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也许，作者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英国、美国工作学习的经历决定了小说里战争和殖民主义的题材。

库切于1960年从南非开普敦大学毕业（主修数学，兼修英语文学）后到伦敦。那一年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取缔了黑人政治组织非洲国民代表大会（即非国大），并制造了沙佩维尔惨案，国际舆论大哗。库切在英国生活了五年，主要在IBM公司担任计算机程序员工作，同时又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篇关于英国小说家福特的论文，获母校硕士学位。1965年，他获一笔奖学金，赴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丁分校攻读博士，三年后取得学位，受聘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1972年回开普敦大学教授英语文学。库切在美国居留期间遇到两件大事。首先是越南战争。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反战示威游行给美国社会造成极大的冲击。在这过程中，他不是消极的旁观者。其次，奥斯丁的校图书馆藏有大量关于南非的珍贵史料，库切在馆中尘封的书堆里发现了自己的先祖雅各·库切于1760年11月在好望角总督府所作的证词（即《讲述》的附录），不由抚今思昔，从自己国家的种族歧视联想到家史和早期荷兰移民在南非的殖民统治。库切在布法罗教书的时候开始酝酿和写作《幽暗之地》，他要做的是把这两件大事置于同一个意识形态的框架下加以考察。

近朱者赤。库切的博士论文是爱尔兰作家萨缪尔·贝克特的早期小说研究。《幽暗之地》明显受到贝克特的影响。文本套文本、作者作为人物出现、高度自觉的叙事方式、对精神病人心理状态的兴趣、主谓短句的使用（“我哼唱，我咆哮，我嘶嘶响，我怒号，我尖叫，我赞叹”），这些贝克特作品标牌式的特点也出现在《幽暗之地》。贝克特过于关心泛泛的“人类生存状况”，而库切的作品中更多历史、社会和伦理的探索，从《幽暗之地》的书名就隐约可见《黑暗的中心》的影子。库切延续并深化了波兰裔英国作家康拉德有关种族和殖民问题的思考。他的小说创作成就，当在贝克特之上。

关于库切赴美前的生活，他在自传体小说《男孩》和《青春》中做了较细腻的回顾。越南战争全面爆发时他还在伦敦。《青春》里一个细节道出了他对越南战争的态度。一天，他在《卫报》上读到头条新闻《自杀炸弹袭击者在南越造成浩劫》，报道的内容是所谓的“越共”士兵潜入美军的波莱古空军基地，炸毁飞机二十四架，并引发燃油储存罐爆炸。库切写道：

自从他（指库切本人）来到英国，英国报纸和BBC就一直发表美国武功的文章，越共成千被杀，而美国兵毫发未伤。如果对美国有哪怕一个字的批评，也是以最温和的方式出现的。他几乎无法使自己去读有关战争的报道，它们太让他恶心了。现在越共作出了他们不可否认的、英勇的回答。[1]

这次计划周密的偷袭发生在1965年2月7日。对在这次著名行动中的“自杀炸弹袭击者”，库切是钦佩的。就在这一年9月，他到达美国。可以说，他对越南战争一直非常反感。[2]但是，上引文字的锋芒却指向英国媒体。1961年，也就是库切到英国的第二年，南非与英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不得不退出英联邦。我们不难想象一位生活在英国的南非年轻人此时会有怎样痛切的感受。为什么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大加抨击的英国报刊就能容忍在越南发生的一切？《幽暗之地》将两者并列，要强调的就是种族隔离政策以及随之产生的对黑人民权运动的镇压与越南战争同根同源，乃是一对孪生兄弟。

越南战争在约翰逊主政期间全面升级，尼克松当选后通过时断时续的巴黎和谈考虑如何体面撤军。1973年8月，美国国会迫于国内外巨大压力通过法案，禁止政府在印度支那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翌年美国大幅度削减对南越政权的军援。可以说，在小说的创作出版过程中，越南战争的走向已趋明朗，以北越主导的越南统一恐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唐恩依旧沉溺于战争狂想，可见他是有意回避现实了。

在唐恩执笔的《计划》里，美国智库的可行性报告、政策建议和精神病患者的内心独白纠结在一起。唐恩是某大学肯尼迪学院（哈佛大学有同名学院）的学者，“神话艺术小组”的成员，他潜心研究的是神话如何在人类社会中起作用，各种象征性符号如何互相转换。要聘请专家筹划高效的宣传攻势，该小组成员确实是最理想的人选。战场上形势已经不妙，唐恩对战争的热情依然不减，为追求所谓自由事业的最终胜利，他建议军方继续在越南使用已引起公愤的橙剂（脱叶剂，主要成分为二噁英）[3]和旨在改变土壤硅酸盐结构的化学物质PROP-12。在生活和工作中他只挂念自己的前途，诿过卸责，极少考虑他人的感受。战争在家庭里也播下不睦。妻子玛莉莲觉察到战争唤醒了他心灵深处的兽性，只有等战争结束，他才可能重拾人性；而他则断言，玛莉莲的抱怨起于她对越南计划的嫉妒，只有他才了解玛莉莲和她的朋友们（也许都是对战争抱有怀疑的人），他们不了解他。唐恩是自己心目中真正的爱国义士，他苛责那些“美国梦已经幻灭的人”，并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诗人韩利（一译亨雷）《永不屈服》（“Invictus”，也可译为“不可战胜”）中的诗句激励自己：“我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我是自己灵魂的舵手。”诗中的“我”本来指十九世纪末的大英帝国，在《计划》里，它既指唐恩本人，也指二十世纪的超级帝国美国。

唐恩与人（尤其是他的上司库切）交往时紧张多疑，目光游移，举手投足都极不自在。这些身体语言再加上他对战争的狂热或许表明他曾受心理伤害。果然，读者在《计划》结尾处得知，唐恩大约出生于1940年，年幼时父亲当兵在外，母亲的形象给他带来的只有可怖的联想（“在夜色下展开她吸血鬼的翅膀”）。显然，他的心理防卫机制已把他不幸的记忆压制到潜意识的深处。（这恐怕有点俗套，美国大片里的系列杀人犯都会有类似的儿时经历。）现在他要仰仗B-52轰炸机携重磅炸弹和化学武器去“攻击大地母亲”，在非我族类的家园上演一出他个人的复仇剧。

注释：

[1] 《青春》，王家湘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62页。

[2] 这也给他带来麻烦。他在1984年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里回忆道，他在奥斯丁的时候，有个美国人责问他说：“你这么不喜欢越南战争，为什么还不回国？”

[3] 至今越南无数的橙剂受害人仍未得到美国政府的合理赔偿。