来，公开反对废除免役法。由此，他又得罪了保守派，再次遭到贬斥，甚至受到一再戏弄。
说他仕途坎坷，是指他一生三起三落。第一起，通过科举考试，顺利踏上了仕途；第一落，因“妄议”变法被贬出京城，八年换了四个地方；第二起，宋神宗驾崩后，高太后临朝听政，保守派首领司马光接管内阁，高调起用屡遭打压的苏轼。他先是由团练副使升任正六品朝奉郎，知登州。任命仅仅发出5天，他就被召回朝廷，高太后还公开赏赐了他。此后半年内又三次升迁，成为正三品的皇家近臣。第二落，是身居高位的他反对全盘废除新法，结果惹恼了保守派，被外放杭州知州（从三品）。第三起，两年后，被保守派召回朝廷。第三落，回到朝廷不久，他又因对变法的评价与保守派发生争执，得了个“顽冥不化”的恶评，然后被外放。被外放的第三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新党卷土重来。但在新党看来，在本质上他仍然属于保守派，只能把他管得更严，整得更狠，踢得更远，结果被贬到南海边的惠州，进而贬往天涯海角的儋（dān）州，直至病逝。
调任登州，是苏轼第二起的第一站，职位是知登州军州事，也就是登州最高军事行政长官。
元丰八年（1085）十月十五日，苏轼到任。二十日，接到进京赴任的诏书。十一月七日左右，正式离开登州。他在蓬莱的时间充其量只有二十几天。
此时的登州，尽管仍有商船与使船停靠，但已不复宋朝初年千帆交错、百舸竞渡的繁华。早在庆历二年（1042），为防范契丹从海上进攻，宋朝就在登州修建了“刀鱼寨”[36]，标志着这个千年古港由自然港变成了人工港，由热气腾腾的商贸港口变成了死气沉沉的海防要塞。
苏轼在极其有限的时间内，不仅浏览了登州的奇观，留下了十多篇诗文佳作；而且以一颗赤子之心，马不停蹄地视察海防、巡查官仓、走访民户，回京后立即向朝廷上了两个奏折，一是《登州召还议水军状》，请求强化登州海防建设，二是《乞罢登莱榷盐状》。依照他的建议，朝廷废除了当地的食盐官营专卖制度，改为由沿海盐民（灶户）直接卖给地方百姓，官府只收盐税，既保护了盐民的生产积极性，又降低了交易成本，减轻了百姓负担。
五日登州府，千年苏东坡。尽管他的才华尚未得到施展，但登州父老已经认识并记住了这个天天笑呵呵、没有官架子、名气大如天的人，后来集资在蓬莱阁上建了苏公祠。尽管他是任期最短的长官，但登州没有忘记他，把他刻入了《登州志》。尽管他永远作别了登州，但并未忘记这个给他带来视觉冲击和人生欢欣的地方，八年后写下了关于登州美石的名作《北海十二石记》。
他离开那天，寒风扑打着海岸，发出呜咽般的声响。他没有惊动登州百姓，而是简易的马车，简单的行李，不舍的表情。只有苍老的登州城和几个同事目送着他，直到这个接近50岁的小老头儿，徐徐走进如血的夕阳。
当时，苏轼前往长安的道路有两条，第一条是南下密州、沂州、海州（今连云港），然后西经徐州、宋州、汴州（今开封）、郑州、河南府（今洛阳）前往长安；第二条是西去莱州、青州、淄州、齐州，继而南下，经泰山灵岩寺、曲阜、兖州，转身向西，经曹州、汴州前往长安。第二条道还有一条岔路，就是从齐州转向西南，经平阴、郓州抵达曹州，然后西去。
苏轼选择的是南下密州的路。因为他做过两年密州知州，留有太多的足迹和牵挂，在那里曾写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千古名句。更重要的是，9年前他调离密州时，天降大雪，当地百姓遮道哭泣，他也掩面垂泪不止。20多天前，闻听他路经密州北上赴任，密州百姓又成群结队在路旁迎送，令他百感交集。
心告诉他，他必须再看一眼密州，看一眼淳朴可爱的密州乡亲。
八、寂寞的军港
苏轼所服务的宋朝，是一个崇儒尚文、排斥阳刚的时代，一个男人填词、女人缠足的时代。朝廷被党争搞得乌烟瘴气，军队被文人管得萎靡不振，只有艺术一花独放。那时的丝路仍在开放，食盐、茶叶、香料、钾碱、酵母、酒醋、生丝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精美的定窑、钧窑、哥窑、汝窑及景德镇瓷器源源不断运往海外，其中销往日本、朝鲜的瓷器、丝绸大多通过登州港。那时的日本仍在向中国学习，不过，学去的不是政治和军事，而是活字印刷术、瓷器制造术，还有所谓的文人生活“四艺”——品茶、焚香、插花、挂画。但宋仁宗当政以后，为了防备辽国、金国的海上进袭，登州刀鱼寨就基本失去了海上丝路的贸易功能，变成了以防御为主的寂寞的军港。
此后的元朝，和阴柔的宋朝截然不同。元朝的大一统江山和空前绝后的外向扩张，开阔了中国人的心胸，激发起他们探求世界的强烈欲望。忽必烈宣称：“我很喜欢知道各地的人情风俗。”就在这一时期，欧几里德（Euclid）的著作以及阿拉伯的数学、天文学、历法学传入中国。中国的印刷术、火药、罗盘针也经西亚传入欧洲。特别是元朝织造的纳石失（Nasich，金锦），也沿着丝路传到西方。马可·波罗（Marco Polo）曾在报达（Bagdad，今巴格达）见到过这种来自东方的金锦。
这种金锦也传到了高丽，却很少传到日本，因为忽必烈很快就和日本闹翻了。一开始，在中朝战场屡战屡胜的忽必烈，连续5次派使团漂洋过海要求日本人前来进贡，均遭到了日本镰仓幕府的断然拒绝。于是，他在至元十一年（1274）派出数万蒙古、高丽联军，在九州东部的福冈登陆，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暴，使联军几百艘战船和13000名士兵葬身海底。时隔7年，也就是灭亡南宋之后，忽必烈又发动了对日本的远征。远征军总数达到10万人，引路的高丽水军也有15000人，而且采取了分进合击的战术，一切都筹划得天衣无缝。然而，历史再次重演，老天又在8月15日鼓起双颊吹气，直到额上青筋乱暴，一场台风横扫了九州海岸，900艘战舰在怒风骇浪中像蛋壳一样被撞得粉碎，战士的尸体漂满海面，风暴吞噬了远征军一半的军事力量，第二次远征不了了之。日本神道教僧人把这两次葬元军于鱼腹、救日本于转瞬的暴风称为“神风”。蒙古人也迷信地认为老天与自己为敌，从此淡化了对日本的征服欲望。两次失败打破了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也使得从登州前往东北亚的海上丝路从此中断。
明朝大幕一拉开，同样弥漫着火药与血腥的味道。四周战事不断，边关城门紧闭。在丝路西端，西方国家要与明朝进行贸易，必须派遣使者带上“贡物”，进入明朝进行“朝贡”，明朝以“赏赐”的方法收购贡品，这是与明朝进行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按照中国和西域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每6年允许这些国家有72名商人进入中国。而在东部，时值日本南北朝对抗，在战争中失败的南朝诸侯，组织武士、商人、浪人到中国沿海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史称“倭寇”。倭寇像一股股黑色风暴，活跃在从辽东到广东的漫长海岸线上，沿海居民深受其扰。无奈之下，朱元璋加强了海防，修筑了海上16城。史载，洪武九年（1376），大明对宋代刀鱼寨做了大规模改造，建立了周长2200米、用于驻扎和操练水师的蓬莱水城，还考虑到登州濒临大海，是高丽、日本往来的要道，“非建府治、增兵卫，不足以镇之”，于是决定将登州升格为府，管辖蓬莱县、黄县、福山县、栖霞县、招远县、莱阳县、宁海州、文登县8个州县[37]；将登州守御千户所升格为登州卫，统领左、右、中、前、后、中左、中右七个千户所。升府立卫并得到扩建的登州城，周长九里，高三丈五尺，厚二丈，东门叫春生门，南门叫朝天门，西门叫迎恩门，北门叫镇海门，城楼高耸，威震海疆。
明朝唯一的一抹外交亮色，来自永乐大帝时期。永乐三年（1405）开始的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了87年，比达·伽马（Gama Vasco da Gama）到达印度早了93年，比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环球航行早了110多年。这一壮举，在客观上疏通了海上丝路，扩大了明朝影响，引发了中国渔民南洋迁徙潮。但从主观意图上说，永乐大帝此举，不过是帝王“虚荣政治”的典型症状，是一场耗资巨大的巡回表演。明英宗上台后，由于不堪重负，断然中止了这一劳民伤财的表演。
明英宗被蒙古俘虏之后，特别是嘉靖执政后期，朝廷吏治腐败，海防松弛，倭寇趁机与中国海商大贾狼狈为奸，视朝廷海禁令如儿戏，疯狂进行海上武装走私，公然在沿海杀人越货。
倭寇肆虐的年代，登州人戚继光走进历史的视线。16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他承袭了父亲的职位，就任登州卫指挥佥事（指挥使属官，正四品），走上了永不回头的铁血之旅。
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擢升为山东备倭都指挥佥事（都指挥使属官，正三品），驻扎在蓬莱备倭城（水城）内，总督登州、文登、即墨3营24卫。他整顿卫所、编练营哨、修造器械、组建民兵，主持建造了性能和装备均优于倭寇的大小战船，使登州成为大明沿海最为牢固的防区。两年后，他又奉调浙江，从义乌招募了4000名新兵，创建了军纪严明、战术多变的“戚家军”，直到将东南沿海的倭寇赶尽杀绝。正是由于在荡平倭寇和戍守北关中的卓越表现，他成为与白起、韩信、岳飞齐名的常胜将军，并与郑和、于谦、张居正、郑成功一起，被黎东方称为“千古不朽的豪杰”。
但这一切，只是为了防御。固守住疆界，笼络住人口，成为明朝实行海禁的真正目的。在他们眼中，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与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一样，不过是上天赐给他们的免费长城。
明朝实行海禁后，日本的海外贸易异军突起，因而早于中国进口了西方的天鹅绒（Velvet），以至于《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将天鹅绒称为“倭缎”，闹了一个大大的历史笑话。
九、英国佬来了
万历十五年（1588），民族英雄戚继光病死在登州。56年后大明就落山了，脑袋后面拖着辫子的满洲人就来了。不过，登州还是登州，海港还是海港。只是，由于马背上的大清不喜欢大海，实行了最严厉的海禁，采取了闭关锁国的国策，登州人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外国船队了。直到一个叫英吉利、一个叫法兰西的强盗，从海上入侵中国，攻陷了大沽炮台，打到了天津城郊，逼迫大清于咸丰八年（1858）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
名义上是条约，实际上是霸王条款。上面写着：英法公使常驻北京，并在通商各口岸设领事馆，英国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汉口、九江、镇江、南京为通商口岸，法国增开琼州、潮州、台湾、淡水、登州、南京为通商口岸，外籍传教士可以入内地自由传教，外国人可以入内地游历、通商。依照条约，登州等十个口岸应立即对外开放。
但条约并未立即实施，一方面，在大清看来，允许外国人自由进出口岸，形同开门揖盗，是比赔款还要大的侮辱；另一方面，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人称之为“亚罗号战争”（The Arrow War）——尚未结束，英、法帝国并不满足，咸丰帝也不服气，双方还在角力。直到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洗劫并烧毁了圆明园，300多名太监和宫女葬身火海，逃往承德避难的咸丰帝这才派出“鬼子六”奕与英法订立了《北京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条约规定，开天津为商埠；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割让九龙给英国；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增加战争赔款。每一条，都扎在大清的动脉上。
让人看不明白的是，在不该有效率的地方，清廷的效率反而很高。咸丰十一年（1861），大清宣布在天津设北方三口（天津、牛庄、登州）通商大臣，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辖，任命候补京堂、满洲人崇厚为三口通商大臣。上谕特别交代崇厚：“登州向系私设口岸，隐匿多年，现即新立口岸，自应派员专理。”[38]
同一天，受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Frederick William Adolphus Bruce）指派，新任英国驻登州领事马礼逊（Martin C.Morrison）前往登州，筹办领事馆和开埠事宜。行前，马礼逊亲自走访了曾在山东沿海驻扎过的法军将领，详细询问了山东半岛的地理及港湾情况。随后，马礼逊从天津出发，由陆路赶到德州，然后沿着古运河，详细考察了临清、东昌府、济宁、曲阜。3月7日，马礼逊在济南会晤了山东巡抚文煜，一再申明，所有内地码头地隘水浅，外国大船难以进出，通商口岸只能选择登州。对此，满洲人出身的文煜本想横加阻挠，但由于收到了崇厚关于协助在登州开埠的书信，只能隐藏起满腔的不甘，安排青州候补知府董步云陪同马礼逊前往登州。
马礼逊来到登州，兴致勃勃地登上蓬莱阁，但见阁东的水城浅可见底，目测水深也就是3米，只能停靠300吨以下的帆船，无法开进至少在千吨以上的铁船。港口外，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根本没有船舶避风的场所。马礼逊耸耸肩，继而摇头叹息。
接下来，马礼逊顺着海岸东行，因为他听那位法军将领说过，蓬莱以东有一片适合做港口的水域，法国军舰曾在那里停靠。
不久，这伙人就见到了中国最大、世界上最典型的陆连岛——芝罘[39]岛。两座岛屿的怀抱里，是呈U型向东和东北方向敞开的芝罘湾。这里地处山东半岛东端，扼渤海湾入海口，靠近国际主航道，是兴办良港的绝佳区域。
“这里叫什么？”马礼逊通过译员兴冲冲地问。
“芝罘。”
“就是它了！芝罘。”马礼逊的嘴巴咧到了腮边。
接着，马礼逊向董步云提出，开埠地点以登州下辖的芝罘（烟台[40]）取代登州府治所蓬莱。几乎未加思索，董步云就同意了对方的提议。因为在他看来，第一，芝罘是登州的辖区，开埠地点并未超出登州地面；第二，在此开埠，可以重开刚组建就因1860年法军进驻芝罘而被迫迁往福山县的厘局[41]。
董步云与登莱青兵备道道台[42]崇芳、登州知府戴肇辰协商草拟了一份《通商章程》，上报给了崇厚。崇厚，满洲镶黄旗人，一个让人不得不多说几句的人物，我在《大写西域》中也曾提到他。这个时期，曾经让人闻风丧胆的群体——八旗兵已经演变为好吃懒做、死要面子、抱残守缺的代名词，崇厚也不例外。刘锦棠收复新疆后，朝廷派崇厚前往俄国交涉收回伊犁事宜。临行前，这个满脑袋浆糊的人通过占卦得知此行不利，为了尽快回国，自作主张与俄国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按照条约，大清只收回伊犁孤城，城西和城南的土地全部丧失。朝野一片哗然，崇厚被弹劾入狱。如果不是曾国藩的次子曾纪泽与俄国人重新谈判，据理力争，中国的新疆版图就不是今天的样子了。尽管这是18年后的事，但此时的崇厚已经长成一副媚外嘴脸。他认定，面前的《通商章程》“与新议条约章程多有不符之处”，这些地方官员没有忠实履行大清与外国的约定，所以建议朝廷派直隶候补知府、蓬莱人王启曾，候补知府袁文陛，河工候补县丞曲纪官，到烟台筹划开埠事宜。派出王启曾，也许是崇厚一生所做的唯一的明智决定。
王启曾一行到达烟台后，对东西沿海做了周密考察，不仅发现烟台厘局“抽收厘金，办理诸行含混”，而且发现“除芝罘岛外，尚有石岛、庙岛和武定府所属大山、利津等口，统计大小海口不下数十处之多，中外商船皆可随时卸货”，港口一片混乱，急需建立海关，规范沿海秩序。
要建立海关，必须逐级请示。依大清官场的效率，文书批复回来，少则半年，多则数载；如果不请示，起码也要同僚共商吧，但董步云因厘局内部混乱被撤职，崇芳在莱州被捻军缠住，马礼逊在烟台山上忙着建设领事馆，王启曾几乎无人商量。就这样，一道人生难题摆在了王启曾面前。尽管他是道光年间的进士，但仍保持着山东大汉的本色，一向敢作敢为，曾因此而受到曾国藩的保举。眼下，如果按部就班走程序，听任混乱局面持续，他就不叫王启曾了。他断然决定：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开关征税。近代史上有名的“东海关”，就这样在没有“准生证”的情况下诞生了。
在古代官场，大凡不倒翁都是循规蹈矩的人，即便出了问题也无法怪罪到此人头上；而敢作敢为者往往跌跤，因为谁也无法保证凡事滴水不漏。由于准备不足，开关仓促，港口出现了一些纰漏，这就给了不怀好意者攻击他的口实。一时，口诛笔伐者有之，讽刺挖苦者有之，从旁起哄者有之，就连亲人们也担心他会被唾沫淹死。好在，朝廷里还有一个聪明过人的“鬼子六”——总理衙门领班大臣奕。史载，“鬼子六”不但没有责备他，还奏请皇帝将登莱青道道府从莱州迁到烟台，山东沿海5府16州县自行管理的23个海口厘局，也改制为东海关监督衙门监管下的23个常关。
烟台开埠后，英国人抢先在烟台山盖起了领事馆。之后，法国、美国、挪威、瑞典、德国、日本先后在烟台山设立了领事馆。许多国家的商行、银行、洋行、教堂、学校、医院及其侨民纷纷落居烟台，形成了庞大的外国近代建筑群。外国人的落居，给当地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辛酸。因为《北京条约》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所以，英法不仅把物产丰饶的胶东变成了原料基地和商品集散地，而且把人口稠密的山东半岛变成了劳动力市场。仅1904年到1906年，从烟台口岸运往英国的华工就达16444人。
就这样，曾经的小渔村烟台，成为山东最早的通商口岸，胶东半岛的新中心，中国北方货物的集散地。
英国人马礼逊东去后，美国传教士填补了英国在登州的空缺。海雅西（Jesse Boardman Hartwell）在登州北街观音堂创立了华北地区第一座浸信会教堂；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创办了登州文会馆，即后来的齐鲁大学；梅尔斯（Mills）夫妇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聋校——启喑学馆；倪维思（Nevius）夫妇创办了女义塾——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倪维思还在“广兴果园”培育苹果新品种，使得烟台成为西洋苹果与中国苹果嫁接的发祥地，这才有了享誉世界的“烟台苹果”。
尽管如此，蓬莱仍然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随着烟台港的勃兴，蓬莱港的地位随之下降，如今蓬莱港只是烟台港下属的四个港口之一。世事沧桑，过去烟台是登州的辖区，如今蓬莱归烟台管辖。
在登州稍事休整，高元度就冒着“安史之乱”的狼烟西行了。当时，山东境内的路有两条，一条是后来苏轼走过的南行密州、海州然后西去的路；一条是经莱州直接西去的路。高元度究竟走的是哪条路，目前尚无史料支撑和考古证据。
注释
[1]渤海国是高句丽被新罗吞并后，由居住在今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靺鞨族人建立的君主制国家。698年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建立震国，713年大唐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762年大唐册封大祚荣的孙子大钦茂为渤海国王。渤海国强盛时期曾享有“海东盛国”的美誉，926年被辽国所灭。
[2]见王海燕《日本古代史》，昆仑出版社2012年版。
[3]九卿之一，主掌鸿胪寺，从三品。鸿胪寺是朝廷负责管理外宾事务和朝会礼仪的机构。
[4]古代日本仿照隋唐建立的位阶制度共分8位16阶，从正一位到从八位不等。官位一至三位的属于高官，只有正、从之分；四阶开始，在四位里不但分正、从，在正从内还分正上、正下、从上、从下四阶。
[5]朝鲜半岛古国，660年和668年，新罗联合唐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统一了朝鲜半岛。900年和901年，新罗分裂出后百济、后高句丽。918年新建的高丽王朝，于935年、936年吞并了新罗和后百济，开启了朝鲜半岛的高丽时代。
[6]又称日本暖流，它沿着台湾岛东侧、琉球群岛西侧向北流向日本列岛西北，宽100至200公里，最大流速每天60至90公里，平均流量每秒2200万立方米，最大流量每秒6500万立方米，为世界第一大河亚马孙河流量的360倍，是北太平洋西部最为恐怖的一股暖流。
[7]见韩昇《遣唐使和学问僧——世界的中国》，中华书局2013年版。
[8]圣武天皇之女。749年继位，成为第46代天皇；758年让位给淳仁天皇，她成为太上皇；764年因藤原仲麻吕之乱废除淳仁天皇重登皇位，是为第48代天皇；770年逝世。
[9]见《渤海国志长编》卷十。
[10]“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的与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11]开元寺落成于唐开元二十八年（740），遗址位于现蓬莱市府前街西侧，是唐代登州80多座佛教寺院中名气最大的。1938年毁于日本侵略军，寺中的18尊铜罗汉像被日军运到了日本。
[12]见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3]吕岩，字洞宾，道号纯阳子，道教全真派祖师，唐宝历元年（825）进士，后来辞官游历天下并长期住在蓬莱，《全唐诗》收入他的诗300首，其中多首诗写到他的别馆蓬莱。
[14]见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5]因城东北有文登山而得名，相传秦始皇东巡时召集文人登此山论功颂德而得名文登山。
[16]见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1年版。
[17]高丽被新罗灭亡后，由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于698年建立的国家，占据东北地区东部、南部及朝鲜半岛北部、今俄罗斯沿海州一带，唐玄宗时期称渤海国。
[18]见《山东省蓬莱、烟台、荣成市贝丘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7年第5期。
[19]据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
[20]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21]邹鲁，指邹国、鲁国故地，也就是今山东枣庄、济宁一带。
[22]西周初年的古莱国，涵盖今山东临朐以东至胶州半岛的区域。莱人泛指山东东部古居民。
[23]指用紫草植物染制的紫绸，当时紫绸的价格数倍于素绸。
[24]“鲁缟”指产自传统鲁国地区的细白生绢，“齐纨”则是传统齐国地区所产的一种洁白光滑的细绢。《汉书·韩安国传》中说“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也”。
[25]见齐涛《丝绸之路探源》，齐鲁书社1992年版。
[26]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见《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27]汉代叫符传，唐代叫过所，即通行证。外国商旅通过关戍、渡口时需出示符传或过所文书。无文书行走者，视为“私度”，被查获就要治罪；文书所载物品与实际携带数不符的，也要处罚。
[28]由唐玄宗撰，李林甫注，成书于739年。
[29]相当于今天省一级的行政建制，道下辖府、州，府、州下领县。唐太宗时全国设10道，358个府、州，1551个县；唐玄宗时设15道，328个府、州，1573个县。由于道始终以监察为目的，并无长期设置的长官，到后期被节度使掌控。
[30]汉官名，设在山东，负责制作皇帝冠服。春做冠、帻，为首服；冬做纨素，为冬服；夏做轻绡，为夏服。
[31]见赵丰《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黄山书社2016年版。
[32]由皇帝亲自出考题，宋朝只进行过22次，成功通过的只有41人。
[33]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34]前两位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颜真卿的《祭侄季明文稿》。
[35]宋朝在此设“刀鱼巡检”抵御契丹，并设营扎寨，故名“刀鱼寨”，是登州水城的前身。
[36]见《明太祖实录》卷一零六，上海书店1982年版。
[37]见贾桢等修纂《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20页。
[38]“芝”即灵芝，指芝罘岛的形状恰似一株巨大的灵芝；“罘”即屏障。《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称烟台为CHEFOO。
[39]因境内有烟台山而得名。
[40]是清朝为筹集镇压太平天国军费在各地设立的征收厘金的机关，局下设卡，卡又有分卡、巡卡。逢卡抽厘，加重了商人负担；局员勒索刁难行旅，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这是清朝的一大恶政。
[41]道台，又称道员，正四品，是省（巡抚、总督）与府（知府）之间的地方长官。
[42]吴慧主编的《中国商业通史》显示，唐代一尺为31.04厘米，5尺为一步，300步为一里，一里相当于今465.6米。唐代1驿为30里，每天走5驿相当于今7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